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进牛棚
正当李琼久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袭来，又一次将他抛进苦难的深渊。
“文革”一开始，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在震声如雷的批斗口号中，因为“政治背景复杂”的李琼久，很快被戴上“黑画家”、“地主分子”、“特嫌”帽子，被赶下讲台，打入牛棚。
遭遇批斗的李琼久面容黑瘦，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烈日下，他头顶草帽，足裹布袜，穿着一双“水巴龙”草鞋，手拿镰刀，背着一个大得出奇的稀眼背篼，成天与山野为伴。按 “规定”，他每天必须早早起床，忍饥挨饿割满一背篼猪草，到中午才能回到学校吃饭。
“清理阶级队伍”的一天中午，火辣辣的太阳欲将大地烤焦，在烈日下劳作的李琼久，早已被汗水泡透了衣裤，身后的背篼终于满了，他一边擦汗，一边伸了伸疼痛的腰板……高强度的劳作，让年过六旬的李琼久苦不堪言。然而，更为难熬的，还是批斗会上文武夹攻的阵势。
这天大暑，天气特别闷热，学校大礼堂内，挤满了热血沸腾的师生。批判大会主席台下，头戴高帽，脖挂黑牌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对立派的大小头目，一字排开。面对摩拳擦掌、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站在最边上的李琼久却显得有些轻松。作为资深的“挨批老将”，他预感到即将上演的这场闹剧，“火力”会集中在那几个对立派头目和当权派身上，其余的，都是用来陪“杀场”的。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夹着刺耳的叫骂声充斥着整个礼堂。室外烈日如火，室内犹如蒸笼，李琼久浑身上下早已被汗水湿透，也只能低头垂脑，汗水滴在水泥地上浸出若隐若现的图形，在他半闭半睁的视线里，竟然出现了奇幻的河流、浮动的丘壑，瞬间又幻化为各种抽象的动物图形。齐白石“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精论，让他在这种幻觉空间里面又有了新的发现……当他被人赶走时，抬头四顾，才发现礼堂里已空空如也。
接受劳动改造不久，随着运动的深入，李琼久被带出学校，关进了地区文教系统重点人员“牛棚”。就这样，李琼久与外界隔离，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每天，除了没完没了的写检查、汇报思想，就是严厉的审讯和盘问。弟子黄仲新回忆说：“‘文革’中，李老师被关进高级中学不准出来，李师母叫我给他送点衣物和日用品去。里面审查得很严，我带进去的所有东西都要接受严格检查。见到李老师虽然又黑又瘦，但精神状况还好。谈话间，我看到桌子上摆满了报纸和一些零星纸张，一叠厚厚的烟盒纸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张上面，都密密麻麻用钢笔写满了各种书体的精美小字。我知道老师长期以来一直养成了临帖的习惯，被关在这里也没有放弃。他说，这里没有纸张，只好将就用这些烟盒、报纸练习了。我实在喜爱那些近乎微刻的小字，向老师讨要了几张，一直珍藏至今。”
逐出校园
“文革”中李琼久被扣上“黑画家”、“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分子”等许多帽子。然而，最令他恐惧的是“特嫌”，一旦定案，后果不堪设想。
新的一天，新的一轮审讯又开始了，站在审讯席前面，李琼久显得有点紧张。不一会儿，穿着风衣、戴着眼镜的专案组长，不紧不慢地靠近李琼久。他仔细地打量着李琼久，一双眼珠子藏在镜片后不停地转动，突然间转身向李琼久发问：“你不是艺术权威嘛，请问你画得最好的是什么 ”李琼久答道：“画马。”这时，专案组长叫人取来一支粉笔递给他，说道：“你就在地上画匹马给我们看看。”接过粉笔，李琼久很快就画了一匹奔马。专案组长漫不经心地绕画踱来踱去，击掌几声说道：“画得好！”话音刚落，他突然脸色一变，冲到李琼久身边，劈头就问：“你这画是跟谁学的 ”李琼久这才明白专案组长的用意，回答说：“跟梁鼎铭学的。”接着，发问一个接着一个，像炮弹一样打向李琼久。
问：“你们在一起搞了些什么活动 ”
答：“跟他学画。”
问：“你参加了他们一些什么组织 ”
答：“参加过‘三国演义连环画创作会’。”
问：“梁现在哪里 ”
答：“听说在台湾。”
……
迫于无奈，李琼久还是在笔录上画了押。很快，专案组又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专案组长点燃了一支烟，向旁边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人便从卷宗里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递到李琼久面前，专案组长说：“你要仔细看看这张照片，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事。”李琼久接过照片，突然像触电般地脸色惨白，摇晃了几下，差点跌倒在地……
原来，上世纪三十年代，李琼久为了赶时髦，便和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到相馆，各照了一张身穿黄军装、脚蹬长统马靴、手持军刀的照片。几十年了，李琼久早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不料，这张发黄的老照片，竟然落在专案组手中。有了这“呈堂证供”，李琼久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待李琼久作出解释，第三轮攻击又开始了。
专案组长又问：“听说你还会发报。”
原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李琼久生活拮据，曾被介绍到邮电局当发报员，由于没有兴趣，几天后便放弃了。而今，专案组借题发挥，将此作为“特嫌”的佐证，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梁鼎铭何许人也 “反动画家”、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据此，李琼久便和“通蒋匪”脱不了干系。而手持军刀、身穿黄色军装，又成为“伪军官”的“铁证”；“发报”何人所为
于是，“敌伪”、“特嫌”、“通蒋匪”三大罪名加在一起，飞来横祸令李琼久猝不及防，难以招架。
专案组耗时半年，煞费苦心地跑遍全川，内查外调，查无实据，仍然无法给李琼久定性。也就是说，李琼久虽然戴了很多“帽子”，但全是莫须有。最后，气急败坏的专案组，以“社会关系过于复杂，历史问题混乱不清，不宜留在人民教师队伍”为由，将他清除出教师队伍，还美其名曰：“劝退”。因看在李琼久工作多年的份上，按党的“给出路政策”，专案组才“网开一面”，给了他两千元遣散费。至此，李琼久被逐出校园，成为无业的城镇居民。
天后宫蒙垢
大渡河俗称铜河，在汇入岷江合流处一带，高高的城墙上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故这一地段又叫铜河碥。这条街巷最高的建筑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古庙——天后宫。新中国成立后，为安置一些城里无家可归的贫民、乞丐，政府将庙中破旧房屋简单修缮后，改成数十间住房的大杂院，里面挤满了二三十家城市贫民。由于房小人多，虽然天井宽敞，却塞满了家什杂物，院内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大呼小叫声中还夹杂着粗野的叫骂声，是个名副其实的贫民窟。
“文革”开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李琼久在被抄家后也被赶进了天后宫，之后十几年，破庙给他留下了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
虽然李琼久身居贫民窟，却挡不住仰慕者前来拜访的脚步，不仅有省内知名画家登门，也有不少到乐山、峨眉山写生的全国各地画家慕名寻觅到天后宫。
当访客一跨进天后宫，一股霉变腐臭夹杂着刺鼻煤烟味的气息便扑面而来，让人难以忍受。穿过高低不平、七拐八弯的狭窄巷道，摇摇欲坠的后殿旁边，一幢破败小阁楼上，一间十几平方的木板房间，便是李琼久一家祖孙三代蜗居的住所。在这间昏暗的老屋中，熏得发黑的瓦格伸手可触，小小的“牛肋巴”窗洞和屋顶两片发黄的玻璃瓦，便是唯一的出气口和光源。两张小木床，一把竹椅和两只小木凳，一只破木箱，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吊在房间15瓦灯泡下一张低矮小饭桌，便是先生每天在上面演绎笔墨乾坤的方寸之地，和唯一可以抚慰他孤独灵魂的“桃花源”。
光线昏暗、房屋低矮也就罢了，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小阁楼下，每天做三顿饭，楼下几家人一字并排的锅灶，一股股浓烈的蜂窝煤烟夹杂着炒菜的油烟味，往楼上小屋直窜，熏得人几乎窒息。长年累月烟熏火燎，老先生健康遭受重创，老妻也因此患上严重的肺气肿心脏病。李琼久在1975年9月9日给苏国超的信中写道：“我真想去峨眉山一趟，换一点新鲜空气，煤烟气实在闷得发呕。”难怪成都老友杨允中先生来后感触良多，回去为他刻了“城镇居民”、“白屋人”、“烟熏楼”三方闲章，调侃这段辛酸的历史，成都人甚至戏言：“李老师这段时间的作品带有烟熏味。”
每年春秋两季倒还凑合，一到数九寒冬，呼啦啦的北风猛烈地拍打着风雨飘摇中的小阁楼，穿墙破壁从木板、瓦缝中灌进屋里，小屋简直就成了冰窟隆，一家人只好燃起微弱的蜂窝煤，围炉取暖苦熬严冬……
三伏天，烈日高照，头顶瓦片晒得滚烫，热浪阵阵袭来，酷暑难耐，一家人只好到铁牛门河边纳凉，或在楼下巷口坐以待旦。年复一年，一家老小在这水深火热中不知熬过了多少苦不堪言的日日夜夜……
在那破败与嘈杂的天后宫中，岁月无情地摧残着艺术家的精力和健康，在那没日没夜的悲凉与苦难中，李琼久没掉过一滴眼泪，也没有怨天尤人。四面楚歌、危机四伏中，他在那张方寸画桌上，回归心灵中的桃花源，倾情笔墨。在他心里，唯有艺术是他的太阳，能使他身心脱离苦悲，温暖冰冷的心，带来一线希望之光。
李琼久被逐出校园，断绝了一家三口的生计来源，老妻胡咏娴也受到丈夫牵连，被打成地主分子，成天游斗、扫街。
虽说脱离了教师队伍，但粗野的折磨，还远远没有结束。按照居委会的规定，李琼久每天要清扫天后宫大杂院里的厕所。厕所的地面没有铺水泥，凹凸不平，打扫起来很费力。特别是农民出粪之后，地面洒满屎尿，清扫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时，李琼久的脑海里会突然冒出一个词：斯文扫地，不，是斯文扫厕！
两千元的遣散费，每天开销尽管是精打细算，但只出不进，日子长了也会坐吃山空。李琼久想到找点零活，赚钱补贴家用。干什么零活呢 体力活肯定不行，唯有一技书画专长。
一天，李琼久从供销社门口经过，看见里面正在卖纸折扇，有顾客问，有没有手画的纸扇 供销社人说没有，只有黑白两种。听到这里，李琼久灵机一动，便同供销社商量，画一幅扇面，他可以挣一角钱。接受了供销社的“来料加工”后，李琼久一天能画二三十把。但后来，根本卖不掉。供销社扇子停售，李琼久便自动“失业”，重新回到只出不进的日子。这样一来，李琼久又开始为生计犯愁了。
为了节省口粮和开支，也为了避灾躲难保全老命，李琼久不得不逃离天后宫，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流浪之旅。其间，在不少接纳他的学生、朋友家中，或小住一晚或三日五日，李琼久总要画上几张小画用以回报，混口饭吃，混张床睡，又继续茫然前行。
逃亡周坝
青衣江畔的周坝村，地处富庶而秀美的河谷平原地带，隶属乐山夹江县。村子里住着一个爱好绘画的年轻乡村教师周连城。1962年，他慕李琼久名，专程徒步二十多公里到乐山投师“永好堂”门下。李琼久在山穷水尽时，周连城曾倾力相助。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他百感交集，深有感触地说：“1972年的一天，我接到李老师的来信，写得很凄惨。信上说：‘我的人生已走到三岔路口，前面一条路不让我教书，已经堵死了。现在还剩下两条：一条是自杀，另一条是到周坝来。你考虑我该怎么办 ’我看了十分震惊，潸然泪下。见老师已走到绝路，这么一个卓有成就的画家，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让他坚强地活下去。我立即给他回信，安慰他，千万不能走绝路，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熬出来就好了。周坝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家，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我是回乡知青，还是代课教师，多你一个老人，也能负担得起，我愿意供养你一辈子。
“后来老师果然来了。我见他杵着一根竹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背个破旧的挎包，里面装着一张旧毛巾和一只搪瓷缸，一副乞丐模样，真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我含着泪水赶忙把他接回家，端水奉茶，安慰说：‘不要怕，到我这里，就到了家。咱们只要熬过这一关，还看得到你大展宏图的一天。’”弟子的一番言语，让老人心头安稳了许多，他拉着弟子的手说：“我是老牛，你给我一把草，救了我一条命，我一辈子都记得你。”随后简单用餐，周连城赶忙收拾打扫，安排老师的住房。李琼久起身说道：“你就别费心了，给我找块木板搭床，一根稻草都不要，我要睡光板板‘卧薪尝胆’。”
周连城回忆道：“老师到周坝时正值夏天，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到青衣江畔走走，早饭后回画室作画……晚餐后到河边擦洗。”周坝的农村生活是俭朴的。每天漱洗，河边一站，涉进水中，全身上下“一笔带过”。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粮油等日用品全是低限度配供，周连城没有要老师带来的粮票，粗茶淡饭同吃一桌。周连城说：“平时我家一个月都很难吃上一次肉，看到老师每天起早贪黑，勤苦作画，疼在心里。只要我外出代课或去修堰，就在街上给他端份肉回来打个‘牙祭’。”
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这里不受外界骚扰，可以集中精力研究创作。白天，周连城出去放牛或代课，晚间，师生对坐河边谈画论道，倒也落得逍遥自在。
不久，李琼久在周坝的消息不胫而走。夹江城里爱好书画的青年纷纷登门看望李琼久，向他求教。周连城和李琼久热情地接待他们，也由此招来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
原来，当时夹江县有关部门得知李琼久到周坝的消息，便以资产阶级的黑画家、地主分子、被开除出校门的牛鬼蛇神来夹江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年的罪名，强迫所有接触过李琼久的人揭发检举，划清界线。如果“执迷不悟”，将受到处罚，甚至开除公职。周连城回忆说：“县里领导做工作，要我写检查，揭发检举。我想李老师成天画画，教学生也是讲的画画，从来没有发泄过不满情绪，也没有搞什么反革命活动。一个人做事要凭良心，怎么能胡编乱造迫害好人呢 我坚决不写，要开除就开除。还没等他们说完，我背起铺盖卷一气之下就回来了。从此也丢了民办教师饭碗，回家彻底务农。”
“文革”抄家前，周连城到李琼久家背走了不少先生珍藏，而后完璧归赵。如今李琼久人生走到绝境，他又义无反顾，舍生取义，保护了老师。1975年，李琼久在给周连城的一张画中有题：壬子七二年夏月，于周坝收容。应北京友人创作四川风光时，在此生活……记录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师生情缘。
探险金口河
在李琼久患难时，还有不少人在继续关心和帮助着他。
其中的杨允中先生，就是一例。他是一位精通艺术史论，博学多才，为人热情豪爽的金石书法家。在四川，他一直关注着李琼久和陈子庄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一有机会，便与他们交流切磋，并在艺术上为他们出谋划策。特别是对李琼久格外关照，即便是自己生活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帮助李琼久，甚至还结下了儿女亲家。
正当李琼久在周坝苦无出路之际，杨允中的老同学、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画家张正恒来川考察。乘机，杨允中拿出陈子庄和李琼久的画向他推荐。在四川老家同时发现两个天才画家，让张正恒十分兴奋。相较之下他更欣赏李琼久的作品，他说：“陈子庄只有小品不能大作。”便决定带李琼久的作品到北京，向时任全国美协副主席的吴作人推荐，争取把李琼久“挖”到北京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