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肇源于中国古代尤其是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对曾国藩治学目的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顾炎武等人所谓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思想正符合了曾国藩矢志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挽救清王朝危急局势的迫切心理。于是，这种“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在治学目的这一问题上，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基本观点：治学要落到实处，既要明白义理所在，更要讲究“诚意”、“格物”的效果。
二看、读、写、作与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众所周知，不管是何人，如果想在学问上有所收获、有所成就，那么就得讲究方法。出身于科举之途的曾国藩，虽然读的是封建社会的《四书》、《五经》之类的书，做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学问，并且因戎马十数载，留给后人的学术着作并不甚多，但他所创造的治学方法，即使是到了现在，在我们的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的情况下，仍有借鉴的意义。
曾国藩治学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对此，他在给其子曾纪泽的书信中作了详尽的阐释：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曰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纯，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措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
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讲求，--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这是曾国藩对治学方法的初步认识。对于看、读、写、作四个方面的区别与联系问题，他也有较为详细而系统的看法。这四个方面，在现在一般的青少年乃至我们一般做学问的人身上，大都不能统筹兼顾，尤其是对于写字和朗读两门，摒弃不用者多矣。其实，即使在教育事业曰益发展和研究条件日趋优越的今天，我们对看、读、写、作四个方面仍有统筹兼顾的必要。尤其是曾氏关于读书和看书的见解，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的价值。因为，在曾国藩看来，读书必须力求理解，看书意在求迅速；理解以后可以专精一门，速度快便可以涉猎广博。这就是说，做学问之人必须首先选择几本具有代表性的着作熟读，理解其内容，然后再去涉猎群书，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拿曾氏自己的话来说，治学之人好像军队里的首长，须先掌握着训练有素的若干部队，然后以这些人为主力，参用其他新练之兵，方能攻城略地，无往而不胜。同样，曾氏认为做学问之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内，如果熟读了几本代表性的着作，而又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内容，这样就可看书迅速，并且容易理解。笔者儿时曾闻故里先辈说：曾国藩最讲究读书方法，声调神态，均极入神，自幼年至老年，终生不改其常态。而且曾氏这种读书方法在我们湘乡人中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的外公、外婆曾告诉我，我的外曾祖父为清末举人，后又入长沙优级师范学堂，他在上厕所时也在高声朗读，有人说他是书呆子读死书，但他却说这是曾文正公所提倡的读书的最基本方法。揆诸曾氏所遗文字，我们可以证实有关曾氏读书传闻的真实性。曾国藩曾告诫他的儿子说：
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
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眼里，看、读、写、作四者虽然缺一不可，但更重要的是一个“读”字。这个“读”字不是我们今天笼统的读书之意，而是指读书时的声调、形态，所以读在四者之中可谓之主骨。这种方法显然是封建的士子文人所必须采用的。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脚踏实地的学者来说，在初进治学之门时，这种方法似乎也值得提倡；即使是在学问上已经有所进展者，也有必要选择有关的经典书籍进行有重点的朗诵、熟读，并结合看、写（这里指摘抄）、作诸种方法去进行，或许会更有收益。当然，各人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不一样，其基本经验也有差别，但这种看、读、写、作四者并进的方法，我们仍可借鉴。
曾国藩治学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主张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曾国藩认为，读书做学问，在看、读、写、作四者结合这个初步方法的基础上，还应该做到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所学才能得到升华，才能在近期内对某一个问题的研究有所成就。否则，人生只有短短数十载春秋，要读的书浩如烟海，要研究的问题也各种各样，如不在广博的基础上专精一门，那么到死恐怕也会无所作为。正如曾氏在《圣哲画像记》一文中所说的：“书籍之浩浩，着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他特别告诫其子弟，读书做学问必须以专精一门为主。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以兼营并鹜，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
又说：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于学矣。……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
由以上所引文字可见，曾国藩首先阐述了专精一业、专攻一学的总体重要性。接着，他就专精一业、专攻一学的具体方法作了详尽的说明。在曾氏看来，在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如果一个人漫无边际地乱翻乱看，毫无系统，毫无目标，终究不会有精深的心得体会，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所专长。应该指出的是，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专一经、专一史”之观点，并不是要求人们除一书之外不阅他书；相反，他主张多看书，以免知识面太窄。这里所说的“专”，则是要求人们精益求精，不要一知半解，或者滥而杂，到头来什么也精不了。
曾国藩还认为，“专”包含了专艺和专心两层意思。什么叫专艺呢就是专一经或专一史，或专攻其他任何一书，均称为专，亦即“经则专主一经，史则专熟一代”。但同时也必须研究义理，考据名物。他认为专字是读书的一个秘诀，因此除专艺之外，还要做到专心。什么叫做专心呢？怎样才能做到专心呢？就是要拿出全部的精神，专花在一种书上，即所谓用志不分、专心致志的意思。
古往今来，大凡正在吸收知识或正在做某种研究的人，往往会很自然地遇到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书看了不少，但怎么也记不住或者记得甚少。于是乎，耐心者、勤奋者迎难而进，不知倦意和厌意，循环往复，最终收益不少；性急者、懒怠者知难而退，或者只求一知半解，便沾沾自喜，最终却只能了解其皮毛，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进展不大。曾国藩在强调读书做学问要讲求专字、耐字的同时，针对一时记不住这个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给曾纪泽的书信中说：
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篇，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贝咱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又在给诸弟的书信中指出：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
他总结自己的经验，针对曾纪泽记性不甚好，但理解能力较强的特点，提出了这样的学习方法：
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也。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不必常温习也。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
接着，他又以自己多年读书学习的心得体会告诫其子弟，不要去读死书，也不要死读书。他说：
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亦未可知。此余阅历语也。
曾国藩上述种种议论，其中不乏透彻、精当之处。我们一般读书做学问的人，走到一起谈论这个问题时，总不免会感慨自己天赋太差或者脑袋瓜太笨、记忆力不好。因为人毕竟是人，又不是科学仪器之类的东西，那种过目不忘的人在世上总是不多见的。因各人天赋、用功程度不同，学习效果的差异是自然存在的。但是，各人掌握和运用学习方法好坏不一，其功效也会大不一样。而我们平时所说的读书记不住，正是方法掌握和运用得不恰当之故。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同受教于一个老师，或同在一个科研部门工作，同学一门课，或同研究一个课题，有人花的时间并不很多，却能取得优秀的成绩，有人时间花了不少，成效却不大。原因虽多种多样，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方法问题。不管是那些正在学习的人，还是已经走出学堂开始做学问的人，其读书成效不大，对所学的东西记得不多或不熟，临用时腹中空空，首要的缘故恐怕就是在看书时走马观花，草草而过，并未将其中重要的内容弄明白，当然也就难以做到牢记了。如果把内容弄清楚了，条理看清楚了，不忙于求多求快，同时也不在一知半解的时候停步不前，自然就能使自己置身于书本的趣味之中，有时竟会废寝忘食，不知身外事矣。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达到“寸心若有怡悦之境”的地步了。假如我们读书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自然也就不会存在记不住的问题了。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解释，曾氏的这种学习方法就是所谓的理解记忆法。
我们知道，理解记忆法不能代替所有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一本代表性的着作中（这里主要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还存在着不少机械的语句。对于这些语句，是无法一下子用理解记忆法去对付的。那么，如何去对付它呢？在曾国藩看来，我们不必去苦求强记，如求强记，就是有“好名之心”。这是蛮办法，太不自然了，其结果不仅不能多记，而且有害身心健康。只须从容涵泳，时时翻阅，反复阅读，这样就可以在日积月累之中慢慢地记住。与此同时，曾国藩还认为，要做到加深记忆和理解，还必须在读书的时候多做笔记，多写心得体会。检索曾国藩的日记、书信等文字，我们可以发现，曾氏常恨自己生平写字迟钝，抄录札记太少，并为此而深感遗憾。他说：
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
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愧。
因此，他告诫其子曾纪泽，一定要在读书的同时多作札记、多写心得体会，既可加强记忆，理解书中趣味，又可为自己做学问创造先决条件，做些准备工作。他满怀希望地对曾纪泽说：
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着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另无所求矣。
为了使曾纪泽能完成他在学问上要所完成的工作，曾国藩还列举了历史上的文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例子，以供参证仿效。他说：
近世文人，如，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抄词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元[玄]，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尔曾看过《说文》、《经义述闻》，二书中可抄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类腋》及《子史精华》、《渊鉴类函》，则可抄者尤多矣，尔试为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学问之捷径也。
曾国藩在以古人之例强调摘抄的重要性之后，对于摘抄的方法，主张应根据不同学科以及各人的爱好和兴趣来进行。他向曾纪泽明确指出：
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钞之法。若从本原论之，当以《尔雅》为分类之最古者。……余亦思仿《尔雅》之例钞纂类书，以记日知月无忘之效，特患年齿已衰，军务少暇，终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尔将来继成之可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