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的内容因队而异。在以后的分工当中，第一队和第二队负责大田作物生产，第三队负责建筑修缮，第四队负责果树栽培，第五队负责家禽饲养。如果这片土地上居住的是100多位土生土长的农民，那么只要在分工之后一声令下，他们挽起袖子就可出发；然而这是一批与农民的本领绝无半点相通的国民党将军，离开了尽可充分发挥才干的战场，在五云山下的百亩荒坡上他们几乎没有一分用武之地。正是基于这种现象的承认，从人类生存的意义讲，他们开始了从猿到人的过渡。
5个生产队当中，劳动量最大的是第一队和第二队，技术性最强的是第三队和第四队。虽然他们的思维都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幅度最大的还是技术性最强的生产队的人们。
杜聿明崭新的事业开始了。从头创建生活，前虑尽可消除，也少后顾之忧，于是这位身负罪孽而又无法摆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潇潇洒洒地来到了天国的大门。
杜聿明手中的启开大门的钥匙是一本《果树栽培技术》，这是他花钱买的。这把钥匙虽然是纸做的，但是异常坚硬，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件代替金属的制品。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准一件值得干的事情他就会把全身散乱的神经，重新编织成结构严谨的意志的钢筋。杜聿明当时创办机械化部队的时候，曾以团长的身份坐在课堂的第一排位置上，听取关于军事机械的讲学；现在，从他分到第四队的那天起，又以学生的姿态坐在荒坡上的人圈之中，听取关于果树栽培的学问。
我们无法比较军事机械与果树栽培的技术难度，对于杜聿明来说，他花在后者身上的功夫不仅是花在前者身上的若干倍，而且有的时候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他吃饭时见到魏技术员，一定得问问梨树什么时候施肥；如果他理发时见到魏技术员，一定得问问桃树什么时候修枝……树木的修枝与衣物的裁剪也许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出于秉性谦和？还是出于雍容镇静？我们不去管它，这里尤显功力从而尤显本领的，还是杜聿明关于果树嫁接的全部学问。有道是隔行隔山，万不谙杜聿明奋力开拓，长此以往，持之以恒，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果然是无可限量者矣。获赦释放以后，杜聿明在他工作所在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室的阶前空地上又成功地嫁接了几株匈牙利、中国葡萄，如今麦黄时节依然结实累累。莫道风调雨顺，只因五云山下深埋着国民党将军追求生活的种子。
种子的萌芽无声无息，生命的活力有血有肉。第三生产队的陈长捷看来不准备在技术上寻找出路，他的手里照样捧着《资本论》，加上平日文雅的举止、缓慢的脚步，同队的宋希濂几乎把他当做全队的“包袱”。建筑修缮是离不开专业技术的，可是陈长捷却情愿远离技术工种之外做一些打杂的粗活，这除了基于年逾花甲的考虑，恐怕更多的还是鉴于这样一种思维：既然生产力所包括的两个因素之一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那么像他那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劳动者，如果把全身力气都献给最为粗俗的劳动对象，又是否能够得到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陈长捷是为着一本立体的《资本论》，沿着一条通往人生归宿的道路来到龙泉溪畔的。
龙泉溪畔分布着几座碉堡大小的破窑。窑上堆满了积土，土上长满了野草。在这五云山下最荒凉的地方，将要出现秦城农场第一座圈存数为500头的大型猪舍。在湖南黑毛尖嘴良种猪到来之前的第7天，第三队开始拆除破窑以备砖料。陈长捷穿一身褪色的劳动服，衣袋里揣一双半旧的布手套，由于火门不高，又不得不弯腰进窑。他活像一只虽有包袱却异常敏捷的袋鼠，不停地蹦跳着双腿，顺着窑壁去摸索第一块已经松动的砖头。一缕透进来的阳光斜射在他的脸上，站在窑上的洞口探头望去，可以看见他正在咧嘴憨笑。这实在是陈长捷最圣洁的大业，窑内的另一位将军徐远举比他整整年轻10岁，可是他要力争比对方整整多取一倍的砖块。实际上这是一场遭遇在窑内的炽烈的战争。取砖者大汗淋漓，接砖者淋漓大汗，除了重新享受打仗的欢乐，他们谁也不曾想到战斗的伤亡。然而这样的一瞬间却悄悄地来到了龙泉溪畔：窑外的砖堆越来越厚，窑内的壁层越来越薄，终于轰隆一声巨响……这就是秦城农场长时引以为训的破窑倒塌事故。
当时的情形是十分危急的。李科长与一位炊事员最先冲入滚滚烟尘之中，分头寻觅伤员；各路援军漫山而来，又在层层砖块之下，拖出两位将军：一位尚省人事，一位当场休克。
陈长捷休克了10分钟，从他当天被送进医院算起，他在北京城里休养了半个月。说来奇怪，陈长捷过去在功德林整日看书，从来没有感到心烦意乱，可是他现在在复兴医院哪怕一天看一小时书，也觉得头昏眼花。他不明白：为什么劳动人民会那样热爱劳动？难道仅仅是为了挣钱吃饭、养家活口？如果劳动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必需，那么他还呆在这里干什么？
是的，他要回去，回到充满情趣、充满欢乐的秦城农场去。那里有音乐，那里有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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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农场的大门里面，正对着一个大操场。大操场以东100米与宿舍区以南50米之间有一个新建的大礼堂。热天，国民党将军在大操场看电影，冷天，他们在大礼堂看电影，依旧是每个星期两场。
秦城农场的大礼堂里有个一年只有一场的晚会——国民党将军们的迎春会演。除夕之夜，尽管你正在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如果有票，还是不应当放弃为好。然而这个晚会毕竟与露天电影不同。看电影，共产党干部连同家属可以与国民党将军坐在同一个大操场上，从同一个角度达到相同或相似的目的；看演出，管理处则不允许共产党干部连同家属与国民党将军在同一个大礼堂里，有的坐在台下，有的站在台上。尽管新社会的演员不再是供人取乐的戏子，但是对于来自旧社会的国民党将军，能够避免的误会还是应当避免。何况大年三十，天下同乐，又怎能不让这户百口之家好生团聚团聚？关于这一点，粗心的国民党将军们没有理解，他们反倒暗地里埋怨管理处为何不再通情达理：辛辛苦苦排练一场，唯一的来宾却是一位为着端茶送水的、绰号叫做“鲁智深”的、肯定不懂艺术的炊事员！
好在有半数以上的国民党将军坐在台下，而且通过晚会主持人宋希濂再三请求，天下独一无二的“鲁智深”终于坐在前排，于是没有扫兴的20位国民党将军威风凛凛地出现在舞台两侧。由于没有幕帷的缘故，报幕员杜建时用清脆的天津官话说了几句“祝诸位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之类的开场白，然后伸出右手，从台左走到台右，象征紫红色绒幕已经徐徐拉开。
第一个节目是湖南花鼓，演唱者是来自湘江之滨的杨伯涛和夏建。夏建祖籍衡阳，这是湖南花鼓的故乡。不过真正唱出味道的还是杨伯涛，他不仅字正腔圆、声音洪亮，而且手到眼到、神情端庄。第二个节目是张淦唱桂戏《王佐断臂》。此乃桂林才子也！张淦背《易经》一字不漏已见气概不凡，全本台词倒背如流更见才华横溢，加之入情时分声泪俱下，戏未唱完，掌声已起。代替这位司令向观众致谢的是张淦兵团副司令张鸿文，唱的是家乡广东调，事前由文强填词：
半岁秦城感慨多，银锄落地启山河。新村楼阁连云树，旧日关山披锦罗。冬睡葡萄春梦觉，南移苹果北山窝。东风召唤彩云归，一坡杏花一路歌。
和发生在其他大礼堂的情形一样，此间端庄大方、无懈可击的表演艺术，往往比不上偶有疏忽、洋相百出所产生的舞台效果。这里指的是最后一个节目：相声《小康人家多幸福》。这是沈蕴存与文强合编的，也由他们两人合说。沈蕴存打扮成一个善良温顺的农家少妇，本来他在深蓝色的棉袄外面罩了件浅灰色的衬衣就有着几分形似，可是他坚持要戴耳环，多寻不得之余，最终在耳朵上吊了两个红辣椒。沈蕴存现在上台了——他在上台时还在含情脉脉的表情的掩饰下默背了前面几句台词，可是刚刚站定，猛一抬头，早把滚瓜烂熟的句子忘得干干净净，以致文强起句发问，沈蕴存毫无反应。“男人”发怒，“女人”
发恨，装聋卖哑的少妇形象栩栩如生！好在廖宗泽躲在台侧递台词，否则真苦煞了小康人家。殊不料廖宗泽心肠太热，张口之时吼声如雷，闭口之余落地有声，台上的“夫妻”欲哭无泪，台下的看客笑破肚皮。宋希濂从“鲁智深”座旁猛然起身，像公公责骂不争气的儿子媳妇那样两手叉腰、捶胸顿足：“你们搞些啥名堂！”
真正的名堂还在演出之后，而且名堂最多就是宋希濂。在管理处筹备春节围棋比赛的会议上，宋希濂提出要给获胜者颁发奖品，待管理处买回钢笔、日记本，宋希濂又建议再买几包水果糖。现在，一包水果糖放在大通铺上的枕头底下，饭桌上面，宋希濂与杜聿明正有一场决战。挤在一块的眼珠，恰像宋希濂搁下的黑子；而杜聿明手上的白子，正如他在淮海大战中不肯举起的小旗。胜利了的宋希濂来不及脱去鞋袜，像一只熊猫在大通铺上打滚，然后用衣角兜着战利品，边走边叫：“吃糖，吃糖！”他特意走到王耀武跟前，用山东泰安话说：“起床，起床！”
天，果然快要亮了，可是另一间宿舍也是灯火辉煌。这里的人们不喜欢在一张棋纸上耗用脑筋，却愿意在无数个谜语中显露智慧的光芒。不过，快事之前是难事，他们竟为着一个短短的字谜整整寂寞了3个小时。这个字谜是陈士章（国民党第25军中将军长）编的，内容是——“狗咬狗”；直到陈士章暗示性地指了指他站的地方，众人才恍然大悟曰：“狱！”
是的，国民党将军们生活的地方正是新中国的监狱，这个监狱究竟给国民党将军们带来了什么？读者也许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记述：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功德林与秦城农场的劳动，正增大他们的食欲。国民党第47军中将军长严翌早餐可以吃8块油饼外加3碗豆浆；国民党第9军中将军长黄淑午饭可以吃13个糖包子或14个肉包子；而本文的主人公邱行湘晚饭则干脆用中号洗脸盆盛面条……于是除去老弱病残，这里的国民党将军们谁不是心宽体胖、膀大腰粗！
倘若一个躯体的意义仅仅表示一种存在，那么我们将要回答的问题就变成：他们监狱生活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