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然而，他对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却是在自学过程中通过阅读名人着作而自觉不自觉地引发出来的。起初，曾国藩在治学方向和内容上都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只要是名人的着作他都拿来阅读，既无老师指教，也很少有朋友与他一起切磋琢磨。在自学过程中，他广泛“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通过一段时间的钻研，曾国藩既加深了对古文的兴趣初步摸索到做文章的路数同时也受到桐城派思想观点的影响，把“文”提到与“道”相等同的地位。1841年8月，他从北京琉璃厂买回一部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着作《朱子全书》，认真阅读其内容。大约是在阅读过程中引发了他对理学浓厚的兴趣，但苦于缺乏读书方法、治学门径，他在三天后怀着虔诚的心情专门拜访了同乡前辈唐鉴，请求其指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曾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时为太常寺卿。他“潜研性道，宗尚洛闽”，号称为主宗程朱的理学大师，在京城士林中声望较高。对于曾国藩的慕名拜访之举，唐鉴心中感到非常高兴也就诚心诚意地告诫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可以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身体之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了使曾国藩懂得理学在中国文化中、在修身和治国诸事中的重要地位与关键作用唐鉴又告诉曾国藩：做学问的门径有三条，即义理、考核、文章。
理则不能作。所以，只有义理之学最为重要。听了唐鉴这番教导，曾国藩深感耳目一新：“听之，昭然若发蒙也。”从此，他严格按照唐鉴的指点，潜心阅读钻研义理之学，日有收获。唐鉴作为曾国藩钻研程朱理学的启蒙老师，不仅在治学方法上对曾氏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修身处世方面亦给予曾氏多方指点，从而在他死后曾国藩作《唐确慎公墓志铭》对其道德、文章给予高度评价：“扶掖贤俊，倡导正学”，培育出一大批程朱理学名士，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人“皆从公考德问业”，我曾国藩后生辈“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常常跟随在唐鉴身边，相互探讨古今得失之学，受其影响至深且远。
1842年11月，曾国藩还专门向倭仁请教过修身之道。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被时人称为一位有影响的大臣和讲授宋明理学的权威曾任同治皇帝师傅和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在曾国藩向倭仁问学的过程中，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最要紧。”即是说，通过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自己头脑中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杂念尽快消除在微露苗头之时，处处要求自己的思想言行沿着古圣先贤的模式发展。且将学术、心术、治术三者融会贯通，联成一体，使学问得到升华，道德水平得到提高。如此，则会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的功能所在、精要所在。在倭仁的启导之下，曾国藩终身对理学在儒学中的核心和指导地位坚信不移力求在实践中阐发和张扬并加以发展。
军机大臣穆彰阿与曾国藩有师生关系。曾国藩得到他的器重和赏识，自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后，于1847年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849年又升任礼部右侍郎，青云直上，仕途顺畅得很。就在这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于1851年1月爆发，清军前往镇压，结果节节败退。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府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让他更为忧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懵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为了提醒清廷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曾国藩于1851年4月上疏咸丰皇帝，提出裁兵、节饷以及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事上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他揭露当时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说：“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他认为，这样的军队绝对胜任不了“剿贼”的重任。怎么办呢？如何改变这样一种将不能用、兵不能战的被动局面呢？曾国藩向皇帝提出了裁汰劣弁羸兵，“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的主张。然而，这次上奏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他的正确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叶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他曾在家书中明确指出，此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此疏概括起来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前线“剿贼”的人员安排不妥。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相反，“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冶：姚莹威望颇高，仅“泛泛差遣委用”，而严正基地位低微，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即是疏于大计的明证。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明确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要求言以广，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其中确有“嘉谟至计”者，要予以奖励。但结果如何呢？‘‘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示奖许者，也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以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都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表现。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是，饰非拒实。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之初，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冶。
这是皇上失信于臣工的具体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实为不妥。
最后，曾国藩毫不客气地劝诫咸丰皇帝：“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猝（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大学士祁寯藻与季昌芝从中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
众所周知，中国专制政体，历朝沿而加甚。追至有清，体制益严，君臣之分，俨若天渊，奏疏措辞，务为巽顺；遇有谏诤，必先竭力颂扬，然后折入本题，字斟句酌。因而，清末奏议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风远矣。曾国藩能在一两年之内连上数折，屡屡陈言，尤以不阿谀奉承，不顾利害得失，犯颜批评皇帝，言中时弊，词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是不多见的。他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主要、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和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中求实学风的尽力弘扬。
他奉命夺情出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其治军方略，最终将坚持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为延长满清王朝六十余年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国藩自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着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在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以儒生领军。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当他于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他并不打算应命，并草拟疏恳请准其在家终制，拟具呈张亮基代奏。缮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陷，人心惶惶，恳请曾国藩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其为保卫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即出山治事。于是，曹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曾国藩为何最终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他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际，封建纲常伦理大乱已至，我为维护封建统治、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
众所周知，曾国藩本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居京为官时，对军事虽曾做过理论上的探讨，但毫无实际经验可言，并不善于打仗，所以凡属他自己临阵的时候，多半是吃败仗的。但是，他所提拔的将官，却能攻城略地，叠立战功；他所统率的兵勇，却能死心塌地受他的指挥，为他卖命。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用儒学为主体的封建纲常伦理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八旗和绿营兵的治军方略。
以维护封建名教为词，刺激、吸引和动员士大夫阶层以及一般乡民参军参战，这是曾国藩建军和治军的重要方略之一。我们知道，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为了推翻满清统治，使天下男女老幼都过上“人间天堂的幸福生活”，考虑到旧式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武器已无法吸引和激发广大农民更高昂的革命热忱，于是借用外国基督教教义，搬出上帝这块招牌来为他们的行为制造理论根据。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爆发后，洪秀全连续发布《奉天诛妖檄》《谕救世人檄》《奉天讨胡檄》等战斗檄文，矛头直指封建的纲常伦理、满清的君君臣臣。至1853年定都南京后他们在各地捣毁庙宇、寺堂，焚毁孔孟经书典籍，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给予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切都无不使得以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为终身职志的正统士大夫阶层感到震惊和愤恨；同时也使得那些虽受封建制度剥削压榨，却又渴望宁静、安于现状的笃实无华的乡下民众，也感到恐慌和不安。出身翰林、饱览经史、矢志充当封建制度卫道士的曾国藩，正是抓住了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抛出《讨粤匪檄》的文章，以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攻击太平军搅乱社会的安宁，破坏中国固有的人伦社会制度以及强迫人民信仰上帝教和焚毁神灵寺庙的行为；从而号召那些“读书识字者”，或参军参战，或出钱出力，支助湘军，“以卫吾道”。
因为太平天国采取的激进的文化摧毁政策，缺乏现实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把某种文化的延续或中断形式看得过于简单，几乎造成了它与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尖锐对立。其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扫荡式的否定。民间信仰作为民俗社会心理的沉淀，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价值取向。缺乏坚实理论准备的摧毁一切传统之举只会造成对传统文化批制的混乱，难免会遭到大众心理上的排斥。曾国藩等人在当时清醒地认识到，廓清学术末流、规范社会和文化秩序非常必要，但首要任务即是“讨粤匪”，拯救“名教之奇变”，恢复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才能谈及其他治世之举。这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同保护桑梓、维护传统文化与维系清王朝统治便达成一致。故檄文的文化号召力广为流布，而曾国藩等理学经实派因时而起，不断获得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事实上，曾国藩这种以地方性刺激两湖三江的人民，以“名教奇变”刺激士大夫阶层，以神佛刺激那些下层群众的政治性大动员，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一时间，那些已经取得了功名，正在潜心学问，或正在为猎取功名、寒窗苦读的学人士子以及那些为养家糊口、辛勤劳作的乡民，自觉不自觉地或辍笔从戎，弃学从军，或是顾不上即将收割的庄稼，抛妻弃子，洒泪而别，一齐汇集到他的旗帜之下，开始了那出生入死、玩命疆场而又罪孽深重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军旅生涯。
对士兵进行精神武装，即用封建的礼教去陶冶、维系军心，培植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有势力，这是曾国藩治军方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曾国藩在当时就已明确认识到，农民起义之所以频繁发生，内忧外患之所以纷至沓来，八旗、绿营兵之所以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望风披靡，一触即溃，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大乱已至，人心涣散，尤其是清军缺乏为朝廷卖命的忠义血性。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国藩非常重视孔孟儒学“仁”、“礼”那一套在治军方面的作用。他严格要求带兵之人“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如能坚持以“仁”和“礼”治军，“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他强调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仁”、“礼”的思想灌输于士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大限度地减少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长官、服从长官、维护长官，为长官出生入死，卖命捐躯，在所不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