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便是时任大佛寺文物管理所所长的黄高彬先生。他生性豪爽热情，为人谦和敦厚，热爱文化艺术，酷好川戏，并常常能来两段旦角唱腔。他任乐山文化馆馆长时，对李琼久十分崇敬，百般照顾。调任文管所任所长后，更是尽心扶持地方文化，并热情接待全国各地到峨眉、乐山来写生采风的艺术家。为感谢黄馆长的知遇之恩，登山者必留下书画墨宝，其中不乏李可染、黄胄、范曾、程十发、关山月、宋文治、孙其峰、方济众、亚明，以及川内冯建吴、陈子庄、李文信等一大批名家。后来，还得到家乡人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一大批书法佳作，为丰富乐山文管所收藏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74年，黄高彬得知李琼久处境异常艰难，亲自前往天后宫看望李琼久。他说：“你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到哪里去找临时工作呢 最近返城的知青又多，工作更不好找。不如到大佛寺我那里来，做点轻巧工作，写写画画拿份工资，虽然收入不多，但细水长流，也可以找点饭钱嘛。”于是，李琼久就到大佛寺山上，当了一名打工仔，名曰：美工。所谓美工，就是为各景点、接待处写一些标语口号、毛主席语录、风景名胜的内容介绍等。黄所长则要他多画多写，为开展“书画外交”提供资源。到大佛寺打工，一来可以画画混口饭吃，二来每天还可登山揽胜，正如李琼久在给苏国超的信中所说：“子瞻相遇凌云、乌尤都没有做到‘日日载酒凌云游’，我虽无酒可载，但可以日日乌尤、凌云之游。”
为赚得每月三四十元工资糊口，李琼久每天起早贪黑，过河渡水，登山上班，努力工作，勤恳作画。在这段时日中，为文管所作了不少书画。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李琼久在山上仍然受到一些人的歧视和排斥。有人认为，这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来做临时工，是山上的额外负担，供的“活老人”来混饭吃的。
当时，参观乐山大佛只需买五分钱的门票，大佛寺收入十分有限，经费开支捉襟见肘，养不起多余的人。在一些人心目中，临时工应当身强力壮，凭劳力拿钱，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儿，怎么能算临时工呢 这些不满情绪，有时便演变成刁难。李琼久在给学生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大佛寺做临工，每天一早起来，从城内渡江上山，工资每天一元二角钱，做一天算一天。就是挣一碗稀饭钱，也要看‘唐七、唐八’的脸色……”说起他在大佛寺遭遇唐七、唐八们刁难之事，后来成为李琼久常常在茶余饭后自嘲的一段往事。
川戏中，有一段《评雪辨踪》，说的是后来当了宋朝宰相的吕蒙正穷愁潦倒时，为求一箪食、一瓢饮到卢兰寺乞讨，被唐七、唐八两个恶僧刁难的故事。愤怒中，吕秀才有一句台词：“有朝一日吕老爷高中归来，你才认得我哪。”道出了对市井小人的不齿与无奈。
一天晨起，秋雨绵绵的古城嘉州满天阴霾，一时难以放晴。为赶上班时间，李琼久撑起雨伞高一步、低一足冒雨渡江。登岸后，风雨大作，举步维艰。于是便寻个岩边避雨。举目四顾，烟雨朦胧，岷江河水波涛滚滚，信口拈来打油诗一首：
舍舟登凌云，城浮江上头。
远望三峨峰，已被云挟走。
待风住雨停，登山入寺，已误了上班时间。经过办公室时，两个管事人员便开始发难：“李老师，你早 ”看来是在打招呼，后面的话就带刺了，“你要迟来就先打个招呼嘛，我们好给你准备午餐。”这样的奚落已是家常便饭，李琼久不予理会，直奔工作间。一路想来，“为了讨口饭吃，不怕什么鬼，我本身就是鬼。”“君子不得志，反被小人欺……有朝一日李老爷高中归来，你才认得我哪。”心中不禁一番自嘲。
李琼久在山上日子难过，一些老朋友少不得偷偷上山看望。这让唐七、唐八们非常不满，便精心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上班法规：其一，上班不能接待会客，更不能作应酬画；其二，为量化上班劳动纪律，每天必须画几张画，领几张纸，剩下的退还结账。
为了生活，李琼久不得不忍气吞声，谨遵“法规”。在给学生苏国超的一封信中，李琼久写道：“我被安排在大佛寺，目前任务是勾写毛主席词诗书法，准备刻木板。今年大佛寺文管所成立之后，对我的工作制度有一定规定，上班时间不会客，不许应酬（画画赠人），要应酬必须通过领导，这样只好将就。为了要维持生活，一切都要看在这份临工活上，否则，把这个饭碗打烂，吃饭就成问题了。”
听说李老师处境艰难，远在成都的苏国超经过周旋，从工艺美术公司拿到一些竹帘，带到乐山让李琼久画，画一张，可得一元二角钱报酬，如此基本能解决他和老伴的生计。
学生盛志中回忆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画竹帘正是炎热夏天，在小阁楼里，光线暗，头顶上的瓦晒久了，热死人。他画累了，伏在桌上睡觉，我在旁边帮助他染色。”尽管如此艰辛，这样的活儿也有不少人争着干。由于僧多粥少，落到李琼久手中的活儿就不多了。1974年6月26日，在给苏国超的信中，他写道：“竹帘不能供应，僧多粥少，目前真的走投无路，如不能保证，我只好另找出路，准备下月从大佛寺退回来，不再做临工了……”由此结束了在大佛寺的短工活。
峨眉山上临时工
辞去大佛寺的临时工，而画竹帘又难以维持生计，此时此刻，峨眉山文管所所长童谣挺身而出，帮他渡过难关。
童谣个头不高，面目清瘦，头发梳理得干净整齐，显得特别精神。这个军旅出生的文化干部，早年在军中就酷爱文学艺术，转业后当过新华书店经理，然后调任峨眉山文管所任所长。
童谣对李琼久仰慕已久，把李琼久当成良师益友。当得知李琼久在大佛寺打工心情不快，三番五次到乐山周旋，开出了每月四十五元的“高工资”，将他接到峨眉山文管所。
当时，临时工每月能拿三十元就很不错了。李琼久的“高工资”优待，招来不少人的嫉妒，立即反映到县上，县领导随即找童所长问责：
问：“听说你们报国寺最近招了一个老先生来当临时工呀 ”
答：“有这么回事。”
问：“有人反映他有历史问题，是这样吗 ”
答：“是有点。他原来是教师，并没有戴什么帽子。”
童谣显得有点紧张。领导在办公室来回踱了几步，关切地说道：“你才上任，又是党员干部，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能放松哦。对这个问题群众有反映，要注意立场。”童谣忙回道：“他是一个比较老实规矩的人，我们找他来，是利用他的一技之长，帮助整理一下山上的碑刻资料，恢复些牌匾碑刻。当然，我们也安排了对他严格控制使用。”
领导话锋一转：“听说你们每月给他开四十五元工资，群众有意见，不是高了些吗 ”
童谣连忙解释道：“工资是高了点。但他干的不是一般工作，过去收藏的古籍和稀奇古怪的碑帖，别人都不认识，搞不清楚，只有他才弄得懂。他不是一般工人，是高级文化工人，不能同木工、泥水匠相比。”面对领导步步逼问，童谣急出一身冷汗，甚至冒出个“高级文化工人”来搪塞这位文化不高的上司。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总算顺利过关。
童谣为李琼久安排的工作，比较轻松自由。除了指导木匠、石匠打造牌匾碑刻外，有时也可登峨眉山写生游览，同时还有宽裕的时间作画。
“文革”刚结束，文管所所长便萌发了开发旅游的设想。李琼久十分体察所长的心思，帮助他设计规范景区旅游设施，并策划组织了一次征集全国名家字画的活动。他利用自己在全国的影响，短期内很快就免费为峨眉山征得三百多张名人字画。这批珍贵的艺术品，不仅丰富了文管所的收藏，也为后来筹建峨眉山博物馆奠定了基础。
李琼久建议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印制一批峨眉山风景画片来宣传、推广峨眉山旅游。童谣采纳后，便从成都请来赵蕴玉、吴一峰、岑学恭三位名画家，由李琼久牵头，四人组成创作组。童谣回忆说：“创作组上山写生，每天管吃管住，没有任何报酬，后来画了一批峨眉山花鸟、山水，精选了十幅，以李老师的山水、花鸟为主，编辑后在乐山印制了一套如明信片大小的《天下名山》小画辑。印制费是从峨眉山每张五分钱的门票收入中集资，印了一千多套，放在山门口当做旅游纪念品出售，每套一元。”
尽管印制粗糙、毫不起眼，但画辑上，李琼久的山水、花鸟，个性鲜明、风格独特，让人耳目一新，广告效应显著。这些画辑一经面世，便成为业内外人士争相购买的“香饽饽”。信息传到乐山，书画爱好者和画家们争相索取，几乎人手一册，不少人珍藏至今。成都的画家，纷纷托人邮寄，甚至专程到峨眉山购买，瞬间在川内刮起一股不小的“李旋风”。
《天下名山》小小画辑在当时已成为新鲜、独特、时尚、价廉、容易携带的旅游纪念品，为峨眉山游客所青睐。随着游客的推广，迅速流传全国。当转辗到时任全国美协副主席的华君武手中时，完全征服了这位艺术权威，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立即打电话给四川省美协主席李少言说：“我在你们四川发现了一个活文物——李琼久。”同时很想见到李琼久，看看他更多的作品。
一套小小的画辑，很快改变了李琼久后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