调查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分别检查出版物与警察和政客的关系，这对当局来说十分尴尬。当面对为何在给古德曼和莫凯瑞定罪后，他们的调查“冷却了”，没有继续下去这个问题时，警方尤为尴尬，因为那时显然还有很多罪行没有查明。据调查，报社还曾非法支付给警察款项，以购买独家新闻信息。
而政客在这个案件中的角色更臭。调查显示，政客们与鲁伯特·默多克的媒体世界纠缠不清，根本就无法找出从谁开始、以谁结束，直至电话窃听丑闻使其地位不再。例如，大卫·卡梅伦首相的宣传主管安迪·科尔逊就是《世界新闻报》的前编辑。调查还显示，默多克定期访问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在伦敦的住所），喝喝小茶。同时，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杰里米·亨特担负着监督默多克竞标英国天空广播公司——英国最大的卫星电视网络的情况，在调查前他承认他给过默多克的儿子詹姆斯一份贺词，告知其欧盟已同意竞标继续。尽管这是他的任务，但他也不应当这样做，换句话说，他有失偏颇。
卡梅伦自己也必须尴尬地证明他与丽贝卡·布鲁克斯之间的关系。后者在2000到2011年间相继担任过《世界新闻报》的编辑、《世界新闻报》的姊妹报《太阳报》的编辑以及默多克报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调查显示，卡梅伦是布鲁克斯的邻居，在乡间居住时，卡梅伦总是骑着当地警察借给布鲁克斯的小马。英国的市民还发现，他们短信的最后，总会标上“lol”这几个字母。卡梅伦说这是“许多的爱”的意思。一位已婚的政客给一个媒体执行官的不寻常问候，让人深思。最值得讽刺的是，其实“lol”通常的意思是“开怀大笑”。
电话窃听丑闻揭露了英国报纸界惊人的腐败程度，以及其触角如何伸向国家的中心。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还没有达到扭曲法律的程度（这真是万幸），但人们依旧认为媒体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以至于他们不能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为社会的良好发展而服务。约翰·罗伊德——路透社的前编辑和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记者专业的创始人之一——在自己的《媒体对我们的政治做了什么》一书中表示，为了在媒体上有个良好的形象，政客的决策被严重扭曲了，这会鼓励短期被动的思考方式。他相信，正是因为新闻媒体需要与其他娱乐形式竞争，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才将政治变得如此娱乐。劳埃德呼吁回到“公民新闻学”，呼吁记者们以帮助创建更好的社会为己任。
莱韦森的调查能为法律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将拭目以待。迄今为止，我们都认为法律的权威能够使媒体大亨“井然有序”。但是出版投诉委员会（PPC），作为纸质媒体制定政策的官方机构，可能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因为PPC无权对那些违反其条款的公司进行惩罚。同时，英国也没有针对控制新闻媒体活动和内容的相关法律法规，媒体的行为只受制于一般刑法和民法。但政府如果想要改变现状，也必须谨慎行事，否则会被指责为限制媒体，使政府不必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但要改变这种事态，任何政府都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就会被媒体挟持，出现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的尴尬场景。）
受媒体左右的美国总统大选
为了调查媒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角色，戴雨果教授专程前往美国，研究美国大选期间的新闻报道。美国的政治与很多非西方国家的暗箱操作不同，其选举过程几乎是透明的。候选人——现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及其主要对手米特·罗姆尼受到你能想象的最严格的审视和监督。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都会被许多电视、报纸或网络记者记录下来。与此同时，竞选团队每时每刻都在为其候选人精心安排，以保证信息以一种最积极的方式得到理解。
美国是世界上媒体资源最饱和的国家——99%的美国人看电视，88%的人上网，超过一半的人使用社交媒体——而且总统选举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活动，每四年就有一次，每次都会吸引全球成百上千的记者。不论发生什么都不会逃过人们的眼睛。戴雨果教授驾车行驶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写满竞选信息的看板。要是你看新闻头条，就会觉得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发生了。
对任何一个想竞选总统的人来说，控制通过媒体传递给选民的信息非常重要。他们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电视广告。教授去拜访朱利安·马尔维，他是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的传媒顾问。“电视广告对现代选举来说特别重要，它能够让你同时与大量的选民进行交流，”马尔维说，“网络并没有取代电视作为说服民众的主要媒在美国，媒体更不受法规的管制。媒体的权力很难被低估，因为它们是获得选票的必经之路。在一个99%的人都看电视，80%的人都上网的国家，政治选举是实时播出的。
介的地位。今年，2012年，在电视广告上的开销高达几十亿美元。在一次选举中，约有50%的预算是用于做电视广告的。”
另外一组在媒体风暴中心的人物是民意测验专家。他们的工作是将所有关于候选人的信息汇总成可以衡量的数据。通过定期调查选民投票的意图，分析其年龄、性别、种族和地理位置，以推进此项工作，分析出有效的数据。这些调查中有就公众对某一事项意见变化情况的调查，例如奥巴马总统如何管理教育或控制伊拉克的形势。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展示候选人在各个方面评级变化的表格层出不穷，任何变化都会得到实时的分析和解释。甚至还有关于其个人特点的民意调查，如好感度和诚实度。
朱利安·马尔维的妻子玛吉·荷马是一位杰出的民意测验专家。她向教授解释说像竞选人着装这种小事都能对选民的决定产生重大影响。“我给他们看过女性竞选人的照片，”她说，“人们会说她看起来像个家庭主妇或是竞选人的妻子，就因为她没有穿套装——她穿得更加休闲，而这并不是一个竞选人该有的样子。”
民意调查是美国人发明的。1824年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民意调查首次出现在了《哈里斯堡宾夕法尼亚》报纸的新闻报道中。报纸称，在其调查的人群中，有355人计划为安德鲁·杰克逊投票，169人计划为约翰·昆西·亚当斯投票。当然，杰克逊成为了总统，这使得人们相信民意调查能够预测事情未来的走向。在20世纪初期，《文学文摘》发出了几百万张明信片，希望读者表明他们的投票意向，并在1916年到1932年期间，连续五次成功预测了总统选举结果。这使得人们对民意调查更加有信心。但是在1936年，总统选举结果和杂志的预测出现分歧，杂志预测共和党候选人奥尔夫·兰登击败民主党富兰克林·罗斯福。但这次，罗斯福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这个结果表明，《文学文摘》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读者大部分是共和党，并不能代表全体美国人。这次尴尬的事件过后，民意调查在乔治·盖洛普的推动下
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肯尼迪和尼克松间的辩论采用了电视播出的方式，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电视转播政治辩论。从那时起，政治家们开始购买播出时段，通过电视兜售他们的政策和他们自己。
发展为一项更精确的科学，他运用的民意调查方法成功预测了1936年的选举结果。
如今，民意调查已经成为了一项每年50亿美元的产业。显然，它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信息，还能为政治候选人提供有用的反馈。但它也不是毫无缺陷的。一方面，它自身就会影响投票者的行为，因为人们很容易“随大流”，选那个他们认为会胜出的人，而不是选他们认为最适合的人。另一方面，候选人也会为了迎合民意而前后言行不一，而不是认真地思考和贯彻施政方针。很多人都认为，过分注意民意调查，而忽视真正的选举报告就像看肥皂剧或是对股票市场的监测一样，让我们忽视了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当然，媒体影响总统大选的结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例如，理查德·尼克松在首次的电视总统辩论上，由于其明显的“五点钟须根阴影”（指成年男士早晨刮脸后，在下午五点又长出的短短胡楂。按照社交礼仪如果晚上有重要活动，下午五点钟左右应该再刮一次脸，以示尊重对方），大家都认为他不可能赢得1960年的选举。因为尼克松的形象和约翰·F.肯尼迪清秀的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电视上看辩论的人们都认为肯尼迪会赢得竞选，而那些从收音机上听辩论的人们感觉则完全相反。
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一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为谁投票——虽然这种选择常被局限于那两三个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党派——为了更好地履行责任，知道的信息越多越好。但是，也不要让这么重要的抉择变为选美比赛吧！
媒体的面目：一面天使，一面魔鬼
毋庸置疑，西方媒体通常是一种正面的力量。也许，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华盛顿邮报》在20世纪70年代初爆出的水门事件。在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位华盛顿水门饭店的保安人员发现一群盗贼正试图闯入大楼中民主党的总部。通过一位不具名人士“深喉”的帮助，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成功发现了这群窃贼和民主党的竞争对手共和党的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之间的关系。最终，事情水落石出，尼克松早就知道这次入室盗窃，而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败坏民主党的名声，事情败露后，尼克松花费了共和党多达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试图掩盖此事件。1974年，尼克松迫于压力辞职。
西方媒体对社会有益的一面还可再举一例，即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成功帮助了那些由于服用医生错误开具的防晨吐药沙利度胺，而导致胎儿先天缺陷的孕妇获得赔偿。几年后，在数家英国报纸合力推动下，一部关于腐败建筑师约翰·鲍尔森的电视纪录片被解禁。这个建筑师通过贿赂不同政党中的多名政客，获批拆除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中心建筑，取而代之的则是粗制滥造的购物中心。
另外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的调查记者罗贝托·萨维亚诺对卡莫拉秘密组织（那不勒斯黑手党）的披露，这是一个强大的犯罪组织，在商业和政界都有很强的关系。
在西方社会，有很多人开始担心媒体推销和摧毁一个人的力量，担心媒体告诉人们如何思考。我们从不怀疑媒体的强大，但是我们却为它们应该强大到何种地步才合适而苦恼。这是西方社会一个重大的问题。
萨维亚诺2006年出版了《蛾摩拉》（2010年在中国出版）一书，该书有对卡莫拉秘密组织交易的深入剖析，因此，该书出版后，他受到了很多威胁。由于威胁相当严重，意大利总理最终下令警察对萨维亚诺进行终身保护。即使是这样，他也并不安全。2008年，卡莫拉秘密组织旗下卡萨雷西派别的警察内线爆出了铲除萨维亚诺及其护卫队的详细计划，即在那不勒斯到罗马的高速公路上引爆炸弹。即使是地位最高的政客，萨维亚诺也无法完全信任。其中的一些人，包括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也公开抨击萨维亚诺败坏意大利名声。虽然萨维亚诺一直被迫住在一个秘密居所，但他仍旧继续开展反对犯罪的活动。他甚至与别人共同主持过一个高端的意大利电视节目。
媒体作为正面力量，第四个知名案例就是1985年7月的“拯救生命”演唱会。
这个故事开始于1984年10月，当时爱尔兰的摇滚巨星鲍勃·吉尔道夫读到一条BBC的新闻报道，报道描述了严重的饥荒正威胁着埃塞俄比亚成千上万的人们的性命。吉尔道夫被深深地触动了，他联系了自己的朋友米兹·尤瑞——苏格兰乐队超声波的主唱，看看他们能不能共同制作一个慈善唱片，来缓解饥荒的情况。尤瑞创作的名为《他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的歌曲成为英国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单曲。但吉尔道夫觉得这样还不够，他准备组织一场盛大的演唱会，使用最新的技术，将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通过卫星信号连接起来。在这之前，任何电视节目都没有尝试这样做过。
“拯救生命”演唱会遇到了许多技术困难，但总的来说，演唱会还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所有西方的大牌歌星都过来免费义演，从米克·贾格尔、保罗·麦卡特尼和大卫·鲍伊到皇后乐队、麦当娜。全球约有19亿人在电视上观看了演唱会，至少是部分演唱会。这次演唱会为埃塞俄比亚筹集的善款约为1.5亿英镑，但这次事件的象征意义与事件本身同样重要。吉尔道夫找到了激发大家帮助他人的动力和方法，其实这在西方人的宗教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他成功激发了数百万人心中的热情。这件事给西方的领导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就是人们能做的事，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做到。而更多的人相互帮助，也正是人们希望看到的。这一事件，使原本是音乐界的事有了政治色彩。
27年来，吉尔道夫对于“拯救生命”演唱会筹集到的善款的使用方式感到遗憾，并质疑娱乐产业是否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一事件产生更大的作用。但是他仍然对这件事中展示出的媒体力量心生敬畏。毫不意外，吉尔道夫随后成为了一位媒体大亨，并与他人共同组建了一家电视制作公司。
如上所述，西方媒体可以成为非常积极的力量，如果媒体的自由受到限制，也不可能获得此结果。不幸的是，媒体同样会产生负面影响。
西方媒体过分行为的最大受害人就是戴安娜王妃，她为了躲避狗仔队，死于一场车祸。另一方面——这就是这件事的复杂之处——她很会利用媒体获取自己的利益，她在采访中公然曝出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之间的风流韵事。但是大标题背后，更要命的是媒体对名流和丑闻的病态痴迷——这对年轻人影响很大。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5到11岁的青少年最想做的头三项工作是体育明星、流行歌手和演员。而25年前，排名前三位的是教师、银行家和医生。显然，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出名，所以这一代人掉入了自制的失望陷阱。同时出现的副作用还有严重的厌食症。2009年到2012年，英国有98名5到7岁之间的儿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