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着勘探，更毋须开花，花岗岩很快就在崇文门菜市场背后的西河沿一号楼703号房间找到了。他的名字叫做杜聿明。正如同703号房间比202号房间居于更高的楼房层次一样，在淮海战役国民党战场指挥官的人事序列中，担任着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是12兵团司令官黄维的上级。下级被俘以后不几天，上级也被俘了。杜聿明临时被关在距离他“剿总”前进指挥所所在地陈官庄不远的张老庄村口的一间砖房子里面。他趁人不备，搞到一块砖头，然后砸破头皮，把血涂了一脸……“我这个花岗岩脑袋，砖头怎么砸得破呀——”杜聿明坐在他那间宽敞的贴有蓝底白花墙纸的客房里，笑呵呵地对我说。我顺着他举过肩头的手臂看去，脸上的涂血显然是没有了，陈留在额头上的，也不过是一道浅浅的伤痕。“那么手榴弹呢？爆破筒呢？反坦克用的手雷呢……我看都不行。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武器是用来征服别人的。别人要征服我当然也得靠武器，但不会是战场上用的这些武器……”
“那么究竟是什么？”我忍不住打断杜聿明的话问。他说话要曲一些，尤其是相对黄维的直而言。也许他是对的，因为他正在表达一种曲折的心理历程，怎么样从站在最顽固的立场开始，又怎么样走进了第一批获赦人员的行列。而其间的转折之处，正是我的未解之谜呵。
“是真理。”杜聿明将手臂贴依在胸部，“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讲过，我们这些人，连死都不怕，就是害怕真理！”“那么真理又是什么？”我追问道。老实说，我已经不能满足这样的回答了，我需要看得见的东西，摸得着的物体，不管是液体还是固体，只要不是烟雾那样的气体。
杜聿明掐灭手上的香烟，将长长的烟头平放在烟灰缸上，然后斜靠沙发，抬起手臂，信手拈来似的开了口：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大概是50年代中期，那时我当然还在战犯管理所。管理所当时规定我们每一个人要交一份《自传》。战犯的《自传》嘛，当然就是认罪材料，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也就这样写了。
“我交出认罪材料不几天，却被李科长通知到管理所办公室去。李科长是监狱预审科科长，是负责审核我们的材料的，一般说来，只有在认罪材料里有所隐瞒的人，才有可能碰到我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跟在李科长后面，缓步走出铁栏栅的时候，我把唯一的疏忽也给想出来了。
“果然，一走进办公室，李科长就从办公桌上拿起我的《自传》对我说：‘你遗漏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赶忙点头说：‘是的，是的！淮海战役当中，我是叫过文强枪毙掉两个共军便衣的，但是由于当时我们要撤到陈庄，他并没有来得及执行命令……你若不相信，请把文强叫来好了！’
“李科长没有去叫文强，自己倒先笑了笑，随后他不笑了，他重新提出问题：‘我说的是一件大事！在这件事情当中，你指挥国民党第5军全体将士，艰苦卓绝，浴血奋战，成功地歼灭了在日俄战争中号称钢军的日军第12旅团！
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是被击毙在九塘的吧！是你抽出佩剑，砍断中村正雄的大腿，然后仿效西子湖畔岳飞墓的格局，将这个侵略军头目的尸体跪埋在昆仑关下的吧……这件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写进你的《自传》里呢？’
“听到李科长这番讲话，我哪里还有心思去回答他的问题！我流着泪水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这样回答我，他回答得这样平静……”
我的笔尖在我放在膝盖的笔记本上飞快地移动着。由于手的颤抖，腿的颤抖，出现在笔记本上的字的排列竟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哦哦，这就是出现在我心里的波浪么？波浪是会流动的呀！我毫不怀疑，波浪中的一股水流一定会涌入我正在修改的作品中去。作品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内容，像是一口枯井，又像是一块海绵，正需要吸收和储存这股清亮的水源；而另一股水流呢？它从西河沿渗透出来，却应该汇入春天的永定河，在那垂柳枝条的梳理和抚摸下，缓缓流入一个枯竭的性灵……“杜伯伯！”我一下子站起身，“您知道黄维抗战过吗，我是说，他在抗日战争当中，打得还好吗？”
杜聿明的手臂在胸部停留片刻，随即便在眼前更大的空间里挥动开来。看得出，我的激动中断了他的思绪，但是没有中断他的激动：
“打得好，打得好，从战犯管理所出来的400来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不好的……8年抗战打得不好，升不了官，3年内战也当不了战犯……我们很多人不是靠打内战打出名的：我打昆仑关打出了名，宋希濂淞沪抗战打出了名，黄维沪西罗店之役打出了名……”
我的笔记本上，迅速蒸腾起罗店战场上尚未散去的硝烟。硝烟是从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岁月弥漫过来的，显得有些黄烟滚滚，尘土飞扬，但是，那火光，那与太阳一起升起来的火光，却清清楚楚地照耀在当年的国民党第18军67师师长黄维身上：日军主力从两棵松偷渡成功了，日军挺进队打进我集团军总司令部了，日军业已完成包抄态势，即将进行阻截攻击了，而负责掩护沪西守军全线总撤退的第67师，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两个团。一个团长阵亡了，另一个团长双腿被打断，正跪在阵地上指挥……是派员前往督战的时候了，师部还有两个旅长；是派兵前往打援的时候了，师部还有一个工兵营，姑且当做步兵营来用……这时候，黄维派出了自己，他率领一个营的人马赶到前线，伏在罗店这个弹丸之地，战斗了整整4个白天5个夜晚……我关上笔记本，打开了杜聿明寓所的房门，像是在雨滴淅沥的夜里一觉醒来，窗外正是云霞满天的清晨那样，满怀信心地迎接我的新的旅程和使命去了。
-4-
然而，确定了人的概念，不等于存在形态的确定。
翌日，正好是星期三。上午10点半钟光景，我去了全国政协机关。黄维是全国政协常委，平日用不着上班的，但那是名誉职务。吃饭的职务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所以需要在每个礼拜的今天去机关参加政治学习或业务讨论。而我的行踪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够想到的就是今天不要追到政协去；机关人多，谈话不方便；黄维中午就得回家，谈也谈不了多少时间；何况昨晚我去了公安部大院，与一位主管过战犯管理所工作的副部长谈得太夜深，今晨起床，我的眼睛网满血丝了哩！
但是，一切横在我和黄维之间的障碍都应当排去．我必须尽快地找到他，用我快要蹦出来的心与他对话，与他举行通常标志着进入了纵深阶级的“第三轮会谈”。
时机很好。走到文史专员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里面刚刚散会。我站在这座殿堂式的平房的台阶上，向陆陆续续出来的老人们一一点头。透过窗户玻璃朝里看去，黄维还没出来，他正准备出来，站在沙发前面穿大衣。我顾不得与走出来的老人们寒暄，尽管他们也一一向我点头。我瞅准一个空隙，一步迈进门坎，继而再走两步，直端端地出现在黄维面前。
“黄伯伯！”
我的声音是清脆的，就像突然出现在任何熟人面前，都禁不住带有惊喜的色彩一样。
“你来了！”
有理由认为黄维也是惊喜的。他一下子从大衣衣袖里取出胳膊，与我握了握手，然后朝上轻轻一耸，那披在肩头上的黑色呢大衣便恍若昔时的披风一般，飘飘洒洒地滑落到沙发的靠背上。
“你应当早些来，坐在这里——听听。”黄维一屁股坐回沙发，“我们今天讨论了文史资料修改意见，那么当然，这个意见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出来的。你的稿子用了一些文史资料选辑上的材料，现在选辑要修改，所以你应当来听听，懂得怎么个改法……”
黄维挥动着手势，那隆满青筋的手背，一会儿遮住了他的白发，一会儿遮住了他的浓眉，但始终未能遮住他闪闪发亮的眼睛。哦哦，莫非他的心也快要蹦出来了么！太好了，两块燧石碰在一起，不仅可以发亮，而且可以发热，虽然不能溶化，但是能够通融……我也一屁股坐下来，坐在黄维的正对面。
“黄伯伯，看得出来，您是赞同修改文史资料的……”“赞不赞同，要看这件事情过去的做法值不值得反对。”黄维迫不及待地说。他平时一言不发，要发言的时候，又总是这样争先恐后，“过去的几十辑文史资料，我都看过，我出监狱的第一个月，就是花费在这上面的。老实不客气地说，选辑里头的文史资料，很多不应该叫文史资料，应该叫认罪材料……比认罪材料都不如！我在监狱是写过认罪材料的，有罪认罪，有功认功，所以我写了。可是出了监狱一看，反而不是那么回事……有人老是要我写文史资料，我一篇也不写，我有什么资格写？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嘛……”
黄维显然激动了，而这种激动又显然是刚才那种激动的结果。他的情绪的趋向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似乎话不应该这样说，要是他家老太太听见了，不又会吓一跳么！哎呀，这里还不是他家，这里正是房门大开、窗户透亮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别的人吗？
正当我四下环顾之时，文强在我右侧5米距离的一张办公桌后抬了头。他不会没有听见黄维的话，也许起先在讨论会上就听见了，所以竟没有一点儿异样的表情。
“小黄，”文强斜视着我，他那淡淡的笑意倒是奉送给我的，“我希望你能够理解黄维，至少不要发生误解。我和他一起在监狱呆了25年，有好些事情我也是最近两年才知道的。就拿抗战的事情来说吧，本来周总理早在1956年1月30日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就讲过这样的话——”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表示理解而不致误解，从而让对方畅所欲言，我抢先背诵道，“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一字不差，一字不差！”文强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然后片刻之后，随着他笑容慢慢变作愁容，那掌心也慢慢翻了个个儿，直朝着横在半空里的房梁去了，“以后就差了，差得多了！反右斗争中，报纸上说我们是右派分子的社会基础，我们在监狱着了慌，纷纷表示要和右派划清界限展开斗争，于是我们自认为是左派。文化大革命中，报纸上说我们是继续革命的对象，那时左派就是革命派，绝对的革命派，所以我们又自认为是右派……就这样颠来簸去，年复一年，老眼昏花之时，真连自己都不晓得自己是人是鬼了……”
“是人，当然是人！”我远远地失声叫道。是的，只能是远远的，人微言轻，我说的算不了数。话既出口，我只好将昨晚听到的和盘托出了，“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这样给我讲过，他说，共产党人不会是神，国民党人也不会是鬼，都是人。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肯定，那还谈得上什么信奉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理由很简单：神和鬼之间是构不成阶级的……”
文强频频点头道：“你说的这位同志，是主管过战犯管理所的那位副部长吧！”
“他还说了些什么？”黄维木然地坐在沙发上，直愣愣地问。他似乎对语言的本身更感兴趣。
我侧过脸，正对着黄维，正对着那双不眨不瞬的眼睛：“我是为了稿子的事情请教他去的，所以他主要讲了有关改造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他认为战犯是战争的产物，国民党战犯是国共战争的产物，国民党战犯的罪行是他们在反人民战争中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是历史造成的，正如同战争又是历史的产物一样。这就是说，在宣布他们是罪犯的同时，还需要在历史的因素中承认他们个人的因素，这种因素他认为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三项：他们是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曾经革命……”
说到这里，我突然看见黄维把头低下去了，看不见他的眼睛，只看见他那银白的头发、黑黑的眉毛，这就给我造成一种始料不及的刺激：有知情人告诉过我，黄维除了在双手接过特赦证的那一瞬间，向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低过头外，他几乎没有另外低头的时候。
刺激让我兴奋，让我获得暗示：语言在表达真理时的威力，实在是原子弹不可专美的。既然如此，我自当说下去，直到把对面的黄维的“藏拙之愿”彻底摧毁为止。
“公安部这位负责同志过去看过我的初稿，所以讲话当中，他希望我把改稿变作补缺。所谓补缺，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把我没有写到的、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民党人的功绩，补写到作品中来……作为作品的作者，我自己是非常乐意接受这个建议的——”
我趁此机会，挑明来意说：
“现在考虑要补写的内容有：李宗仁的台儿庄大战，杜聿明的昆仑关大战，宋希濂的庙行镇之役，郑庭笈的忻口之役，杨伯涛的石下江之役，邱行湘的武阳之役……以及黄伯伯您老的沪西罗店之战！”
我故意一连串儿说了这许多，目的其实就是一个：不要让黄维独偿“藏拙之愿”，也不要让黄维独享“溢美之辞”，这在他接受起来，我想似乎要容易和乐意一些。
黄维抬起头来了，虽然缓慢，甚至艰涩，却正对着我，正对着我的不眨一瞬的眼睛：“你不要写我什么骡（罗）店马店的，其他人的抗战，我看也不必做什么文章，要是真的打得那么好，还有后来失守上海、沦陷南京、败北武汉、迁都重庆的事情么……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那么当然，你今天到我这里坐坐，我是很高兴的，特别是听了你开先那些话。有人给我‘中国人’这3个字，我就什么都有了！”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与他相反，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知觉：我不知道自己是被陷进沙发去了，还是被弹到茶几上去了；没有了视觉：我依稀发现黄维的头发是墨黑的，而他的眉毛是银白的；没有了味觉；我仿佛记得黄维开始说的话很甜，现在却有些发酸！我唯一有的便是在另一种始料不及的刺激下，从我牙缝里挤出来的冷飕飕的3个字：
“为什么？”黄维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假牙，眯缝着他那淹没在皱纹里的眼睛。他启口了，温和的音调，调解的口吻，似乎他从我这3个字和他那3个字上面，意识到有一种需要缓和的气氛。
“你可以问我一千个为什么，一万个为什么，可是我只消告诉你一件事情就行了。你刚才提到的沪西罗店，我去年冬天去过，我是去拜望当地那些古稀之年的老百姓的。他们当然不认得我，我自己说：‘我叫黄维’。他们一下子把我围住了，一位盲人长者拄着拐棍挤到我面前，一把捏住我的手说：‘你就是67师黄师长么！你在我们村口打日本那阵，我眼睛可没有瞎呵！你是卖了力气的，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所以你走以后，虽然我们遭了殃，但是我们不怪你……’”
黄维的笑容完全消失了，闪亮的眸子却从眼角皱纹的波浪里浮现出来。在他身上，得与失、彼与此就这样认真地运行着，交替着。而那颗亘古不得移动的黑痣，则是他忠于职守的神经中枢，分理着、传送着他的不同的情绪，让你看不见层次，看不见脉胳，从而不得不追寻和思索他依据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