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见喜
近二十年来，庞进都在致力于龙凤文化研究。这个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源，他顺着这条河一直朝上游走。他要寻找中华文化的源头、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和“干细胞”。历史上，中华文化屡屡受到侵入和侵害，但受伤处屡屡能够自愈，断绝处屡屡能够再生，以致五千年延绵不绝，还屡屡把入侵者化成自己的营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庞进的答复是：因为有龙。龙是一个凝聚力特强的精神结，这个结紧紧地抱合着中华文化始祖的精神内核，形成一个魅力无穷的形上图式，又具有充分开放的吸纳力，这是一个新新不已的巨系统，是涵纳、宽容、忍耐、合和等等诸种文明的全色图谱，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全时态象征。由于有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能源，所以每当民族灾难袭来时，大中华之树虽《落枝折而树桩坚挺不倒，原因盖出于此。
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文化精神却屡屡遭人诟病，国家不发展，人民受欺负，说是责任在文化，这个观点庞进是不服气的。前几年，讨论西安经济为何不如东南沿海城市发展得快，有一些“学人”说是怪西安的历史包袱太重，城墙的封闭性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对此，陈忠实气愤地说，你朝城墙吐唾沫管什么用？你就是把城墙拆了西安经济就发展了吗？这是言说者在扰乱人们的视线，也是为当政者开脱。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发展，首要的责任也是最终的责任在主事当局，怎么能嫁祸于城墙或它所象征的历史文化呢？比如满清，国势衰弱，首先的责任在朝廷。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精英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结果也没有救民于水火，更没有把列强赶出中国。事情过了近一百年，历史转过了几圈螺旋线，问题总算看清楚了，原来精英们要打倒的、包括鲁迅先生呐喊的几个“蹋倒”，其实正是我们要捡回来的，正是我们应该弘扬和强化的，且在当今之世，唯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百多年来，对中华文化众说纷纭，主流的观点是批判的，是否定的，是弃大于扬的，他们仰头渴望和要接纳的是西方文化。有人反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五四西文化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负面影响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比如中医，以1846年上海仁济医院及1866年广州博济医学校的设立为起点，在中华大地上，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医受到西医的压制越来越严重。
自1917年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一书为发端，中华大地上出现第一波否定中医的浪潮；到了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开会，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与会十七人中没有一位中医，就在这次没有中医参加的会上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这不是暗箭杀人么？有学者认为，当中西医之争由民间讨论走到了以行政手段进行废止中医的境地时，中医存亡之事就成为了一件有关中华文化存亡的政治大事。所以，真正的中华学人，应该由此而警觉起来！后来，“废止中医案”导致了南京中医界的游行抗议，这个“废止案”也就不了了之。这一年，全国的中医从业者约80万人。1925年，孙中山肝病严重，西医无奈，孙中山又拒绝中医，他的身边人将中药混入饭中，他服下曾一度使病情减轻，但孙中山得知后坚决拒绝中药一直到死。还有一个受害于西医的大人物就是梁启超，1926年梁启超因血尿住进洛克菲勒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经过西医的一系列检查和诊断，院方认定他患有右肾肿瘤，并据此于当年的３月16日由协和医学院着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执刀切除了他的右肾，但术后对该器官进行病理检查时，发现右肾完全健康，一时舆论大哗，但梁启超的态度却十分宽容。病治错了，他身上没有了一个重要器官，九个月后55岁的文化大师也就死了，而那位执刀的刘博士却堂而皇之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这是国民党政府对西医杀人的态度。还有鲁迅，因为他父亲死于庸医之手，他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而他自己1936年10月死于肺结核，事后其家人对他的日本朋友须藤采用的西医治疗方案提出质疑，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起谋杀。西医就这么在中华大地上风行且首先拿我们的文化精英试刀。与时同时，中医在萎缩，至解放初，与二十年前“废止案”时相比，全国中医减少了30万人。
令人悲哀的是，到了1950年，新中国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及副部长王斌，将南京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案的主要人物余云岫邀请来参加会议，并支持他废止中医的观点。这样，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以围剿中医、并形成一整套行政措施以消灭中医为主题的会议。这个消灭中医的政策在执行了三年之后，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50万中医难以公开行医，由此北京出现了“八老上书”事件，从而引起毛主席的关注。同时，当时国家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做法并行文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谴责民族虚无主义，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人民日报》在1954年和1955年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44年后，到了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出台了《执业医师法》，这一年，虽然余云岫逝世已45年，但仍然要求中医取得行医执照必须考西医知识，这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50年前检讨中所说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2004年被取缔的无证医生5万余人；2005年7月前被取缔的无证医生又有3.4万人。这8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庸医，但其中大多数是未得到中医师执业证的民间医师。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报》刘磊撰文《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列举出来，文中所提及的“游医”，还是未得到执业证的民间医生。到了2006年，取得行医资格的中医师仅有27万人，而这27万中医走的是“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路子，如果按中医基本要求，能开出中药方的只有３万人了，再如果按中医辩证施治的理论来要求，能开出真正药方的不足３千人。2004年，“非典”流行，西医无能为力，中医却大显身手，据广州中医学院统计，中医治疗“非典”与美国用西医治疗成功率的比例是246∶1；一百多年来，中西医争斗的腥风血雨，贯穿着中西文化的流变史，在这个流变史中，中华民族文化被打压被削弱被欺凌，遭受了与我们民族曾经饱受列强凌辱一样的命运！那么，在这一场场的自我作贱中，不难看出，我们的文化精英们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