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朋友的茶
住在北京，其实朋友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总有个想法，找个可以坐一坐的地方，先是邓友梅发现这家广东馆子，他说，不错，那早茶档比较地道，听他一说，我和他去了，试试，还行。后来，叶楠也加入这个行列，接着，又添了刘萌，最后，张洁也参加进来。转圈儿做东，据说，典出于张学良，他与张大千、张群等老朋友们聚会时，转到谁，谁就去埋单请客，省得大家抢着掏包付钱，破坏胃口。
我们觉得这主意不错，按年龄排序，一轮下来，然后再从头开始。谁愿意吃什么，就让车子推过来自取，谁愿意喝什么，关照服务员就是了。友梅重茶，叶楠品味，张洁偏爱又甜又咸的点心，我与刘萌对那里的豆浆油条，情有独钟。这五位，或冒寒风，或顶烈日，暑去寒来，也维持了一些时日，大家从城的四面八方聚到这里。喝过瘾了，吃尽兴了，谈够劲了，聊得嘴也乏了，然后，期约下次，走出饭店，不一会儿，便分头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行人中间。
一把年纪，几个朋友，虽无涸辙之鱼的感觉，但却有相濡以沫的精神，难得见一次面，说长道短，哈哈一笑，天南海北，一顿神聊，所费不多，快乐不少，能有这样潇洒和谐的茶聚，也就其乐融融了。
回想当年，初读毛主席唱和柳亚子的那首诗中，有“饮茶粤海未能忘”句，或许由于年轻生猛，不谙世情，或许由于革命积极，少有闲暇，颇对老广每天早晨的这门功课，不以为然。我听广东朋友讲，若一早起来，不到茶楼，吃它一盅两件，这一天就好像淡而无味了。等到年岁有了，经历多了，福也享过，罪也受过，生活的滋味，酸甜苦辣，体会得也不知多少遍轮回来去，于是，要也不多什么，不要也不少什么的那种所谓的“欲望”，也就像茶一样，越泡越淡了。便觉得早晨要是有那么一块地方，可以坐在那里，悠然地喝上一盅茶，是何等的惬意了。
我不知道老北京原来有没有粤式的茶楼，但北京的茶馆，从我所知起始，不怎么令人提气，既没有南京茶馆里的大煮干丝，也没有四川茶馆的什锦果盘，更没有广东茶馆的水陆杂陈。五十年代，初到北京，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尚有茶摊。等到我想喝茶的时候，北京的茶馆都升级为饭馆，为酒馆，更求实惠了，因为哪怕卖炸酱面也比摆茶摊赚钱。来半斤面，捞在碗里，勺打死卖盐人的酱，客人稀里糊涂吃下去，顶多原汤化原食，来碗面汤，交钱走人了。可喝茶就没这么痛快了，一壶一壶地续水，且得遛服务员的腿呢！
所以，以后每到广州，就是饮茶。吃广东早茶，你大可不必注意年轻气盛之流，红男绿女之类，这些人，倘非谈生意，做买卖，就是吊膀子，谈恋爱。我觉得在茶楼里最有看头的，是那些有点子年纪的老翁老媪，他们才是真正的茶客，他们才称得上是茶楼的灵魂。尤其这些虽嘴瘪齿缺，但鹤发童颜，虽顶秃童山。但眉毫长寿的老人家，喝到尽兴的那一刻，得大解脱，得大自在，呈半仙之体，得禅悟之意，十分惬意，万分舒泰，那种快乐，好让人羡慕。
一杯淡茶，是我们每个人在其生命旅程中，能够一陪到底的朋友。烟会离开你，酒会离开你，妻子情人会离开你，朋友同志会离开你，只有这一盏茶，大概会久久地实实在在地握在你的手中。茶之可贵，还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的终身之友，它那一股冲淡的精神，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尽量要想得开的根蒂。
偶尔，也设客座，邀请一两位大家都熟的什么人，为茶聚增添一些新意。杂七拉八，家长里短，芝麻油盐，赏心乐事，无主题，无边际，无主无宾，无拘无束，主旨无非解颐逗乐，增加食欲，开心凑趣，帮助消化而已。一桌人，加起来，数百岁，若还有什么活得不明白的话，大概也是真有点不知好歹了。
到了这把年纪，多些恬静，少些狂躁；多些宽余，少些紧张；多些平和，少些乖戾；多些善自珍摄，少些干扰他人。人生如茶汤，茶是越泡越淡的，人也应该渐渐地淡下来才是。或许，这就是我所体会到广东人的饮茶之道，这也是我们这些文友们，能够坐在一张桌子茶聚的原因。
茶之美，在于那一份心安理得的冲淡。
母亲的酒
“酒这个东西，真好！”这是我老母亲喝完了最后一口，将酒杯口朝下，透着光线观察再无余沥时，总爱说的一句话。
她喜欢酒，但量不大，一小杯而已。有的人喝酒，讲究下酒菜，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窘，两口子的工资加在一起，不足一百多块钱，要维持老少五口人的开支，相当拮据。她也能够将就，哪怕炒个白菜，拌个菠菜，也能喝得香喷喷的。那时，几乎买不起瓶酒，更甭说名酒了，都是让孩子拎着瓶子到副食店里去零打。这类散酒，用白薯干为原料酿制，酒烈如火，刹那间的快感，是不错的，但爱上头，尤其多喝两口以后，那脑袋很不舒服的。
然而，她还是要说：“酒这个东西，真好！”
我妻子吃酒酿圆子都会醉的，不过，她很喜欢闻那股白酒的香味，所以，一家人围桌而坐，老太太拿出酒杯，倒酒便是她的差使。那时，我们很穷，穷得不得不变卖家中的东西。可再穷，这杯酒还是要有的。因为有富人的酒，也有穷人的酒，喝不起佳酿，浊酒一盏，也可买醉。后来，大环境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渐入佳境，好酒名酒，也非可望而不可即了，可是我母亲仍对二锅头情有独钟。我曾经写过一篇《酒赞》，就是赞扬这种价廉物美的老百姓喝得起的酒，歌颂这种陪伴我们一家人度过艰辛岁月的酒。
现在回想起故去的老母亲那句话，“酒这个东西，真好！”就会记起当时饭桌上的温馨气氛，在那个讲斗争哲学的大风大浪里，家像避风港一样，给你一个庇护所，在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小屋子里，还有一缕徐徐萦绕在鼻尖的酒香，那充实的感觉，那慰藉的感觉，对一个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我怀念那有酒的日子，酒，意味着热量，意味着温暖，那时，我像一头受伤的动物，需要躲起来舔我流血的伤口，这家，正是我足以藏身，可避风霜的洞穴。
那时候，很有一些人，从无名之辈，到声名鼎沸的诸如我的同行之流，最终走上了绝路，很大程度是由于内外相煎的结果。如果我经受了大会小会的批斗以后，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来，若是再得不到亲人的抚慰鼓励，而是白眼相待，而是划清界限，这样雪上加霜的话，家庭成了一座冷冰冰的心狱，还有什么必要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呢？
虽然说是避风港，未必就能保证绝对安全，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凶险和不幸，破门而入。所以，那时的穷，倒不是最可怕的事情，猝不及防的发难，才是真正令人忧心的。穷，只要不到断炊的地步，是可以用精打细算的安排，用开源节流的办法捱过去的。甚至还允许有一点点奢侈，让孩子为奶奶去打四两散酒。而那些总是看你不顺眼，总是要想法使你过得不痛快，总是恃自己政治上的优越，要将你踩到烂泥里去的人，简直防不胜防。因此，当老母亲把酒杯翻转来，对着透过窗户的冬日阳光，说“酒这个东西，真好”时，即使那是片刻的安宁，短暂的温馨，也是难能可贵。尤其一家人在默默无言中，期望着你能在困境中支撑下去的眼神，更是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要倒下去的原动力。
其实，一九五七年因为写了一篇小说，被打成“右派”，我和妻子约好，没有必要将此事告诉老人，让她在思想中成为一种负担；但天长日久，她也不可能毫无察觉我的碧落黄泉式的政治跌宕。不过，她始终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但也是从那以后，她有了这种喝上一杯麻醉自己的习惯，而且一定要说出那句关于酒的口头禅。
前不久，上海一张报纸上发表出丁聪先生画我的一张漫画，有我自题的一首打油诗，其中“碰壁撞墙家常事，几度疑死恶狗村。‘朋友’尚存我仍活，杏花白了桃花红”的“疑死”二字，绝非夸张之词，这就更让我怀念那杯母亲的酒了。一般来讲，她喝酒，从来不鼓励家中的别人喝酒，但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当那些“朋友”们“帮助”得我“体无完肤”，真觉得离死不远的苦痛中，我母亲会破例地在她喝完那小杯酒，在说“酒这个东西，真好”时，再倒上一杯，放在被斗得身心疲惫的我面前……
如今，须发皆白的我，也到了我母亲喝酒的那般高龄了。据报纸载，喝一点干红，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或许益处更多。现在，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在空巢中的我和我老伴，每当在饭桌上坐下来，品尝着琥珀红的酒浆时，就会想起那杯母亲的白酒，这一份记忆，也就渲染上一层玫瑰般的甜蜜色彩。
于是，“酒这个东西，真好”的话音，就会在耳畔响起。接着往下想，酒，究竟好在哪里呢？这就是：无论在阳光灿烂的季节中，还是在刮风下雨的岁月里，只要是有酒的日子，那幸福，就属于你。
2002年第5期
李国文，生于1930年，上海人，作家。主要作品有传记《莎士比亚》，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涅槊》，随笔杂文集《骂人的艺术》、《淡之美》。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