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回乡会知青朋友，第一个便是探望他，一是担心和同情他的处境，二是怕他会误解老朋友瞧不起他，从而封闭自己。每当我询问他的生活情况，他都会如实相告。但如果我话中流露过多的同情，他很敏感，会愤然用“农民都过得下去，我有啥过不得”诸如此类的话堵口拒谈。记得一次我带几岁大的儿子到大队供销社，请他也带孩子到尚有不少知青教书的茶店中学会面叙谈。他女儿正好在那儿，也是五六岁，穿一身褪色陈旧带补丁的小红花布衣服，脚上一双自做的白底毛边黑布鞋，裤脚边沾满泥土。听说要去中学会朋友，孩子抬头满怀期望地看着爸爸。“罗修”看了看女儿，然后摇摇头说，这个样子，不带她去。我看到女孩马上低头掉泪的样子，断然地对“罗修”说，这有啥子嘛，农村就是这样，未必知青还会嫌弃吗？这下点破了“罗修”的心病，他才带女儿一起到了茶店中学。回来后我就想，知青在农村扎根这条路太难走了，艰难的不仅是生活和劳动，而且要面对城乡巨大差距带给他们的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
“罗修”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不管是对工作、对社会、对同事，还是对家庭均是如此。
知青姜蜀菱到区广播局当领导后，正好那里缺会计，考虑到“罗修”家庭经济困难，打算让他去。但“罗修”以怕远离家庭后当“陈世美”为由，谢绝了改变自己境遇的又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他觉得家里太缺劳动力离不开他。直到现在，知青大组长姜蜀菱还为没有能说服“罗修”到区上工作改变处境而自责不已。
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劳作、精神的重负和隐藏已久的疾病终于击倒了不肯服输的“罗修”。那是1986年深秋种小春作物的忙碌季节，10月20日那天中午，他刚下班回家便挑起一担干粪到山顶的责任地种小麦，家人煮好饭等他。可是两点过了还不见回来，喊叫又无人应。妻子上山后才发现他已经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倒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双手还使劲地深深插进刚翻过的泥土中。他手指出血，面色发紫，嘴张着仿佛还在痛苦地大声喘息。后来从医生的口中才知道“罗修”早已查出心脏有病，医生吩咐过他不要劳累过度，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卸掉自己肩上的一两负荷，就这样过早地跑完了生命的全程。当我刚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词就是“玉碎”。
追悼会上众知青的悲痛自不必说，分管知青的女书记是发自内心的痛哭和检讨。遗留问题处理也较顺利，众知青给“罗修”的孩子筹集了一笔基金，资助他们继续读书。作为他的挚友之一，我当时很想为“罗修”说点或写点什么，但心绪太乱，直到多年后才强烈地感觉到有很多的欠债要还，特别是“罗修”的下乡之祭。
岁月蹉跎，青春无愧；勇于执着，疏于变通；玉碎难能贵，瓦全不足珍；盖棺亮全节，终究志高存。能按照自己选择的路一直走到底的人是大浪淘过的金沙，保持性格完整，坚持初衷并非易事，“罗修”，你清贫一生辉耀着的执着和坚贞，照出我们精神的些许苍白，你不苟不染的傲骨和清影将促扫我们内心的积尘。我们会永远记得你-一个真正在农村扎根的老知青。“罗修”兄，你安息吧！
20世纪70年代初，我下乡七八年了，知青组五个知青四个已经招工返城，只剩下我孑然一身。男大二十五，衣破无人补。家无老婆是鬼窝，知青亦难免俗。还真有说不出的苦。我也不是冷血，但自从一次与女知青交友努力未果后就无东山再起之心。俗话说“一拨水，一拨鱼”，不知不觉中，这拨知青水中的“鱼”在水波不惊的情形下都名花有主了。在蹉跎岁月中，我自然在众知青中成了重点帮困对象，还有幸享受了众朋友相助相陪相亲的豪华待遇。
一天，知青张哥约我等场上茶铺见。他先批评我在婚姻问题上“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又推出“三个面向”（老知青、新知青、回乡青年），还说“红苕花”亦光彩照人。原来经张哥等牵线搭桥和推荐引进，公社谢社长看这批知青不错，踏实肯干能吃苦，愿为自己初中毕业的侄女招女婿。我问谁是推荐对象？吴小娃朝我挤眉弄眼坏笑：该你娃交桃花运喽。我说开不得玩笑。张哥方正颜道，那回谢社长亲眼见你光胴胴披个围腰穿条短裤，在石经寺庙门田坝犁田，与农民别无二样，他晓得你文化水平也不错，所以点明招你。那时我下乡已八年，再教育的课已上了两个大学的时间，犹未毕业。七尺男儿之躯，已近四七之龄，感情未曾麻木，无“鱼”也苦恼，结婚安家也该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一想到农村安家一辈子扎根，又觉得这样认命于现实，内心又很不踏实。我好犹豫。朋友们却不管我的心情，纷纷怂恿我去相亲，说是至少多探条路走，并保证消息不扩散。冲着兄弟伙的热情和关心，我终于点头，引出了这一段难忘的农村相亲的故事。
下一逢场天，张哥、吴小娃、郭眼镜和我借了四辆加重自行车浩浩荡荡出发相亲，折合成现时标准，起码也相当于一列的小轿车队了。不知是兴奋过度还是紧张不安，或是久不骑车车技失常，出门下茶店的陡坡一个急刹车摔我个大跟斗，把张哥吩咐我穿得整齐一点的衣服弄得泥巴皱皱的，颇是狼狈，或许这是老天在预示此事的不顺？
相亲的方式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口替社长顺路送信，实际去偷窥他侄女的芳容及了解家庭条件。郭眼镜说为了突出重点，一定要让我走在最前面，免得女方看走眼。
按信上地址，在贾家场附近一个桃花盛开的村庄鱼塘旁找到姑娘的家。这是一个冷落僻静的农家院子。张哥是个急性子，他边喊边敲门边闯将进去，我紧跟其后。屋里出来一个姑娘，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上双眼明亮有神，皮肤白里透红，留着长辫，一身褪色浅红小花衣服，手拿围腰，脚下一双自做布鞋。见四个牛高马大的陌生小伙子，一脸惶惑。张哥忙说，赶场顺路替你叔叔带信。交信时，重点指着我介绍说，这是在茶店中学代课的万老师，都是你叔叔的属下。姑娘忙喊请坐，说父母均赶场未归，便进去给我们烧开水。
我们趁机将姑娘的家打量了一番。这是普通三间农村住房，干净整洁，陈设简单，堂屋只有一张方桌和四张条凳、两把竹椅和一个粮柜。墙壁上有样板戏画片和一家人的照片。一会儿，姑娘给我们一人端出一碗开水，原来竟是糖水鸡蛋。三人谢过边喝边闲聊。
我心怀鬼胎，坐立不安，说了些什么话一点也记不住。过了一个时辰，张哥猛使眼色，于是大家告辞。
归途中，各人发表高见。张哥说姑娘很勤快，居家过日子不错。“眼镜”说形象通得过，遗憾个子偏矮。小娃说文化也将就，关键你看得起不？我说，女娃眉眼也很端正，还有点希腊鼻子味道，但你几爷子不要逼我，人家还蒙在鼓里。张哥说，等她看了信就知道了。我说，幸好她还没来得及看信，不然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因为信中谢社长写明了相亲的来由并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张哥拍着胸膛说，只要你看得起，我保证说通。我苦笑说，成了你们试验品，还不晓得人家啥意见，等有消息再说。
相亲一个月来无消息，我想，秘密状态下的相亲，不声不响地结束最好。不料一天中午，谢社长亲自来茶店中学我处，掏出封信，叫我先看信，后谈想法。我一来从未享受过公社首长单独接见的待遇，二来此等重要事情居然就在这封信中，顿时心头七上八下，脑袋有些发晕，接信时手都有些发抖。姑娘在信中提了三个问题：一、为啥代课未转正；二、为啥现在还没解决个人问题；三、是否决心在农村扎根。解答前两个问题虽费口舌，但说得清楚，最后一个问题却使我陷入沉思。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纪念章下乡，接受了八年“再教育”，其间我栽秧打谷、挑水浇粪、犁田耙地、砍草抬石、担沙面土，吃红苕汤，穿千层衣，住茅草房，当五好社员、先进知青……可现实的锄头铲不掉希望变化的幼苗，幻想的丝线总是在编织理想之梦，我像一颗随风飘荡的种子，直到此时也未找到落地生根的感觉。诚然，知青与村姑结合并不标志同化、退化或进化，但有勇气在农村安家的毕竟凤毛麟角。姑娘头脑非常清醒，提问面对严酷的现实，她不想也不会丢失自己。作为特殊时代产物的知青，我是否在丢失自己呢？！丢掉幻想，就丢掉希望，就可能放弃将来，虽然未来还是未知，但安于现状可能禁锢自己。扪心自问，我的确没有在农村安家扎根的思想准备，还想读书，充实自己。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呢？还搞得那么隆重？
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额头立马冒出不争气的汗珠。我想如果面前有一面镜子，那里面一定是天下最难看难受的面孔。既然无可回避，我便吞吞吐吐如实说完自己的想法，准备硬着头皮挨一顿训。不料谢社长听罢，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说的是老实话，没有几个知青是打算真心实意在农村扎根的。这事就算了，以后再说。”
这次相亲的结局是祸是福我不知也不想知。不过相亲之后，我曾两次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上大学，一次名单仅到公社，一次到区，均无果而终。两年后，凭知青政策“三抽一”回城，我读书的心愿才勉强得以满足。
难忘农村十年，使我现在活得充实；忘不了那次相亲只见过一面姓袁的农村姑娘，是她让我在关键时刻认真思考人生，不要在生活中迷失自己；忘不了热心肠的张哥、关心我的知青朋友和农村那次相亲。
在乡下，我有一次非常成功的捉贼经历。我只身一人仅凭观察、分析和判断，在最短的时间破案，这对福尔摩斯迷的我来讲，在平淡的知青生活中无疑比赶场吃了份回锅肉更令人兴奋。但这一颇有戏剧性的经历最终没有使我高兴起来，反而好几年都像有块难消化的冷红苕哽在心头。
队上给知青修的茅草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半山坡。与屋前仅相隔一块地，是一大片苍劲的柏树林，着名古刹石经寺便掩藏在这参天古木里。1967年“文革”中，知青组上其他人返城未归，我一人在队劳动。初冬的严霜染白屋顶，地里胡豆苗冻得皱眉缩眼，砍过草的山坡更显荒凉寒峭。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发现枕头下15元过冬钱不见了。当时，我父亲被关进“牛棚”，母亲没有了工作，五兄妹全都下乡，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仅值两角钱，过冬钱来得不易，15元钱按工分值算大约得辛辛苦苦挣三个月。我顿时脑袋发热，浑身冒汗。是否放错地方了？东翻西抄找了几圈，最后只好承认现实。急而无用不如冷静思考。如果找队长报案，不仅于事无补反招人耻笑，而且也有违我万事不求人的信条。平时不是爱看侦探小说吗？不如自己破案吧。想到这里，我晚饭也没有心思做了，独自坐在灶前冥思苦想。
我落户的生产队是个响当当的穷队，社员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在全大队都是老实巴交出名的，对我们极好，甚至还不止一次集体保护我免受“文革”中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暴行，知青的东西从未遗失或被盗。我们也很放心，钥匙常塞在门边石凳下，但除知青外无人知道这秘密。失窃后门锁完好无损，作案者显然一定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流窜犯光顾，损失就不止15元钱了。熟识的外队知青朋友知道拿钥匙进门歇脚或煮饭，我们知青小组算得上是当时颇有人气的小小接待站，但深信朋友中无这类小人，如事急用钱必会留下字条说明原委。还有谁呢？房左侧是保管室和猪圈，而常从石经寺林盘中出来走知青屋旁小路的人，可能会看见我拿放钥匙而找到放钥匙的地方。
我开始逐一将必须或经常走这条路的人排队，最可疑是那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穿身衣服全家不冷”的单身汉富某。这人小时候从红旗大队过继到我队，但父母、养父母早已去世。谁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年龄，身高仅有一米五左右，营养不良发育不全的娃娃脸上更看不出他的实际年纪，不过从他大炼钢铁时就到威远挖过煤这件事来推测，应在30岁以上。因为当年挖煤时脚受过伤，富某只能干轻活，出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日子饱一顿饥一顿，是队上唯一的困难户。当地民政部门每年冬季救济棉衣、夏季补助蚊帐，而他则夏季卖棉衣买肉，冬季用蚊帐换酒。加上“文革”有段时间听人使唤在公路上拦车混顿饭吃，在大队乃至公社还小有名气。我也经常被安排与他一起给棉花打农药，因为我能给农药准确定量，而他则是胆大不怕农药毒害。由于爱帮忙，他在队上人缘还好。经常有社员想陪老婆睡觉不愿去值夜守晒坝，就叫他来吃晚饭，饱餐后富某就高高兴兴地扛着烂被盖去晒坝了。在山路上他会吼开嘹亮悠扬的龙泉山歌，这时大家都知道富某又在替人守夜了。富某虽无偷摸坏名声，占小便宜却是常事。入冬农活少，队长怕他工分挣不够，安排他帮饲养员喂猪，经常路过此路。我越想越可疑，怕他跑掉，打算连夜去追查。转眼一想，他要跑早溜之大吉无法找到了。好事不在忙上，且山陡月黑路难走，最好还是等明天一早去，察言观色，见机行事，有线索还愁破不了案么！想到这里，我才塞把柴草进灶堂热饭。
第二天天刚亮，满坡的茅屋开始冒出阵阵炊烟，我出门去找富某。在离知青屋约半里远的山坡上，一个破烂低矮茅草屋小三合院，片石混泥墙，隙牙漏缝，烟熏四壁不见本色，住着他和两个孤寡老人。那是我队最高的居住点，也是刚下乡时的知青暂住地。两个老人尚未起来，富某穿黑布破棉袄，蹲在门槛上抽叶子烟。平时做活路喊我“眼镜”、“四眼狗”的常开玩笑，今天见我居然没打招呼，有些反常。看来他心中有鬼，我心里也有了三分把握。于是我板着脸叫他过来，一方面在试探他，一方面我也怕惊动两个老人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富某看了一下左右，犹豫一阵，很听话地来到院外大杏树下，这使我的怀疑再增加一分。他站在我面前，瞟了我一眼，正碰上我审视的尖利目光，便盯着地面使劲嘬叶子烟，也没问有啥事，那眼光分明带着羞愧难言的神色。我的把握增至五分，便开始了预想的心理战。“你做的事我都晓得了。”“我又没有做什么事。”底气不足的回答又增添我两分把握。我语气肯定地说：“你以为没人知道，其实有人在柏树林边看见你从石头下摸钥匙开门。”富某没有抬头没有反驳和其他反应，我的推断确实没有错，于是继续实施我的战术。“你把钱还我就算了。不然先抖散骨头，捆起来送公社，说你破坏上山下乡，把你关起来。”不出所料，有文化的知青几个回合就战胜了知识贫乏的农民。威胁讹诈见效，富某当即承认从枕头下偷走了钱，原来他确实曾见过我在石头下取钥匙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