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在“四书”结业后，讲授《诗经》、《左传》、《庄子》、《纲鉴易知录》之前，首先讲授了《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尔后就练习作文和写诗。他很重视对句，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反复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讲授李氏的《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的诵读声。
他还给我们讲，对句讲究虚字、实字。按传统说法，名词算实字，一部分动词、形容词也可以算是实字，其余的就算虚字。这种界限往往不是很分明的。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先生还常常从古诗中找出一个成句，让我们给配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对出上联。我面对窗前场景，想了一句“衰桐摇败叶”，先生看了说，也还可以，顺手翻开《杜诗镜余》，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昧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秋柄，一个响晴天，先生领我们到草场野游，回来后，让以《巧云》为题，写一篇五百字的短文。我把卷子交上去，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细细地看了一遍，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正值旧历八月初一，民间有“抢秋膘”的习俗，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饭。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原来，塾师批改作文，都用墨笔勾勒，一般句子每句一圈，较好的每句双圈，更好的全句连圈，特好的圈上套圈。对欠妥的句子，勾掉或者改写，凡文理不通、文不对题的都用墨笔抹去。所以，卷子发还，只要看圈圈多少和有无涂抹，就知道作文成绩如何了。
先生年轻时就吸鸦片烟久吸成瘾，每到烟瘾上来之后，荼饭无心，精神颓靡，甚至涕泗交流，只好躺下来点上烟灯，赶紧吸上几口，才能振作起精神来。后来，鸦片烟也觉得不够劲了，便换上由鸦片里提炼出来的吗啡；吸了两年，又觉得不过瘾了，只好注射吗啡的醋酸基衍生物一海洛因(俗称“白面”)，每天一次。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行草，凡是前来求他写字的，都带上几支“白面”作为赆礼。只要扎上一针，立刻神采飞扬，连着写上十张八张，也没有问题而且笔酣墨饱，力透纸背。
由于资金有限，他每次只能买回四支、五支。这样，隔上几天就得去一次高升镇。“阎王不在，小鬼翻天。”他一出门，我们就可以放胆地闹学了，这真是快活无比的日子。这天，我眼见着先生夹个包揪走出去了，便急急忙忙把我和嘎子哥的书桌摞在一起，然后爬到上面去，算是登上了皇位，让嘎子哥给我叩头请安，三呼万岁。他便跪拜如仪，喊着“谢主隆恩”。我也洋洋自得地一挥手，刚说出“爱卿平身”，就见老先生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原来，他忘记了带钱，走出二里地才忽然想起。往屋一进，正赶上我“大闹天宫”，据说，当时他也只是说了一句：“嚯！小日子又起来了。”可是，却吓得我冷汗淋淋，后来，足足病倒了三个多月。
病好了以后，略通医道的魔怔叔说我脸色苍白，还没有恢复元气。嘎子哥听了，便悄悄地带我去“滋补”，要烧小鸡给我吃。他家后院有块韭菜地，几只小鸡正低着头在里面找虫子吃。他从后面走过去，冷不防腾起一脚，小鸡就糊里糊涂地命归了西天。弄到几只以后，拿到一个壕沟里，逐个糊上黄泥，再捡一些干树枝来烧烤。熟了之后摔掉泥巴，外焦里嫩的小烧鸡就成了我们丰盛的美餐。
这类事干了几次，终于被看青的“大个子”叔叔(实际是个矬子)发觉了，告诉了魔怔叔，为此嘎子哥遭到了一通毒打。这样一来，我们便和“大个子”结下了怨仇，决心实行严厉的报复。那天，我们趁老先生上街，两人跑到村外一个烂泥塘边，脱光了衣裳，滚进泥坑里，把脸上、身上连同带去的棍棒通通涂满了黑泥，然后，一头钻进青纱帐，拣“大个子”必经的毛毛道，两个黑孩拄着黝黑的棍棒分左右两边站定。只见他漫不经心地低头走了过来，嘴里还哼着小曲。我们突然大吼一声站住！拿出买路钱！”竟把他吓得打了个大趔趄。
与这类带有报复性质的恶作剧不同，有时候儿童淘气，纯粹出于顽皮的天性，可以说，没有任何前因后果。住在我家西邻的伯母，平时待我们很好，桃子熟了，常常往我们小手里塞上一两个。我们对她的唯一不满，就是她一天不住嘴，老是“嘞嘞嘞”，一件事叨咕起来没完，怪烦人的。
这天，我发现她家的南瓜蔓爬到了我们这面墙上，上面结了一个小盆大的南瓜，便和嘎子哥一起给它动了“手术”：先在上面切一个四四方方的开口，然后用匙子把里面的瓜瓤掏出来，填充进去一些大粪，再用那个四方块把窟窿堵上。经过我们观察，认为“刀口”已经长好了，便把它翻墙送过伯母那面去。隔上一些天我们就要找个事由过去望一望，发现它已经长到脸盆一般大了，颜色也由青翠转作深黑，知道过不了多久，伯母就会用它烛鱼吃了。
一天，见到伯母拎了几条河鱼进了院子，随后，又把南瓜摘了下来，搬回屋里。估摸着将要动刀切了，我和嘎子哥立刻赶到现场去看“好戏”。结果，一刀下去，粪汤“哗哗”地流满了灶台，还散发着臭味。伯母一赌气，就把整个南瓜扔到了猪圈里。院里院外骂个不停，从正午一直骂到日头栽西。我们却早已蹦着跳着，“得胜还朝”了。
在外面跑饿了，我和嘎子哥就回到他家菜园子里啃茄子吃。我们不是站在地上，把茄子摘下来一个一个吃掉，而是平身仰卧在垄沟里，一点点地往前移动，用嘴从茄秧下面去咬那最甜最嫩的小茄苞儿。面对着茄秧上那些半截的小茄子，魔怔叔和园工竟猜不出这是受了什么灾害。直到半个月以后，我们在那里故伎重演，当场被园工抓住，才揭开了谜底。告到魔怔叔那里，罚我们把半截茄子全部摘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吃掉，直弄得我们肠胃胀痛，下巴酸疼，暗中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类“蚀本生意”了。
但是，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顽童是没有记忆的。没过多久，我们又“作祸”了，而且，情节更为恶劣。那天，我的书包里装了一把炒熟的黄豆，放学后忘记带回家去，第二天发现书包被老鼠咬个大窟窿。这是妈妈花了两天工夫精心缝制的，我心疼得流出了眼泪。嘎子哥说，别哭别哭，看我怎样收拾它们。
他的本事也真大，不知道怎么弄来的，一只大老鼠已经被关进小箱子里。晚上自习结束，他引我到马棚里，就着风灯的亮光，用一块麻布罩住老鼠的脑袋，让我用手掐住，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半把生黄豆一粒粒塞进老鼠的肛门里，再用针线缝死，然后放出门外。当夜院子里发生了一场群鼠大战。原来，那个老鼠因腹中黄豆膨胀而感到干渴，就拼命喝水，水喝得越多就越是膨胀，憋得实在忍受不住了，便发疯似地追咬它的同类，结果，当场就有三只老鼠送了命。
私塾不放寒假，理由是“心似平原野马，易放难收”。但进了腊月门之后，课业安排相对地宽松一些。因为这段时间没有背诵，晚自习也取消了，我便天天晚上去逛灯会，看高跷。但有时，先生还要拉我们命题作诗，或者临机对句，也是很难应付的。
古制嘉平封篆后即设灯官，至开篆日止。”意思是，官府衙门到了腊月(嘉平月）二十前后便要封存印信，停止办公，临时设置灯官，由民众中产生，俗称“灯笼太守”，管理民事。到了正月下旬，官府衙门印信启封，灯官即自行解职。乡村结合本地的实际，对这种习俗作了变通处理。灯官的差使尽管能够增加一些收入，但旧时有个说法当了灯官的要倒霉三年”，因此，一般的都不愿意干。村上只好说服动员那种平时懒惰、生活无着的“二混子”来担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计中的困难。
到了旧历除夕，在秧歌队的簇拥下，灯官身着知府戏装，头戴乌纱亮翅，端坐于八抬大轿之中，前有健夫摇旗喝道，两旁有青红皂隶护卫，闹闹嚷嚷地到全村各地巡察。遇有哪家灯笼不明，道路不平或者随地倒置垃圾，“大老爷”便走出官轿，当众训斥、罚款；街头实在找不着岔子，就要走进院子，故意在冰雪上滑溜一下，然后，就以“闪了老爷的腰”为名罚一笔款。
这笔钱，一般用来支付春节期间各项活动开支，同时给予灯官这类特困户以适当的补助。被罚的对象多为殷实富户，农村所谓“土财主”者，往往都是事先物色好了对象，到时候找个名堂，走走过场。这样，既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又带有鲜明的娱乐性质，颇受民众欢迎。
每当灯官出巡，人们都前呼后拥，几乎是全村出动。这天晚上刘先生也拄着拐杖出来，随着队伍观看。第二天，就叫我们以此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和一首即事诗。嘎子哥写了什么，忘记了；我写的散文，名曰《“灯笼太守”记》(全文附后)，诗是一首七绝：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先生看过文章，在题目旁边写了“清顺可读”四个字；对这首七绝，好像也说了点什么，记不清楚了。散学时，先生把这两篇文字交还给我，让带回家去，给父亲看。
记得还有一次，那天是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外面锣鼓声越来越近，知道是高跷队(俗称“高脚子”)过来了。见老先生已经回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卧室，见他正与魔怔叔共枕一条三尺长的枕头，凑在烟灯底下，面对面地吸着鸦片烟。由于零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荼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了一句放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
歌鼓喧阒，窗外脚高高脚脚；
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我正愁着找不出恰当的对句，憋得额头渗出了汗津，忽然见到魔怔叔把脑袋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便灵机一动，对出了下句：
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
魔怔叔与塾师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临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后来从事诗词创作获益颇深。
我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情状难以一一缕述。但是，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溶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而两位老师帮我造就的好学不倦与迷恋自然的情结，则久而益坚，弥足珍视。
“少年子弟江湖老”。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轻脆的风铃声，仿怫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边。马缨一风铃，风铃一马缨，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