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至民国，不管是颂扬曾国藩的人，还是贬抑曾国藩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暂且不论），他的思想和言行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可暂置一湘军水师出巡图旁。并且，人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位核心人物，他所组建的湘军历经十数年的南征北战，终于将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镇压下去，为清王朝渡过“内乱”纷纷的难关，延长六十余年的寿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在军事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种传统的评价固无不当之处，但是依我看来，关键的问题还不在此，更重要的是曾国藩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的纲常伦理去组建湘军、改革营制、治理军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就是说，我认为这种影响不限于军事本身，它不仅与中国近代军事、政治、思想文化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且在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中间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曾国藩的军制改革如兵员自募，权归主将曰军饷自筹，不依赖外援曰官职私相授受，不单纯取决于朝廷；各树一帜，不互相牵制等等，在政治上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清王朝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湘军虽暂时挽救了清王朝行将覆亡的命运，与此同时却动摇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军事基础，使军权和政治实权由以满族皇室为首的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汉族督抚大员手中，从而导致了近代军政合一制度的产生并加速了清朝的灭亡。从此之后，形成了为清廷始料不及，且和曾国藩本人的实际愿望相反的局面，即中华大地军阀割据称雄，你争我夺的战争连年爆发。这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情绪随之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势力在无形之中受到削弱，号令不统一，调动不灵便，为革命运动的兴起从客观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曾国藩因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有功，清廷不得不把地方主要军政大权从满人手中移交给他，
由他出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独当一面处理各方事物。曾国藩死后，这种兵为将有，谁有军事势力谁就掌握内政外交大权的情况更趋严重。在攻下南京之后，曾国藩激流勇退，遣散大部分湘军，培植淮军为后继力量，将湘军所拥有的军政大权转移到淮军及其首领李鸿章手里。李死后，因，世凯拥有当时号称强盛的新建陆军，所以清廷又不得不委以他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重职。
这样，清王朝的军政实权便渐渐落到了与曾、李情形大体相似的，世凯手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合聚的结果。参加革命运动的人们，尽管各自的动机和的目不同，作用大小也有差异，但一时间都站在了清政府的对立面，迫使清王朝最终土崩瓦解，专制政权从此不复存在。
我们之所以认定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合聚的结果，其根据何在呢？它与曾国藩及湘军又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呢？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包括它的中下层革命党人是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同时它的上层，即资产阶级立宪派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有的甚至直接支助或参加革命运动，其作用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至于，世凯的新军，其中一部分人因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和吸引，也已经站到了革命势力一边，因而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占有一份功劳。在下层革命群众中，广大的农民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因湘军大部分被遣散于各地而加入哥老会者为数不少。他们在与太平天国为敌的时候为清廷死力卖命，一旦战争结束，“内乱”削平，他们又被无情地抛弃，过着无家可归、无正式职业的游民生活。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民间秘密会社。他们的组织就是散布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该会以两湖等地为根据地。他们在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人的联络、发动、宣传和教育之下，汇集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下，也成为辛亥革命运动中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这就是湘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在。
以上是就整体影响而言，至于曾国藩改革军制、采用封建纲常伦理治军对于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的影响又是如何呢？在这里仅以蒋方震、蔡锷、蒋介石三个典型人物为例，加以解剖，以窥见其相互关系之所在。
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号澹飞，笔名飞生。浙江海宁人。1901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东斌学校、士官学校学习。曾在日本主编《浙江潮》，鼓吹革命。1906年回国，在赵尔巽的督练公署任参议，后赴德国学习军事。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署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8年随梁启超赴欧考察。1920年归国，从事推进新文化运动。1925年任吴佩孚总参谋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是年冬赴欧考察。1936年12月随蒋介石至西安。1937年夏任庐山军官训练团特约教官，出版《国防论》第一卷。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赴法考察后归国，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方震对曾国藩的营制改革及其治军方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认为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他赞赏曾国藩是“近世史上……一个军事天才家”。他认为，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把“和平的经济生活与战斗的军事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分离的变成一致”。曾氏治军方略的基本思想动机就是为维护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效忠朝廷而血战疆场，并在实战中“得到了权力”。
此外，蒋方震对于曾国藩改革军制，采用“营官二百两长夫一百八十人”的营制尤为顶礼膜拜，赞不绝口。蒋氏对这种改革以后的营制作了具体的解释。就清末的生活状况而言，“二百两”确是一种较高的待遇。曾国藩为什么要给营官这样特殊的薪水呢？蒋氏认为，曾国藩这样做的用意很深远，一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古往今来许多实际战例告诉人们，一个战役计划的制定，并不是某一个统帅坐在指挥所里冥思苦想出来的，它首先是在前线被发现，然后后方的总指挥或统帅才能够根据这种发现做出周密的部属，采取合适的方略。这就对亲临前线的营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要求他们全面了解和判断前敌的情况，又要求他了解后方“总司令”的意图，然后才能在这两者中去决定“攻”或“守”的办法。因此，这个营官的“责任”太重了。正因为责任重大，“所以要选拔人才，所以要发挥他们自己的责任心，所以要加高他的薪水和待遇”。二是出于统一的指挥的需要，为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考虑的。蒋方震认为，曾国藩湘军中的营，所起的“就是团结核心的作用”。一个营的士兵就得全听一个营官的统一指挥，服从统一的号令，打起仗来才不至于松松散散。然而，作为一个营官，要将全营五百人“组成一个肉弹”，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他的责任心必须很强，“所以要加高他的薪水和待遇”。
关于“长夫一百八十人”的问题，蒋方震也作了具体的解释和评价。蒋氏认为，曾国藩在当时采用这种编制，其用意也很深远。曾氏提出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口号，是“从消极的办法而完成他积极的总动员法”。既然营中有这么多做后勤工作的人，那么在作战的时候，一般就不允许再去拉夫，否则就要按军法严处。“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就是这个意思。这就达到了这样一种双重的目的和效果：“这一百八十人的夫子，不仅完成了他军事上攻击的任务，同时还保护着国家总动员的基础。”从而，蒋氏认为，军人要真正理解曾国藩“不扰民的意义”，就要“知道后方流汗工作的要紧”。
蔡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为反对帝制，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完成统一中国、建立中华民国的大业，他特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号召革命军人效法曾国藩和胡林翼，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为国家民族出力。他对曾国藩的整个军事思想，尤其是治军方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且对它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曾胡治兵语录》初刊于1911年夏天，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治心”等十三章，辑录了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军方面的精要言论，并且加上蔡锷本人的评语，充分体现了蔡锷受曾国藩治军思想影响之深。对于曾国藩“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来选拔和培养将领的做法，蔡锷评论说：“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他认为，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风暴席卷东南数省之际，曾、胡二人以一介书生，“干兵事一端，素未梦见”。他们读的是孔孟之书，办的是文官之事，但却能统帅千军万马，最终平定“内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本身“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如果曾、胡二人不是为“良心血性”--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而与人民革命为敌的信念所驱使，那么最终只“不过为一显官”，或者“亦不过薄有时誉之着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已耳复何能崛起行间，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在这里，蔡锷充分肯定了曾国藩等人“以忠义血性”为前提的治军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并把它吸收继承过来，用以唤起革命军人为推翻清王朝统治、建设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自觉性。尽管蔡所处的时代比曾国藩的时代前进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蔡锷根据清末民初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尤其是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实情，从总体上对曾氏的治军思想加以认同，这是符合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规律的。
对曾国藩所提出的将才由“陶冶而成”，不必拘定一格，应当使其各显其长、各去其短的主张，蔡锷表示完全赞同。他认为，“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的责任。但居上位者并非仅指一二人，譬如官长居士兵之上位，中级官居次级官之上位，这些人都有责任从自己做起，只要“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然而，中华民国初建之际，社会风气败坏至极，并感染到军人，所以军事人才非常缺乏，以致“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波浩浩，不知所届”。如何挽回这种局面呢？蔡锷强调：只有像曾国藩所倡导的那样，“多数同心共德之君子，相与提挈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倒”，才能收到潜移默化之效果，从而使得人才辈出，国家民族也才有希望。
对曾国藩所主张的士卒须有明确志向，不为金钱、地位所诱惑，而应“赴义恐后，忠愤耿耿”的思想，蔡锷赞其为“至理名言”。并且认为，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在局势日坏、兵祸频繁之际，如果立下了“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渡同胞以苦海，置国家于坦途”的志向，如能具有“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的精神，就能做到“百折不磨”，千灾百难都会“迎刃而解”。反之，如果做将官的都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做士兵的都以“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那么，国家民族的兴旺与前途，都会成为一句空话，以至于“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
对于曾国藩所提出的将帅之间、兵勇之间必须互相信任，彼此讲究“诚实”的思想，蔡锷认为这是决定一支军队能否克敌制胜的大问题。在清末乃至民初，国家民族的利权白白送给他人，内战不休，给外人以可乘之机，全在于国民心中存有一个“伪”字。大家“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并且“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倶生”，而中国固有的“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军队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将士之间“不容有丝毫芥蒂”。要做到彼此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就必须如曾国藩所主张的用一个“诚”字来“贯穿”、来“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从而蔡氏告诫自己的下级将领，首先应将“伪”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然后再去训导士兵。总之，只有将“伪”字去掉，将“诚”字纳入其言行的人，才“可以为将”，才“可以当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