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国民党战犯分为13个组。
第一组组长是邱行湘。组员有杜聿明、宋希濂、康泽、王陵基、范汉杰、廖耀湘、杨伯涛、陈林达等人。第二组组长是宋瑞珂。组员有王耀武、黄维、覃道善、方靖、沈醉等人。第三组组长是陈长捷。组员有杨光钰、徐远举、文强、庞镜塘等人。
……
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同在戊字胡同内。第一组与第二组、第三组与第四组分别门当户对，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甬道；第一组与第三组、第二组与第四组又分别紧紧相连，中间隔着一堵薄薄的墙壁。
战犯们集体生活在一个天地里，这个地上，开着红梅；这个天上，飘着白云。红梅白云之间，时时刻刻回荡着轻松愉快的类似哼唱的旋律。
第八组组长郑庭笈兼管澡堂。战犯们每个星期洗一次澡，每次都由郑庭笈站在胡同口通知。他是广东文昌人，“洗”字说成“死”字，所以他在庄重地发布完命令之后，常常引起人们的笑骂，因为他分明说的是：“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了第二组死……”人们回敬道：“你要死就死去吧，我们不想死。”受人们欢迎的是王耀武。王耀武是总值日，每天早晨由他通知起床。他是山东泰安人，“起床”说成“吃糖”，人们自然美得咂嘴了。大家略感敬畏的是沈醉。早操由沈醉喊口令。他是湖南湘潭人，平日口语略带乡音，一旦走上操场，便是纯熟国语，而且节拍准确、声音宏亮，令人马虎不得。
周振强长得较黑，加上他在功德林负责管理几十个火炉的烧煤，每个火炉应该供给多少煤球，他总是事前用秤分好，常常弄成大花脸，所以人们称他为周老黑。周振强曾经当过孙中山的卫士，后来孙中山保送他进黄埔一期。毕业以后，又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副官。一次因为忘了替蒋介石提皮包，被蒋介石重重抽了两耳光。人们一见到他，总喜欢故意问一句：“蒋介石是不是打过你？”周振强则瓮声瓮气地嘟噜道：“打过就打过。现在还提这些事情干什么！”周振强几乎是功德林国民党战犯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所以又常常被人们推荐出来读报纸。每当读到“贪官污史”（贪官污吏）、“云花一现”
（昙花一现）、“以化传化”（以讹传讹）时，人们又建议把他推荐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去。
邱行湘负责送饭。饭、菜、汤、水四大铁桶，每桶有30公斤。邱行湘长期挑两大桶，杨伯涛、郑庭笈、沈醉、王凌云等人先后挑过另外两大桶。开饭的时候，胡同里的一张长木桌上，摆着13个组的分别用来盛饭盛菜的碧绿的26个大瓦盆。由邱行湘和另一位挑饭者把饭菜按13等份分好，然后各组领回去再分到每个饭碗菜碟。趁饭热汤鲜，应该吃饭了，却偏偏有个不同凡响的王陵基。王陵基与蒋介石同年岁，清朝末年学过法律，以后又进过日本陆军学校，结果学来学去，最终成为四川刘神仙的大徒弟。他吃饭之前，先把饭菜放在桌前，然后在一尺高的大通铺上“坐禅”——双手合掌，二目紧闭（其实他二目睁开也看不见多少东西，他是高度近视，平日戴着眼镜），口中念念有词——直到念累了，他才抢过碗，大口大口地吃。
范汉杰比王陵基小不了几岁。这是一位桥牌迷。他与杜聿明、宋希濂、刘嘉树、刘镇湘是老牌友。只不过第64军中将军长刘镇湘把军队输给了共产党并不生气，而把牌输给了国民党同僚却经常发火，甚至出口伤人，迫使范汉杰不时退席。若是刘镇湘未输一局，范汉杰便会奉陪到底。人们是希望他最后离去的，因为每次散场走到门口，他都会给大家留下一两句被人们称为“凑趣”的语言。现在他又走到门口了。胖胖的刘嘉树把身体一侧，对高高的范汉杰鞠了一躬，然后说：“请你走前头，你比我岁数大，你是我们的头。”范汉杰把颈子一偏，大声说：“头！哪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头，没有一个头还行吗？现在的头是毛主席，毛主席是当今时代的头！”众人连连喝彩：“说得好，说得好！”范汉杰把颈子朝另一边一偏，更大声说：“说得好没有用呀，我们要跟着走呀！”
李仙洲是国民党将领中鼎鼎有名的“山东三李”（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之一，也是功德林国民党战犯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进黄埔一期时便是当了父亲的人。此间他告诉大家，他在功德林已经具备了“三德（得）”，那就是：吃得、拉得、睡得。
功德林的夜晚，保持着白日的温度。就在全体国民党战犯进入梦乡的时候，管理员们轻轻推开了房门。他们用温度计来测量空气的温度，数据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恰到好处。因为他们——共产党人——的体温分分秒秒地调节着从夜晚到白天的过渡……
-4-
在没有人能够扭转地球运转的方向之前，夜晚到白天的演变永远是一个必然的规律。然而站在地球上的人们出口并不因此自觉地排除心理上的偶然的侥幸的因素。他们往往需要看到事物的结局，才能正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一面镜子。国民党战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是以承认历史、承认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为条件的。
邱行湘终于承认了历史的规律，乃是通过国民党从白天到夜晚的反证的结果。
他在陈诚军事集团里的通家之好、比他后当俘虏的杨伯涛，告诉了他陈诚集团在大陆上的垂死挣扎和最终没落。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掌握了战局的绝对优势，对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人莫不惊恐万状，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陈诚本人身先士卒，远走高飞，从沈阳飞回上海养病，又从上海飞往台湾安家。陈诚幕僚先者逃至台湾，后者逃去香港、澳门。而另有一些野心不死者则试图行险侥幸，趁此混乱之际抓取兵权，利用各种封建关系成立军队，拥兵自重。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四厅厅长的刘云翰就是始作俑者的一个。刘云翰将49军26师残部、东北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整编55师和河北省保安团队带到天津，改番号为86军，重新调整人事，安插了两个师长进去。一个是邱行湘的副手、94军第5师副师长姚葛民，一个是36军67师师长李学正。86军归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1948年冬，刘云翰随陈长捷被俘。刘云翰被解押到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仅学习一个多月，就被释放回到南方。但他毫无悔过之心，仍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为敌，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方天（陈诚系将领）合伙，任江西后备兵团副总司令，强征壮丁，编练地方武装部队。1949年国民党已濒全面崩溃之际，方天、刘云翰还在江西靠近闽粤山岳地带布置了几处打游击的根据地，打算割据一块地盘，恢复北洋军阀土皇帝时代的老样。江西解放后，方天、刘云翰逃到台湾。
杨伯涛又告诉邱行湘，大陆解放前夕，《中央日报》大肆宣传说，蒋介石已在台湾编练新军，将用以反攻大陆。实际上台湾那时只有两个旅，由孙立人当台湾编练司令。狡兔三窟，在台湾编练新军，是蒋介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计划。当时国民党政治形势已经很糟，征集新兵十分困难，即使有了兵，训练更需要较长时间，不能迅速使用。因此蒋介石把在南京、上海之线担任警备的青年军整编208师、209师全部调往台湾。蒋介石命令选拔两个富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去担任这两个师的师长。在国防部的陈诚系人物认为机不可失，由苏时签呈，青年军整编208师师长由该师副师长彭战存升充（彭属陈诚的老部属），青年军整编209师师长由杨伯涛升任（时杨伯涛任整编11师副师长），蒋介石给予批准。之后因胡琏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免调杨伯涛到青年军，改升他为整编11师师长（即18军军长），杨伯涛才留在大陆上。
邱行湘安慰杨伯涛说，留在大陆，哪怕当犯人，也比到台湾好。共产党能够打下大陆，难道还不能收复台湾？所以迟被俘不如早被俘，如果共产党要释放战犯，人生也好作一个安排。
杨伯涛开导邱行湘说，洛阳战役中，18军军长兼11师师长胡琏率领11师副师长兼11旅旅长杨伯涛、川军孙震的整编47师整编125旅旅长陈仕俊等部队，经许昌、禹县、登封，渡伊河直抵洛阳，皆因山洪暴发，方才姗姗来迟。纵然天随人意，保住洛阳，也只不过是为解放军多添一次麻烦，导致共产党对邱行湘更大的仇恨而已。
邱行湘和杨伯涛长相略同，高矮一致，都是跟随陈诚半辈子的陈系将领。用他们自己的比喻来说，陈诚军事集团是一只蒋介石精心豢养和任意嗾使的猎犬，在猎犬被打死以后，依附在皮毛上的一对跳蚤却能安然无恙。邱行湘和杨伯涛不能不相互道喜了。
然而回忆是痛苦的，特别是往事像噩梦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候。如果说邱行湘昔日只要今天，不要明天，那么他现在只要今天，不要昨天，所以若是陈诚系以外的人问及或谈及他的往事，他是没什么好脸色的。
国民党河南第一路挺进军中将总指挥王凌云是位杂牌部队将领，曾任国民党第2军军长，1948年调河南南阳任豫西绥靖主任。抗战时在云南，隶属远征军。那时邱行湘随同陈诚、黄琪翔以及蒋介石自己的派给陈诚担任翻译的英文秘书沈昌焕由昆明到弥渡，时任第2军军长的王凌云驻祥云，专程去昆明接陈诚，又专程送陈诚到弥渡，态度恭顺。陈诚对第2军前任军长李延年生活糜烂、吸食鸦片素怀不满，而对王凌云颇有好感。邱行湘那时与王凌云相识。
王凌云告诉邱行湘，洛阳战役最紧要的1948年3月13日下午4时，蒋介石派他乘一架飞机从南阳来洛阳救邱行湘。他飞到洛阳上空，因天气恶劣，看不清下面情形，不知洛阳机场是否还在邱行湘手中，因此盘旋片刻，折回南阳。王凌云问邱行湘：“那时洛阳机场落在谁的手里？”邱行湘反问王凌云：“你问这做什么？”王凌云说：“看我该不该降落呀！”邱行湘说：“你降下来也罢，我飞上去也罢——我们迟早都注定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王凌云扭头走了。邱行湘有些后悔，他一个人站在那里，默默回想着王凌云来救他的时间——那时他正在命令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悬挂在洛阳中学的大楼屋顶——这时又是他往事像噩梦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