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7月14日，普鲁士向法国宣战，普法战争爆发。若不是普法战争的爆发，中法战争必然无法避免。同以往一样，因为有外国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中国政府必然会对法国进行赔偿，当然赔偿的内容无非就是外国在华权力的扩大。
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及西方列强的态度。当时其他西方列强代表人都表示支持法国，赞成法国对中国采取严厉手段。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仍然援用中国政府最常用的外交手段，即最大限度地拖延。曾国藩和其他高官认为他们有义务恢复天津秩序并根据事实找出犯罪者。外国驻华公使们称：在此次事件中，只有少数虾兵受到惩罚，民众中对此次事件的赞扬声不绝于耳，并且一些官员亲切接待这些起事者的照片也见诸报端，这令他们极端不满。威妥玛（英国外交官，1871年任驻华公使）在给恭亲王的信中直接指出，在此次事件中，中国有很多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才参与。这些人即使没有直接领导此次事件，也至少为表面上默认了暴乱者的行为并暗中为他们提供了蔽护。威妥玛还说到，所有的外国人都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西方列强并不相信中国政府真心想找出此次事件的元凶，法国在北京提出处死天津当地官员的时候，西方列强正集结七艘军舰在天津海面示威。总理衙门在得知普法战争爆发后，承诺会进行一次严格调查，并指派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负责此事。该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李鸿章和曾国藩。西方列强对于曾国藩作为调查委员会主要成员一事表示强烈反对（在近年来爆发的两次大规模成功的反洋教斗争中，曾国藩都时任当地总督）。为了安抚西方列强的情绪，朝廷发布一道圣旨，将曾国藩从直隶省贬至江南省。接着，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职务，从湖广总督升为直隶总督。
自此，李鸿章在特别调查委员会中身担重责。最后，两名地方官员被认定是天津教案的元凶，被流放至满洲里。二十位积极参与屠杀的民众被处死。10月18日，在天津教案发生四个月之后，十六位民众被押至刑场斩首示众，在刑场中观看此次斩首的有法国领事、其它国家的一些外国人以及一大群中国民众。中国民众们并没有掩饰他们对这些被处死民众的敬佩之心，这些被处死民众在他们心里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除了将相关人员处死之外，中国政府还答应给予法国四百万两银元作为补偿，同时，派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与之前中国给其他西方列强的赔偿相比，这次赔偿实际上并不算多。但是外国一些主流观点认为，这次事件的罚金还是过重了。
在李鸿章领导之下的调查委员会使得此次事件以一个双方较为满意的结局结束。因此，李鸿章被赐予孔雀翎，在清庭中位列二等，同时，还被指派到军机处任职。
有了曾国藩任总督时的前车之鉴，李鸿章在三年之内认真考虑了两次关于对外巨额赔款的问题，实际上他是皇室外中国第一个考虑此问题的人。1872年，曾国藩去世，在同级官员中，李鸿章已身居首位。
天津教案对于清政府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因为这是慈禧掌权以来清政府第一次遇到如此严重的国际性冲突，在被所谓友好国家强迫签订不平等协议、并试图取代她的地位后，慈禧开始认真考虑那些威胁大清、威胁她掌权的各种因素。然而不幸的是当慈禧真正吸取天津教案教训，明白天津教案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三十一年后，由于没有能够及时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慈禧将自己与国家置于水火之中，大清危在旦夕。
§§§第6章外国传教士引发的统治危机
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慈禧太后曾经支持过基督教。在她六十大寿时，尽管她接受了一份中国基督教女信徒送给她的贺礼——《圣经》，但我们并不知道她是否阅读了这本书。历史上，慈禧太后对西方宗教最友善的时候是在1902年2月她从西安返京之后。这一时期，她正式接见了主教樊国梁（法国人，义和团运动时期北京西什库教堂北堂主教），并对其大教堂遭到义和团袭击表示诚挚地道歉，同时还承诺她将像对待其他大清子民一样对待基督教徒，不会予以区别对待。
虽然在她的统治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数量急剧增长，但慈禧太后对于西方世界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因此，西方人是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慈禧太后的影响力的，不管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即使这样的影响力已经存在了。此时，欧洲对中国的渗透几乎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即传教士首先作为先行部队进入中国，商人、炮舰紧随其后，最后一步则是在中国建立“殖民地”或取得“特许权”，或通过制造事端而全面占领中国口岸以及“中国内陆地区。”
为了阻止西方列强以这种方式入侵中国，大清不得不把精力放到如何抵制外来侵略这方面。因此，慈禧太后和她的心腹李鸿章开始商量起对策来。根据大清多年来对外经验，真诚与西方谈判是没有用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不管是出于宗教目的、贸易目的还是政治目的，中国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令人垂涎三尺的猎物。因此，要尽量在这些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之间制造矛盾，使其彼此间产生分歧并相互猜忌，以此拖延时间。这个政策被李鸿章称为：“弱国外交政策”。
此时此刻，在慈禧太后的故事中，我们将会看到大清是如何努力应对严峻的传教士问题。但先让我们暂时将此事搁置一会儿，来关注一个比其他问题更紧急、更突出的问题，即：由基督教问题引发的大清与世界各国的冲突问题。
我这里所记录的不过是把人们对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看法集合起来罢了，这些看法来源于：开明的中国人、明智或愚笨的外国人、官员、商人、记者、环球旅行者以及军队中的传教者、英国国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以及无数教派的新教徒。通常来说，把这些人的看法收集起来主要是为了对人类心智进行研究。然而，本书并没有如此野心，这些不多的附带信息将会给其他研究此话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我对此已然感到满足。
所有中立的西方观察家都承认，中国是世界上对宗教问题最为宽容的国家，上层阶级一直被灌输的是儒家的中庸思想，而下层阶级的人由于迷信而能够接受所有可以阻止战争发生的神灵。长期以来，儒释道三家思想，能够和平地共存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按理来讲，当第四种教义来到时，人们也同样不会排斥。如果儒教不排斥佛教、佛教不排斥道教、道教不排斥佛教，如果一个中国人能够同时真正的忠诚于孔子、佛陀和老子，那么这三个教派的信徒们是怎样团结起来一致排斥外来基督教的呢？
基督教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显然它不具备儒家思想的中庸，也不具备佛道思想的随合。它既没有向它的竞争对手们伸出友谊之手，也没有在碰面时礼貌寒暄，入乡随俗。并且，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相冲突，它不允许它的信徒遵循传统，世界上任何地区古老的民族风俗都不能遵循。在基督教中，基督教教义高于法律。这使得中国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和西方传教士的批评者有着一样的看法，即：基督教企图建立政府中之政府、主权内之主权？。
对自己的祖先顶礼膜拜，这是孝心到了极致的表现，是中国人最神圣的信仰。它在中国人心中地位超越了中国其他三种主要信仰，并对其它三种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伊斯兰教也接纳中国人的祖先膜拜。
但从十七世纪开始，北京的耶稣会士（耶稣会也就是国内的耶稣教，国外称新教。基督教广义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建议朝廷允许改变信仰，这种传统开始改变了，不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强烈抨击“祖先崇拜”，不允许它们的信徒遵循非基督教的信仰。改变渐渐开始了，每个城镇和村落中诸如驱逐带来瘟疫、霍乱等疾病的魔鬼的一些仪式、一些为安抚盛怒的神仙而进行的戏剧表演、一些祭拜神的生动的场景都被禁止了。此后，一些原已加入基督教的当地信徒也开始辱骂上帝和他的崇拜者。这给基督教增加了额外负担，因为教徒的退出将使得基督教收到的公共基金锐减。
传教士中诋毁自己教派的宗教仪式或者宗教游行几乎没有发生过，到
注释：① 备忘录中提到，传教士正是致力于“在国家内建立不定数目的国家。”本世纪的开端，这样的事件才偶有发生。
史密斯博士是中国传教士作家中最客观公正的一位，对于基督教的宣教者们在传教中略微参照了哲学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他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罕见和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很有可能想起的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宣道者。实际上，还有很多人，不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并不像他笔下那些人一样能够在传教中参考照孔孟思想。
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之前很少受到相关训练，即怎样传教以及（更重要的是）在传教时如何做到不冒犯别人？。因此当基督徒的老师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时，中国人认为他们攻击了自己的信仰。当然，这种传教活动在当地人看来，也会有政治方面的攻击。传教士普遍声称他们仅代表清教传教士，并没有任何政治阴谋，但同时他们其实参与了一些抨击罗马天主教神父的活动。
法国政府过去曾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把传教士视为侵略游戏中的一枚棋子来对付中国，这无疑会让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承受很多本不该承受的骂名。在某种程度上，法国政府已经失信于罗马天主教，法国外交官是从最近才开始假装成为罗马天主教的保护者的，以借此在中国获取利益。
中国人并不善于区分教派与教派之间的不同，因此把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罗马天主教神父的罪恶加到了基督教福音传道士身上。当我们谴责这些传教士们聚集起来干涉大清法律事务（法律事务指对天津教案的审注释：①例如，这些初来乍到的传教士们也许从未听说过“风水”，这是一种神秘学，它可以为房屋的建造高度以及选址提供帮助、它可以规划道路的走势、它还可以预测很多很多事情，因此这些罗马天主教徒无法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广州建造他们的大教堂时会受到如此攻击，由于大教堂的高度超过广州所有的建筑，对当地“风水”不利，会给其带来厄运，因而全城充满了愤怒之声。对于“风水”的一无所知，也成为传教士们在中国为传教事业的发展打开一个良好
局面的阻碍之一。判），并且不公平地给当地官员压力时，我们会将惩罚施加给所有教派。
传教士热衷于传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种传教热情甚至能够驱使他到法庭上恳求官员授予他传教的权力。然而，不可能所有的传教士都能站在真理的那一边或代表真理。当一个政府官员屈服于传教士对法律事务的干涉时，会给民众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基督教进入中国却被群起而攻之既有主要原因，也有一些次要原因。
次要原因包括：医学传教士的行为，女修道院的建立以及女性对传道的参与。下面让我来讲述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医疗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做了诸多好事，就连他们最强劲的传教对手也不敢否认这一点。可是医疗传教士们却成为受迫害的第一批人。在天津教案爆发之前的一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例如医疗传教士们救婴儿一命却被歪曲成反基督的煽动者，绑架儿童是污陷外国传教士最常使用的理由。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给予腐败信条的致命一击》出版了。这本书通过将基督教徒道格拉斯教授与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早期基督教徒进行全面地比较，以达到谴责道格拉斯教授的目的。本书作者地位与长江水师将军相比，不相上下，但是长江水师将军彭玉麟早在1824年暴力迫害基督教徒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就已经发行了大量的此类小册子。之后，彭玉麟还发起过对外国人的令人毛骨悚然且荒谬的指控。他认为外国人为了取中国儿童的眼睛和身体其他部位入药而谋杀了大量中国儿童。天津以及周边地区的愚民们居然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彭玉麟的指控，这使得一些真正的慈善家死于非命。
从表面上看，这些医疗传教士在中国人眼里的确比一些坏人心眼还要坏，因为他们曾展出人骨以及装有人体器官的瓶装标本事在中国已经人尽皆知，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这种以人体器官做标本的做法。在中国，还有人断定医疗传教士的家中一定还有人体标本。
瓶装婴儿标本的展出是扬州教案发生的导火线。当时扬州修女鼓励人们将死婴带到育婴堂受浸这一举动，使得它遭遇了跟天津修女会一样的不幸。
修女在当时的中国并不讨人喜欢，中国的僧侣道士也都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因此，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徒们更不用妄想会有什么好的待遇了。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把违背传统看做是违背伦理道德的国家。一些传统在中国有种特别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似乎无处不在。当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发誓一定要与这些传统抗争到底。他们禁止信徒祭拜祖先、蔑视圣贤，否定民众心中之神灵、风水规则，他们还认为人权高于法律并时常恐吓当地政府官员，同时，还鼓励妇女去争取无限自由的生活。如果有野蛮的居民毁坏教会建筑，他们会通过武装力量对其进行报复，当然，进行经济赔偿也是必须的。中国政府官员犹如出纳员，将白花花的银子双手奉上，接着，新的港口城市也会被迫开放，外国人顺理成章取得这些城市的居住权。
虽然中国不同的阶级对基督教有着不同程度的不满，但对于中国从上至下所有阶级都特别抵触基督教这一事实，我们也能够理解了。基督教企图让基督教信条取代孔子、孟子以及其他被人们推崇的哲学家制定的生活准则，这让中国的文人们抱怨不断，他们认为基督教宣道者冒犯了中国圣贤；传教士声称要与政府官员平起平坐，引起了政府官员强烈的愤慨；新的教义严重否定中国的传统习俗和节庆，引起普通民众的仇恨。所有的不满都源于一处，这使得所有的阶级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条统一战线一致对抗外来宗教侵略者，这导致几个世纪后，中国的基督教徒总人数仍不到一百二十五万。实际上，早在九年前，帕克教授估计只有五十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