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礼”，强调“教化”。所谓“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六艺之教，以礼为要。君主学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宜使”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虽然，君主、君子、小人学礼的目的不同，功效也不一样，但都不能超越礼的规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子学礼不越轨，小人学礼要安分。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通过“礼”的“教化”，使人人都自觉地接受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约束，一步都不可逾越。反之，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这套礼的义理，千百年来，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地位的稳固和延续，不仅在封建社会上层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深深地影响到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没有文化或者只有很少文化的下层劳动群众也会有形无形地受其束缚和影响。总之，“礼”成为维持和延续中国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中国自古以礼教治国，不论遭遇何种变故，圣贤的书也不可不读，圣贤的遗教也不可不守，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不可不继续发扬光大，流传万世。因此，曾国藩所谓的“以礼自治”的目的，就是呼吁封建统治阶级，认清“四方多难，纲纪紊乱”的形势，“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做到“以忠诚而为天下倡”。曾氏极力主张封建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强调“克己复礼”，甚至在必要时应去“捐生”卖命，从而动员和团结封建地主阶级一致行动起来，全力对付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封建纲常名教，挽救清王朝的危亡。
与此同时，曾国藩反复强调“以礼治人”的重要性，试图把人民群众的一言一行纳入地主阶级“礼治”的轨道，使“人人纳入规范之中”。他认为，清朝政治之所以腐败，封建统治之所以江河日下，日益应付不了新形势的发展，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风暴之所以席卷大半个中国，外患之所以纷至沓来，一发不可收拾，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民心目中“礼”的观念淡薄，固有的封建伦理和社会秩序絮乱。他在书信和曰记中都曾反复谈论到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絮乱”，要维护成法，就必须崇尚“人治”曰要做到“以礼治人”，就必须以孔孟宣扬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基本准绳，去教育和感化民众，使之自觉接受封建统治者的束缚和驱使。曾国藩曾公开宣称：如人们穿鞋、戴帽“不可倒置”一样，“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礼教纲常，也“不可倒置”，不可越离，必须严格遵守。他认为，封建的仁义道德是自古不变之常径。他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谓道者。”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谓的“以礼治人”的目的，就是要封建统治者团结一致，“辟异端”，正人心，对付“犯上作乱”的民众，用封建礼教来规范、束缚人民。
然而，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封建传统文化曰益衰败的局势下，如何回复礼的规范，发挥礼的效用，则是一个必须解决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事实上，与封建专制政体不可能照老样子继续生存的境况一样，传统的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照搬老样子而发挥其作用。廓清学术末流，恢复学统，进而规范统治秩序，再现文化辉煌，成为清咸丰、同治年间对新的学术的急切呼唤。曾国藩在当时明确认识到，解决时世之艰难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是要重建(并非重复）社会秩序，使社会文化重归于礼（不是简单的复礼），这才是真正的“平天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隆礼”。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在曾国藩这里，礼的外延包括了义理与经济，使内圣与外王、学术与事功重新集结于一体。“礼”不再是冷冰冰的周孔，它既是一种学术，也是一种政术。其经世性与义理性，在曾国藩这里达成了理性价值和工具价值的有机统一。同时，它既体现了维护传统文化的原则性，又富有发展传统文化的灵活性。在实践方面，这种礼学（理学）经世的思想能够做到与实学经世有机结合，使曾国藩以及一大批文人学士走下庙堂，迈出书斋，深入到时代政治实践之中，并且获得巨大的现实反响。这是因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久远深厚的中国文化由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其自身的转型过程有其无法人为改塑的发展演变规律。任何一个阶级或个人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实践活动，如果适应了这个转型时期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就有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反之就有可能遭到失败。很显然，曾国藩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文化理论与实践活动，与前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曾国藩等礼学（理学）经世派以其务实的学风，开明的创造力，统揽全局的胆识，逐渐成为时代的先锋与号角；其敢于正视现实、勇于学以致用的文化性格，在使曾国藩本人成为精神领袖的同时，又促成了这一文化同盟的壮大。而曾国藩等礼学（理学）经世派在对传统推陈出新伊始，首先完成的便是在《讨粤匪檄》指引下的社会力量的重新凝结。他们通过檄文呼吁“君子”、“仁人”乃至“凡读书识字者”奋起为卫道而战。而广大农民在保家与“口粮”等现实禾IJ益的驱使下，日益远离太平天国运动。在《讨粤匪檄》的指引下，江楚民众日渐以各种形式团结在曾国藩等礼学（理学）经世派的周围。农民们甚至竞相投入湘军，出现了“丐书干请而后得人”的情况，乃至有农民因当不上正勇而当伙夫“随营待补”的现象。知识分子则被曾国藩的学识与威望所折服，将其视为知音与指针十，纷纷加入其幕府。总之，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扑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成为清末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被不少人顶礼莫拜，推崇为一代“圣贤”、“万世之师表”，他这套“礼(理）学经世”的政治主张的成功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种礼（理）学经世观念的促使下，他以“礼（理）”劝说、动员和吸引封建官僚士大夫以军旅为职业，与农民起义军为敌；他以“礼(理）冶要求、鼓励和诱导他的子弟、他的部属，在维护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超越传统文化，为延长清朝封建政权的寿命而不惜以死效力。因此，曾国藩的这种政治主张对中国近代士大夫治世方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曾氏在世时，其影响就已很明显；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许多跻身于政界的人士，总是要效法、继承曾国藩的“礼治”说教，以期达到强化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目的。李鸿章、张之洞、，世凯、蒋介石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自幼接受儒学传统教育。1847年考中进士，供职翰林院。当时，曾国藩正在北京极力提倡程朱理学，对李鸿章的才识颇为赏识。李于是投入曾国藩门下，学问日有长进。1858年，李被曾国藩聘为幕僚，从此开始了他在政治上师事曾国藩的生涯。李鸿章自称为曾国藩门下的“传教习教之人”。曾国藩确实也对李鸿章另眼相看，着意栽培，“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鸿章成了曾国藩“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的忠实继承人。
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虽已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缓和，反而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步伐的加快而进一步深化了。就在清政府大肆吹嘘所谓“中兴”的时候，各地督抚都纷纷向朝廷诉说：愚民百姓并未因屠杀和关押而变得“驯顺”起来，而是更加“桀黠冥顽”，不服管束了；就连过去受封建思想教化较深的一些人，也不像从前那样“礼让”和“畏法”，而是与那些“刁民”一起，动辄“聚众抗官”，严重影响地方统治秩序。更多地区的人民甚至包括一部分“文人士子”，都掀起了以反洋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斗争。为了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秩序，消弥人民反抗斗争这一巨大的、致命性的威胁，李鸿章强调，消除“内乱”的办法主要不在于武力镇压，长久而深远之法就是用曾国藩“礼（理）学经世”的思想学说来扭转社会风气。他明确指出，要使国内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就必须遵循他的老师曾国藩所提倡的“礼治”原则，极力宣扬“尽礼”、“克己”、“明理”等孔孟之学，这是扭转“世道人心”的根本办法。李鸿章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礼让”行事，用礼的道德规范促使统治者统一行动，一致对付农民起义，用礼的精神锁链把人民群众的手脚紧紧地捆绑起来，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维护中外相安的局势，专心自立自强。他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礼治”方略在平定捻军起义和各地反洋教斗争时，被清政府所接受和采纳，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因此，李鸿章在这方面受曾国藩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
张之洞（1837--1909年），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其父张瑛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在贵州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地方大员。张之洞在幼年时期经常受到其父的训勉，把“知礼”作为读书和为人处事的根本。他1863年中进士，1867年和1873年分别担任湖北、四川两省的学政。1882年升任山西巡抚后，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步伐的加快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得一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士大夫接触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鲜事物，逐渐冲破儒学的思想樊篱，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产生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他们要求对外抵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求得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对内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改变一些封建的政治制度，让资产阶级参政议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改良思想和主张反映出成长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从一个侧面冲击了当时的统治思想--儒家学说和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与此同时，由于中外统治者敲骨吸髓的剥削，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一部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加剧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而有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到以下层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抗粮、抗捐和结社暴动等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中。这种情况的发生，使张之洞感到焦虑不安。在张之洞看来，一方面资产阶级要分享封建统治权力，这样一来，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有可能被推翻，失去其统治中国的唯一合法地位，这是对封建纲常伦理的背叛；另一方面，文人士子与愚民百姓串通一气，不服约束，这是乱伦违礼，离经叛道，绝对不能允许。怎么办呢？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险恶的局势呢？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张之洞不可能去探寻导致当时社会矛盾加剧的深层根源，也就很本能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礼”的观念在人民的心目中太淡薄了，不恢复“礼”，不坚持“礼治”，清王朝的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
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维持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张之洞指出，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行“礼治”，恢复“礼”在政治权术中的重要地位。他非常钦佩曾国藩等人“以耿耿忠义，百折不回之志气”，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就“戡定之功”的精神。并且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能被镇压下去，是曾国藩等人倡导“礼治”、端正人心的结果。他说：“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真可谓“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根据曾国藩在实践中所提供的“礼治”经验，张之洞特别强调：“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并提醒封建统治阶级，要保种就“必先保教”。
“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封建纲常伦理，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为了“保教”，张之洞把农民起义的纲领和口号说成是“人心浇薄”的体现，亦是引起“盗匪”四起的根源，从而要求封建士大夫们“端品行，务实学”，不与“匪类”往来，劝诱他们效法孔孟的“克己复礼”，不要去参加任何形式的反抗斗争，不要从政治方面去吸收洋人的“异端邪说”，要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烈士”。
因此，曾国藩那一套以“礼治”为手段维持封建统治的政治主张，在张之洞的吸收、继承和阐发下，对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抵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宣传和民主革命运动开展的过程中，也遗留了它的消极作用。从而，张之洞被人们看做是对曾国藩政治路线“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摩之工”的主要代表人物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