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社交圈子十分狭小，主要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整日里为解决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忙碌奔波，没有闲暇和余力去结交朋友。他的朋友都是工作、生活圈子里的人。爷爷的朋友李智勋、木匠李爷爷、还有一个那时在我家种过菜的李兆有爷爷经常到我家坐坐、聊聊，自不待说，别的朋友都是我父亲的工友、渔友、猎友。
和我父亲最投契、最密切的朋友是倪朝有的儿子倪秀山。他和我父亲年龄差距很大，小有二十多岁，却是关系最亲近的“忘年交”。他一米八十多的大个子，长方形脸，双眼****的，两个颧骨稍高，长得英俊，笑起来特别有魅力。人又聪明能干，很受女人青睐。他跟铁路装卸队的老耿头学会了京剧的全部行当，特别是拉得一手好京胡，他也带出了不少徒弟，他们经常在一起玩“票”，自得其乐。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住过一个女房客，姓曹，跟他学青衣，嗓音浑厚、嘹亮，真是“绕梁三日、余音不绝”，至今她那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我还历历在目；那腐骨蚀心的声音仿佛就萦绕在我耳旁。
其后，倪秀山跟我父亲学织网打渔，他秀口惠心，凡事一学就会，而且水性好、有闯劲，打渔的本事一点不比我父亲差。
他讲义气，遇事肯为朋友着想，对我家帮助很大。
铁路职工孙彦，喜好文艺，和倪叔叔一起演个《铁弓缘》、双簧什么的，渐渐地和我父亲也熟悉起来，跟着我父亲学会了织网、打渔，而且打渔的瘾头特别大。他在车站西头的白房住，等孩子长起来，房子不够住，我父亲帮他盖起了三间大瓦房，一时成了平房的样板房。
我父亲最早的朋友是王老五大爷，他本名叫王玉泰，在家中排行老五，所以大家都叫他王老五，渐渐地他的本名反而没人叫了。他懂点民间医术，会扎针放血，我二弟小时候受了寒，就是他给扎好的。他是“老炮手”，是打猎的好手。我父亲就是受他的影响，买了一杆“大把子”，逐渐学会了打猎。王大爷没有儿女，收养了一个儿子，长大后，在临江林业局机械厂做技工。
六五年冬天，王大爷退休了。有一次，他独自上山打猎，走到马家岗岗后，干沟子上掌，遇到一只火狐狸，浑身通红的毛色，个头很大，就跟在我王大爷身后，不即不离的，我王大爷也不理它。也许是迷信思想作祟吧，打猎人定的规矩，狐狸是不准打的。我王大爷继续前行，那狐狸仍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王大爷站下，它就坐下，两个前爪举在胸前，眼睛盯着我王大爷。我王大爷转回身来哄它，它也不理。王大爷心想：“你以为我真不敢打你？我要举枪你还不走，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是你自找的。”想罢，我王大爷端起枪来，向它瞄准，意思还是把它吓走。可是瞄了半天，它不但不走还抖搂了抖搂毛。我王大爷的犟劲可就上来了，搂头一炮就轰了过去。我王大爷的枪法那是很准的，要不能称为“炮手”吗？等硝烟散尽，我王大爷凝神一看，那狐狸咋也没咋的，仍然坐在那儿，逍遥自在，尾巴还一翘一翘的，仿佛在示威。我王大爷这气呀，胡子都要翘上天了，接二连三地开了好几枪。那时候，“大把子”已改成了“撅把子”，往枪膛里上子弹那种，比“大把子”装填子弹快多了。那狐狸仍然不跑不逃，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瞅着我王大爷。我王大爷肚子都要气炸了，迅速换上枪弹，仔细瞄了瞄准，一搂“勾死鬼”，只听“轰”地一声响，我王大爷便失去了知觉。原来，枪膛炸了，半截断抢从王大爷的右脸颧骨下的腮帮子扎了进去；冲击的力量把他打倒在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王大爷醒了过来，眼睛被什么东西烀住了，使劲睁了睁，睁开了一条缝，只见天地一片红色，那只狐狸早已无影无踪，血红的太阳已经过了中天。原来是自己满脸血迹。王大爷伸手一摸，断抢仍然扎在肉里。王大爷慢慢坐起身来，把包饭的包袱皮，撕成布条，摸索着把断抢拔出来扔掉，用布条把伤口包上，站起身挣扎着走回家。
从那以后，王大爷脸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伤疤，他再也没摸过枪，天天挑着渔具到当石沟口打渔。
还有一位冷大爷，是我爷爷在错草住时的老邻居，生平最爱打猎。枪法如何我不知道，但“打猎经”却是一套套的。他就老两口，没有儿女，冬天每天晚上，都到我家说古拉今。
他总是教我父亲上山时，要扛着枪，把引火帽压好，食指勾着扳机，大拇指搂着“大把子”的狗头，遇到起飞的野鸡，抢往下一拿，大拇指顺势就把狗头楼开了，一捋上踪就搂火，打飞那时十拿九稳。打“卧”儿（就是猎物趴在那儿），要看上下坡。猎物在上坡，要瞄脊梁杆；在下坡要瞄肚皮。
他讲了一个打老虎的故事，吓得我汗毛直竖。他说，有一个“炮手”，住在错草还往里走的地方，枪法那是没说的，说打你的眼睛，绝打不着眼睫毛。这天，他一个人扛着猎枪上山了。走到一个陡坎儿上，他身上突然打了一个冷战，他“咦”了一声，心想：“莫非这儿有大牲口？”就往后退了几步，找了一棵树，倚着树坐了下来，把子弹压好，握着枪，屏气敛声，凝神谛听着周围的动静。过了半天，毫无异常，他心里开始“画魂”：“这是怎么了？莫不是我感觉错了？”正要站起身，突然一个斗大的虎头，从坎儿下冒了上来，头上的“王”字纹比巴掌还大。他一屁股跌坐在树根，抓起枪，瞄了一瞄准，“嗵”地一枪就打了过去，只见那虎一下子蹿上了半空，一个转身，跌落到坎儿下去了。他知道打中了，但不知是否把虎打死了，赶紧装上子弹，举着枪在这儿等着。不一会，虎头又从坎儿底下冒了出来，他想：“这回我可要打准了，要叫你上来，我还有命吗？”想着，他凝神屏气，仔细瞄准了打了一枪。那虎还是一折身，跌回坎儿下去了。坎儿底下的情形他看不到，他寻思：“这回你该跑不了了吧？”就站起身想到坎儿上看个究竟。刚站起身，就见虎头又从坎儿下露了出来。他心里一惊：“今儿个是怎么了？真是撞着鬼了，这虎怎么干打不死呀？”冷汗从他头上可就下来了。猛兽就在面前，不容他多想，赶紧抓起枪又是一枪，那虎仍然翻到坎儿下面去了。他定了定神，心想：“这回别冒失，等它确实不再上来了，我再过去。”果不其然，他心神还未落定，那虎又晃晃悠悠走上坎儿来。还没等它整个脑袋露出来，他就瞄准“王”字，打了过去，那虎翻身就掉了下去。这时的他，手脚绵软，全身没有半点力气，心想：“今天我是玩完了，我这一生祸害生灵太多，老天爷这是向我讨命来了。”想罢，他坐在树根处，擎等着老虎来向他讨回血债了。等了半晌，四周没有一点动静，他只听到自己心脏“蹦蹦”跳动的声音。慢慢地他身上恢复了点力气，他爬起来，走到坎儿顶，向下一看，“唉呀妈呀”地失声惊叫起来。原来，四只虎，都是天灵盖被打碎，躺在坎儿下。他“啪啪”两下把枪摔了个稀巴烂，从那以后，金盆洗手，再也不打猎了。
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使我差点笑喷了。这个故事发生在大阳岔林场的沟里，确实是实事。有人下了一个套子，准备套狍子。套子下在一棵倒木上，倒木有两虎口粗细，一庹多长。“狍子力量小，反正也拖不走，这么块倒木就足够了。”——他想。等他去溜套子，发现套子没有了，倒木也不见了，下套子的地方树棵子被压倒了一片，仿佛趟出了一条道，他就顺着踪迹找了下去。前面树木密了一些，灌木丛被压过的痕迹没有了。却发现树皮有磕碰的痕迹，他就捋踪跟了下去。原来一只黑熊钻进了套子，黑熊力气大，它没法拿下套子，就拖着倒木往前走去。黑熊体形大、动作笨拙，眼睛上方的毛发特别长，常常把眼睛遮住，所以东北人管它叫黑瞎子、熊瞎子、狗熊，但是它相当聪明。只要人不冲撞它，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伤害人的。黑瞎子拖着倒木走到林子密的地方，倒木绊绊拉拉，那狗熊就把木头扛在肩上，往林子深处走去。下套子的人，跟着走出很远，听见熊叫，驻足一看，大喜过望。原来，那只熊扛着木头上了树，当它下树的时候，木头卡在树枝上，黑熊吊在那里打提溜。山里人都知道，黑瞎子会上树，但不会下树，往往都是往树下掉，所以有“黑瞎子跌膘”一说。下套人喜出望外，心想：“这下可打个老实的。”想罢，他就赶紧回去取枪，并招呼左邻右舍的邻居来帮着抬黑瞎子。一行人来到山上，一看那黑瞎子仍然在那张牙舞爪，就是没个抓手，急的嗷嗷直叫。大家都以为这下子那还不是“坛子里抓王八——手拿把掐”呀。下套人叫大家先站在山坡上不动，等他把熊打死，大家再帮忙往家抬。下套人端着枪凑到黑瞎子跟前，举枪瞄准了黑瞎子胸前的白毛。东北黑熊有一个特点，胸前心脏的部位都长着白毛，这是他全身最脆弱的地方，只要打正了管保一枪毙命。黑瞎子悬在半空，身子不停地旋转，下套人举枪等黑瞎子转过来，照准白毛就是一枪。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枪不但没结果了黑瞎子，反而把钢丝套打折了。黑瞎子挣脱了钢丝套的束缚，撒腿就向下套人追来。下套人扔了枪，转头就跑，他哪跑得过黑瞎子，没跑几步就被黑瞎子抓住了。只见黑瞎子一把薅过他来，塞在屁股底下，，硕大的身躯就坐在他身上了，而且还使劲揻了揻。求生是人的本能，下套人在黑瞎子身下，本能地挣了挣，可黑瞎子像泰山压顶一样，把他压了个结结实实。黑熊见他在身下挣扎，就转过身来，在他头上啃了几下。撕心裂肺的疼痛，倒使下套人清醒过来。传说，黑瞎子不吃死人肉，刚才心慌意乱把这茬给忘了。既然想起来了，下套人马上躺在地上屏住呼吸，一动不动装死。黑瞎子见他死了，待了一会，起身离去了。众邻居这才一拥而上，把下套人送到医院。他虽然面目全非，但毕竟捡回来一条命。
安国海叔叔是造纸厂的工人，长得浓眉大眼、方面阔口，声音似钟。他每次来都不多说话，只是喝着茶水听大家唠嗑。有一年春节过后，他从厂民兵连借了一杆步枪，领我父亲、我和王玉春上山，五天打了五只狍子。但他从不吹嘘。
一次，冷大爷说：“其实，子弹的速度并不快，二百米开外，看见枪管冒烟，人再躲就来得及。”
我父亲说：“那不可能。”
冷大爷说：“你还不信，我敢和你打赌。你上烈士塔下站着，我在这道口开枪，估计这也就二百多米，你看见冒烟了再躲，保证打不着你。”
我父亲说：“我可不干。要是你打歪了，我一躲，撞枪子上了，怎么办？”
单叔叔是煤建公司的职工，他就住在我干爹于树先的房里，和我家是紧邻，所以每晚必到我家坐坐，和大家神聊一番。他不爱好打猎，后来就恋上了打渔。他生性谨小慎微，打渔也是小打小闹，要是一次打了二三斤鱼，就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他愿意讲解放战争时期的事。什么哪次见到****了、哪次见到肖劲光大将了，什么肖华在街里刘大夫家看病，以后还给刘大夫邮来东西了，每件事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不容你不信。我父亲的工友，王玉春几乎是每晚都来；铁匠刘师傅时来时不来；另一个铁匠白师傅，是个“半吊子”，干活偷奸耍滑，我父亲常说他：“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中”，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拉倒”。后来他见大家都不待见他，也就不怎么来了。
我家就是大家谈天说地的一个场所，我父亲经常备一些红茶末，我母亲给烧水，来了人就冲上水，大家边喝茶边唠嗑。也有时，倪叔叔带一些票友来，又拉又唱，说说笑笑的，好不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