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光裕陈晓公司控制权之争为标志的国美危机，是中国公司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引发各界关注。这是公司掌控的危机，这是中国民营公司发展到成熟阶段，所有问题矛盾的集中显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中更可以看出这样的逻辑：追逐光环导致控制权危机；生命意识觉醒才是化解危机之道。
9·28投票：皆大欢喜的中正
引人瞩目的9·28国美投票结果，虽然未满足大股东大部分要求，但是却以52∶48票数接近的方式，形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大股东的股权不会被摊薄，而现在的管理层也保持稳定。“胜出”的一方没有理由沾沾自喜，“败北”的一方也保留了足够的面子。
只有双方妥协，避免两败俱伤的格局，才符合中庸之道。无论哪一方绝对胜出，对国美公司的大局都是极其不利的。无论是大股东权益被侵害（增发），还是以陈晓为首的管理层被驱除，都会导致国美的长期波动和混乱，这是投资者、员工、协作商、社会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急流勇退谓之知机。陈晓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9月28号的投票结果，是他最期待的东西。这次投票增加了管理层在未来沟通中的砝码。从这里出发，他才可以从容安排他的前程。经历过这次危机，他的生命意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觉醒。在一个总是被人惦记和猜疑的位置上，无论做出何种举动，都会被解读出异样的味道。不安生呀！
以王俊洲为首的管理团队，期待被聆听和被尊重。他们的愿望这回被大股东聆听到了。他们不再是听喝的阿蒙，他们是有独立判断和价值的群体。他们会在保持大股东地位不变的格局中继续运作，但是也希望大股东真正改变早先以“恐惧”的手段震慑团队的做法。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有更多正向的能量等待开发。
针对投票结果，国美公司以邮件的形式向媒体发表声明称，希望与大股东进一步探讨沟通，以达成共识。这是和解的信号。他们当然知道，在今天的商业秩序和基本伦理的氛围中，国美脱离创始股东黄光裕，是一种更大的灾难。
投票结果出来后，大股东黄光裕方面也发邮件表示，虽然对投票结果表示失望，但对增发授权撤销感到欣慰。黄光裕保住了大股东地位，表示大股东依然坚信国美拥有长期的发展潜力，并计划继续积极参与国美的相关事务。“我们对于不具代表性的董事会之忧虑依然没变。我们保留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利，保障自己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国美危机的走向依然扑朔迷离，但是却有大致的脉络可循。一如夫妻关系的因果纠结，黄光裕陈晓的国美控制权之争，是长期积累起来的问题总爆发。黄光裕素来缺少敬畏，一切从恐惧出发，对人的算计和暴虐，都一点点在陈晓和那些高管心里积累着怨气和不满。陈晓也没有敬畏，他要挑战的是中国的基本伦理和基本商业秩序。
国美危机是公司掌控的危机，由此生发出的问题之多之严峻，引人瞩目：谁执掌公司？谁对公司负责？公司的控制权到底在哪里？股东与董事会的冲突如何化解？由家族公司走向公众公司的风险有多大？经理人的操守和经理人的制度该怎样设置？公司是围绕个人和大股东建立还是围绕制度建立？公司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信托关系如何纳入承诺管理？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如何建立？对老部下和新的力量的信任度如何建立？企业老板如何更加明细和职业经理人合作的条款、授权、监督的内容？家族成员和个人的独断如何要向公众公司转变？经理人如何和大股东间建立最有效的沟通渠道？怎样解决家族企业与经理人文化的碰撞？引进资本的风险该怎样控制？控制权与分权，控制权与现代企业制度，聚财与散财，管理层与股权激励机制等等，这些都是待解的问题。
9·28投票结果是一种皆大欢喜，非如此，还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在8月26日，我在《上海证券报》发表《十大猜想，唯一途径》的文章，做了这样的分析：
大结局之一：胜了败了都毁灭！破碎的国美，对谁都没有价值。舆论在关注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但却很少有人问一声：胜了将得到什么？败了又失去什么？再深究一步：当胜出时黄光裕会得到什么？当失利时黄光裕会失去什么？当胜出时陈晓会得到什么？当失利时陈晓会失去什么？恐怕最后没有胜者。
大结局之二：黄光裕胜面大，他会得到什么？在现有商业法律框架和中国传统伦理的氛围中，黄光裕似乎胜面大。但是即便胜了，新的代理人会比陈晓更有道德还是更有能力？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会得到一个离心离德的团队，得到一个心拾掇不到一起的国美，而这也就意味着他获得的将是各方投资者的疑虑。
大结局之三：陈晓胜出，陈晓又会得到了什么？他还能得到国美员工和协作商的拥戴吗？还能得到员工、供应商和社会的谅解吗？即便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黄光裕的股权还在，他需要的似乎只是等待：等待着陈晓出错，等待着国美员工的清明，等待着能量的积蓄。
大结局之四：恐惧到极致是无所谓！黄、陈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恐惧。因为恐惧，他们才无所不用其极寻求控制权。从小的困顿无助和见识过无数背叛以后，黄光裕对人有着深深的恐惧。陈晓侥幸得到永乐，又沦为被收购的经理人，纵横捭阖只为去掉恐惧感。而恐惧到极点，也就无所谓了。
大结局之五：重新坐下来，把双败的战局，拉回双不输。既然无论胜败双方都元气大伤，那为何不能坐下来谈呢？许多人最初听到笔者提出这一猜想时，都不免怀虑，后来慢慢地基本接受了。
大结局之六：摆脱恐惧，回到原初。仔细琢磨，黄陈之争的核心，是恐惧，是两人同处于惊涛骇浪中的一块小木板之上，如果他们意识到，在不远处还有一艘小船，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大船和陆地呢？毕竟残破的江山对谁都没有价值！
大结局之七：危机是一个契机，大家不得不从另外的视角看国美。从现有的视角和纠结中，国美问题没有解，唯有跳出纠结，从更高层次上看危机，原来都是自己给自己设限。在山顶坐着看众人往上攀登，看到两人为在一条小路上争抢而不顾死活，其实更舒缓的路就在不远处。
大结局之八：双方都真正把国美的中坚力量——员工团结在自己周围。争战至今，国美员工的声音始终空缺，被双方都忽视了。而他们却是真正握有国美走向的决定性力量。真正的控制权，在一个个业务现场。如果争战的任何一方当真走进员工心里，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控制权危机。
大结局之九：双方视野或能再扩展一步。协作商不是商场上的对手，而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平台建设者。国美不仅仅是大股东或者管理层的，国美是员工的，是协作商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更是顾客的。为那点控制权而引爆战争是无益的，是狭隘的。所以，现在国美最需要的是拓展新视野，是开拓新价值。
大结局之十：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应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危机既可以毁灭人，也可以成就人。如果现在争战的双方能冷静下来，关注一下诸如“我是谁？”、“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我能给国美、能给世界增添什么价值？”、“10年后、20年后人们会如何看待今天的国美控制权之争？”之类的问题，或许危机就有了新解。
我深信，黄光裕、陈晓两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化解国美危机的唯一途径。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如何知止？需要我们进一步格物致知。
绕不开的基本商业秩序和做人伦理
不在于公司是由创始人掌控的“帝国制”还是进入现代公司治理的“共和制”，不在于伦理道德情感，甚至也不在于我们到底以什么价值尺度来评判，化解危机找出办法的基本点还是基本事实。
一个判断的形成有三个要素：事实、情绪和价值。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常常用“情绪”搅浑“事实”，其实，左右“情绪”者就是判断者的“价值”。故此，同样一个“事实”，不同人不同时间的解读会有不同的判断，原因就在于“事实”、“情绪”、“价值”组合的多重性和易变性。
黄光裕和陈晓都坚信自己抓住了事实，掌握了事实，可是他们对同一事实的解读却大相径庭。这样的复杂性一下子呈现在国人面前，让人对“事实”有了别样的忌惮。
其实，每一个“事实”的解读，都离不开当事人的“情绪”。“情绪”决定了当事人关注什么。关注到哪里，认知就到哪里。而决定当事人是否“关注”以及关注级别的，则是当事人的“价值”或视野。说到底，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价值的罗盘在旋转，由“价值”支配着“情绪”，就会解读出不同的“事实”。变化的不是“事实”，变化的是“情绪”和“价值”。看到不同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实解读出异样来，一定是解读者的“情绪”和“价值”发生了错位。
当一个事件发生了，重要的是要区分什么是基本事实，什么是双方的不同情绪和价值解读出来的“事实”。事实就在于基本事实的准确。国美危机的基本事实，就成为我们分析判断的出发点。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礼”或“法”，相对于“义”、“仁”、“道”这样的意识层次来说，是低级的意识层次。商场中所谓的“礼”，就是要维系基本的商业秩序。商业社会的人，不能从理想状态出发，来指摘这个最基本的“法理”。
任何判断，都离不开基本的商业秩序。我们对于公司有很多理想的追求，但是不能把理想作为判断现实的尺度。我历来主张，现代公司是一个公器，是一个公共机构，不只是为股东赚钱的工具，更是为员工以及所有相关利益者谋取幸福的共器。当一个人有这样的视野和价值，他就会看到不同的能量，他就可以驾驭超越公司范围内的资源。这是一个能量的世界。能量世界需要用企业主的高意识层次去把握。这样的视野对中国公司冲击世界一流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个尺度不可以用来判断国美危机。判断国美危机，只能从现实的法律法规出发。
依据中国公司法和香港相关法律，公众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有这样几条：董事，是股东的代表，代表股东的意志，如果董事不能代表股东的利益，股东可以撤销委托责任，另选他人；股东会是对公司重大问题做出决策的机关，而董事会则是公司的常设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的机关。
黄光裕出事后，陈晓减持了大约1%，自己及其女儿名下保留不到1.67%，而当陈晓受大股东黄光裕的推举，经过选举成为国美公司董事局主席，他代表的就只能是国美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负责。这是接受委托时，陈晓的承诺。
陈晓一下子兼任了17个月的董事局主席与总裁，那种大权在握的惶恐很快被“窃喜”所取代。他感到可以用自己的“价值”去驾驭国美了，虽然他知道，这种“价值”与大股东的“价值”不一致。
黄光裕在出事之前，做到了“去家族化”，他的妹夫和妹妹先后退出了管理团队。当危机来临黄光裕又授以陈晓大权。这种信托关系形成后，是黄光裕变了还是陈晓变了？黄光裕没变，在监狱里自顾不暇。陈晓变了，他开始了有条不紊的“脱黄”。
2010年5月11日，临时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否决了贝恩资本三名董事进入国美董事会的提议。而陈晓领导的董事会，则于5月12日否决了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陈晓的理由是“为公司好”。一如一处房子，主人委托一个人去出租，而这个受委托的人则搜罗了一大堆的事实，证明这个房主人是有严重问题的。于是通过程序把房屋的产权持有人给换掉了。房东不好，就剥夺产权。
即便陈晓有1000个理由，说明他的行为的合理性，说明他的行为如何高瞻远瞩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但在法律修改之前，涉及公司复杂的纷争，只能用现在的法律尺度来解读，只能尊重现有基本的商业秩序。不然，公司管理就会陷入混乱，天昏地暗永远没有解。
陈晓2006～2008年间做国美总裁，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久而久之，在管理团队中形成一个“比较黏”、“没主见”、“没有决断力”的说法。正是陈晓的韬光养晦，让强势的老国美团队接受了这个“没主见”的总裁。也正是“没主见”这一点，符合黄光裕的托孤准则。
2008年年底，黄光裕出事，对陈晓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一展身手的机遇。尤其是接连17个月董事局主席和总裁一肩挑，给了陈晓君临天下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