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匡时救世”的人生目的及其影响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从属于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和他的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人生哲学首先体现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国正统士大夫“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的阐发和实践。
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功名心就很强。他的同乡好友刘蓉曾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淤。曾国藩自己也说，他当时最大的心愿便是“欲刻苦而自振拔”于。1838年，曾氏经殿试成为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后因劳崇光多方劝慰，坚留不已，并表示愿为他帮忙，他才按时参加了朝考，跻身于翰林之列。寒窗苦读数十载，使曾国藩终于顺利地攀登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从而促使他锐意进取的热情更趋高涨。他经常借诗文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使他成为国家之栋梁。他十分自信地表示院“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蚊龙。”并决心按照正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并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目的，在西方文化已经开始输入中国，内忧外患同时袭来，清王朝统治秩序大乱之际，首先应当大力宣扬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那一套，使人人都能自觉地遵循封建纲常伦理去处世为人，去说话行事。他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特别强调这一举措的重要性院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巳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唯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砻，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于义，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
很明显，曾国藩要以实际行动来担当起“救世”的重任，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最终目标，亦即“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为此，他特别告诫其子弟，处世为人也好，居家旅行也好，读书做官也好，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维护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于个人或家庭的利害得失，虽也应该考虑，但这只是次要的问题，应当服从于“匡时救世”的需要，并为之不惜一切，这才称得上是正人君子，才算得上有远大抱负。他在家书中说院君子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之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标，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个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的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大抵都是因其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成目的。因为，“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折愈甚，学养愈进。但求志弥刚，气亦静，磨不倒者，即是高人一等耳”。他在曰记中更以具体透彻的例子对此加以了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院“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到“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敢于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仍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一生都在为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艰苦奋斗。
曾国藩自1838年成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便开始了他为期十二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着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了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在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在他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他并不打算应命，而是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张亮基代奏。缮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他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他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当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须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曾国藩为什么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行列呢？对此，曾氏在给清廷的奏摺中说得很明白：
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封建纲常伦理大乱已至，为维护封建统治，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上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过不计其数的困难，但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而能忍辱负重，毫无懈怠，为清廷死命卖力。他在致曾国荃的书信中曾历数生平事实来证明他的这种“救世”人生哲学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他说：
困心衡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曾国藩在这里列举了他所经历的一次次艰难困苦，有的甚至是性命攸关的时刻。如1854年兵败靖港，他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掂量，终于鼓起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为敌。每当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最终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平定下去。有时因被人欺负太甚，不免动气，如因湘军筹饷之事曾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论不休，甚至各自具奏朝廷，结果清政府各打五十大板，并瑜示双方讲和共事。曾氏心中虽愤愤不平，但考虑到大敌当前，终于放弃己见，作出让步。他的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的这种“救世”人生哲学不仅对促使他本人由一个纯粹的书生转入政界、军界，成为权绾数省、领兵数十万的中兴名臣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对中国近代尤其是清咸同时期士大夫的人生志趣也产生了十分显着的影响。
湘军的主要将领大多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层。他们大都是曾国藩的同窗好友或同乡师弟。虽然他们的功名有大有小，地位有高有低，但都可以说是一批饱览经典的儒生。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大半个中国，清王朝统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际，他们或是放弃继续猎取功名的机会，或是走出悠闲自在的书斋，一齐汇集到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阵线上。一般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文弱书生大多胆小怕事，很少过问政治，唯求设馆授徒，行教乡间，以养家糊口，温饱终身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从戎领兵、上马杀敌者历来就不多见。然而，为什么自曾国藩以下的大批湘军将领却能改变古来“儒生不能领兵”的局面呢？我们认为，这些人受曾国藩等人的“救世”人生哲学的影响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下面谨以曾国藩甚为赏识的几个湘军将领为例作一剖析。
罗泽南，湘乡人。家境贫寒，年逾四十方以廪生举孝廉方正，自此设馆授徒。1852年，太平军围长沙，应巡抚张亮基之令赴长沙参与招练乡勇之事，与曾国藩讲求束伍技击之法，为湘军创始人之一。他对学问之事用功很勤，嗜好也很深，但是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为实践和阐发“救世”人生哲学，他以曾国藩为榜样，暂弃学业，散馆从军。因为他考虑到“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做学问、教生徒固然重要，但实现匡时救世的人生目的比前者更为重要，所以他舍小求大，全力服从于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大局。罗氏针对常人“言宋儒之理学者，往往以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的世俗之见，在从军领兵期间仍不放弃学业，一有空隙便聚众讲学，虽屡遭挫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其得意弟子李续宾、王翕等秉承师说，也以“救世”人生哲学为始终。如李续宾常说，天下本无难事，只怕“心以为难”，处此乱世之时，要救世，要匡时，就要“心诚”，就要“计决”，反之则无补于天下大局。因此，他在征伐过程中“专以救败为务，疾击争先”，是为清廷死命卖力的一个典型人物。又如，王尽常言：“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且以“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自勉，立志以“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与曾国藩虽有嫌隙，但因佩服曾氏百折不挠的精神，终将曾氏引以为良师益友。
刘蓉、郭嵩焘与曾国藩布衣订交，三人为情同手足的兄弟。刘氏在曾国藩奉命督办团练之际，曾致书曾氏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曾国藩深纳其言，并让刘蓉力劝郭嵩焘出而任事。于是，刘、郭二人应邀出山，但他们与曾氏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二人历年来不用曾国藩大营一文薪水。刘蓉后因剿捻惨败回籍，着书立说以终。郭嵩焘后出任英、法公使，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办铁路，开矿务，整顿内务，“以立富强之基”，虽遭顽强派猛烈攻击，但他以“救世”人生哲学为精神支柱，不稍假让，终忧愤而死。
早在1853年督办团练之时，曾国藩就立下了“不要钱、不怕死”的从军宗旨，这对湘军将领的人生观无疑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刘蓉曾称颂这一宗旨“壮哉言乎”。如前所述，他与郭嵩焘在为清廷死命卖力的同时，不领取曾营一文薪水。曾国藩为此感到过意不去，二人则以“士各有志，何以强为”相拒绝。而彭玉麟在这方面受其影响更大，表现更为突出。
彭玉麟，湖南衡阳人。早年丧父，被“族人夺其田产，避居郡城，为协标书识以养母”愚。艰辛自立的青少年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讲求实际、勇于任事、直爽豪放、刚正不阿的性格。他立志忠君爱国，终生服膺曾国藩“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他与杨载福同领湘军水师，治军严谨，打仗尤为勇猛，累功被提升至兵部尚书，但他终生辞官不受达二十多次，在曾国藩“不要钱，不怕死”之语上更加进“不要官”一条，作为处身立命之宗旨。曾国藩对他特别器重，称他为“奇男子”、“伟丈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最终平定，彭奉命巡视长江水师之后，两江总督和江苏藩司议养廉银每年二万两，彭玉麟一文不领，存之藩库，积至二十年，银达四十万两，“忽具一奏，缴还皇上，以助军需，真出人意表”。自他总帅军务以来，积有银五千两，放在一个典铺生息，本人及仆从只取其息，以供日常生活开销，后将其银尽数充做各地书院开办之费。时人指出：“昔诸葛公在军，虽无私积，尚仰给于公。刚直则并此倶无矣。”真“有英杰所不能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