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处净地能让人们暂时逃离早已弥漫整栋大楼的不安，那就是餐厅了。这里就是一个大象坟场（大象死前会自行前往大象坟场，然后静静地等待死亡来临）。来到这里已经预告了自己特工生涯的结束，有枯竭耗尽的特工，有酒鬼、神经病、难于驾驭如炮弹失去约束般的危险分子、告密者，还有因为各种原因局里不能解雇的残货。
任何时候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待处理人员光顾那里。
他们中大部分没有责任在身，然而，也有少数人，就如怀特，仅仅是失业而已。
怀特是个经典的例子。普林斯顿的硕士生，精通东方语言（能流利地讲汉语普通话和韩语），于1975年加入中情局。以军事身份做掩护被派往首尔，在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就在非军事区被刺伤。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他遭受了一系列残酷的审讯和模拟处决，直到他的逮捕者最终厌倦了这一套程式。后来怀特被转移到遥远北郊的一个监狱农场，似乎从此被人们遗忘。到了1991年，也许是作为一种冷战后的反思，他被带往非军事区并在他被逮捕并囚禁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地方将其悄悄释放，这种示意，或者说玩笑，不管它是什么，都差点让他整个人疯掉。他站在那里，踩着齐脚踝的泥巴，站在这个让他逝去十六年生命的地方，像中了咒语一般，想(或是希望)这过去的十六年只是一场噩梦。后来他在一次伪装演习时被一名南韩士兵劫走从而来到了安全地带。
返回美国的那天，他发现自己早在十年前就被宣告法律死亡。
离怀特退休还有三年。这期间他担任行动总部和信息私密协调部门间的联络员。他的工作，实际操作起来就是给行动总部内要求参考信息的申请人分配自由信息查阅请求，这活一天也花费不了怀特一小时的时间，所以剩下的时间他就来到餐厅，一直待到回家。
这是可怕的人才浪费，可别无选择。高等学府内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示与运用，怀特却错失了他一生中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现在他坐在餐厅，心不在焉地笑着，读着福楼拜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邓菲对他很着迷。
“我努力地补东西，”有一天怀特解释说，“可缺失的太多了，我是说——华尔街、艾滋，还有因特网。这就像比利·乔的歌。除了——它们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所有我听到的都像是谣传。铁氟隆、保鲜膜、疯狂快干胶和迷你光盘……耶稣基督，这个可是了不起的人物。总之，我没多久就意识到光读写《泰晤士报》
的过期刊物是不够的。我能记住每个在金莺棒球队效力的球员，可我从没看过他们的比赛。我是说，谁是卡尔·里普肯（美国棒球明星——译者注）或是胡安·皮萨罗（罗马足球明星——译者注）出了什么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怀特说着，指着手里拿着的那本书，“我发现读史书，读经典能让我放松些。这些书超越时间，代表着永恒。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邓菲点点头。怀特的生活里有太多未被填补的空隙，哪怕最稀松平常的谈话在他都是一次新鲜的体验。邓菲很喜欢他，所以当罗斯科·怀特问他是否在找地方住，邓菲毫不犹豫地说：“是啊，你知道有出租的地方？”
“当然，”罗斯科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们可以共享我的农场和在宝晶苑的五英亩地。租金不贵，感兴趣么？”
“好啊，”邓菲回答说，“可……我得告诉你，我可能不会住太久。”
“为什么？”
“我在伦敦有个女友，别告诉别人，我对现在的工作一点劲头也没有。再有，我不大讲卫生，你明白么？”
罗斯科笑了笑，“这正是我雇位清洁女工的缘故，一周打扫一次，没她还真不行。”
“那样的话……你有叫醒服务么？”
邓菲搬去和罗斯科·怀特合住不到几周的时间，上面便给他下达了一个新任务，这让他很不高兴。返回伦敦是不太可能，可为什么就不能在其他城市执行这一任务？当然也会一切顺利，比如，日内瓦，或再好点，巴黎。他借了台打字机，就此事宜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但没有任何的回复。最后，他收到了一份简短指示，要求他报到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培训课程，培养未来的信息审查官员，简称IROS。
环顾四下，邓菲感到自己的未来很不妙，除了自己，其他的官员都是些兼职的六十多岁的老头。他们领着退休金，还在这里享受着年金补贴。每天只需在总部呆上几个小时就可以挣到额外收入，没什么不好，即便这个工作乏味透顶。他们会不停地告诉你，这叫做重上马鞍，发挥余热。
邓菲准备从马鞍上下来。迫使他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现在的麻烦处境。不管是何原因局里就是想让他辞职。至于为什么，他一点也不清楚。他唯一清楚的就是如果他选择离开，他就再也无法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
他咬牙留了下来。听着那位发福的教官讲解自由信息法案如何在中情局运作。这个法案就是个招人厌的玩意，教官说，因为它给了大街上的任何一个人，管他忠诚与否，关于任何主题，要求政府提供信息的权利。操作起来，就是每收到一项请求（局里一天能收到一打还多），联络员（比如罗斯科·怀特）要将该请求下达给下一级的信息审查员。接下来信息审查员来到B栋的中央数据登记簿搜索定位申请者需要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被拷贝后由审查员阅读，并用笔尖感应笔审核其中法定不能对外发布的机密信息和数据。最后编写过的拷贝被送往信息协调部，由参考分析师作最终的审阅鉴定。一切无误，才会将信息透露给申请者。
绝非中情局热衷于对外发布信息。教官说：“毕竟我们这里是中情局，不是中央信息局。”
看看这些信息申请如何被处理，你就会清楚其中的端倪。法律要求中情局在收到请求函十天内予以回复，却无法规定定位、审阅、发布一项文件需要的确切时间。这要看中情局想要将多少的资源分配给员工。
这时，教官咧嘴笑了笑，“不幸的是，”他说，“我们没有太多资源——所以我猜你们永远可以说我们已经尽力却无能为力。”
“现在还有多少未处理的请求？”邓菲问。
“最后一次我去看时，”教官说，“我们手头还有将近两万五千份请求。”
“所以一个新请求……”
“要在九年以后才能开始为其搜集资料，我说过，这里是中情局。”
多亏了罗斯科，邓菲想到了一个点子。
他们在一家不起眼的爱尔兰小酒馆坐着，就位于距离中情局总部不远的购物中心（因此成了中情局特工常去的聚所）。当罗斯科问他——带着一丝狡黠——还记不记得当天下午他发给邓菲的那个信息请求。
“哪一个？”邓菲心不在焉地问。一边盯着和其他大事记一起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都蒙着厚厚的灰尘。有一面褪色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旗子，一个有萨达姆·侯赛因照片的靶子，从哈瓦那寄来的明信片（署名弗兰克和罗斯），一把带有干血迹的日本军刀。一些发黄的报纸头条（肯尼迪派顾问前往越南）也被粘在墙上，旁边是装有布什、科尔比和赫尔姆斯签名的照片的相框。
吸引邓菲目光的是另一张照片，三个男人站在丛林的空旷地带，笑着。他们面前的地上有一个亚洲人的头颅，看起来好像被斩首了一样。他就这样站着被埋掉了，尽管他怒目圆睁，人们仍能看出他还活着。
照片旁边钉着一行印刷体的文字说明，上面写着：12-25-66——老挝。圣诞快乐。
“有关补牙的那个。”罗斯科说。
邓菲摇摇头，始终盯着那张照片。
“你不记得了？”罗斯科问。
听到朋友的质疑，邓菲转过身，“什么？”
“我是问下午发给你的那个——有关对安娜波利斯海军学员实行补牙程序，从1979到现在的那个请求，你还有印象么？”
“哦，有。”邓菲回答说，“我下午拿到的，局里他妈的跟那能有什么关系？我是说，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罗斯科耸耸肩，“其实，我或许能告诉你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是申请人里的常客。”
“好啊，”邓菲说，“说来听听。”
“意志控制。麦克威利先生对此很着迷，或许其他很多人也如此。”
邓菲斜着脑袋，大吃一惊，“或许我听漏了什么，可，我想我们是在谈论牙科，对么？”
“嗯，对，在某种意思上，我们是，那家伙要牙科记录，却不说为什么。当然，他没有义务告诉我们他在怀疑什么。可时间一长，当你像我一样处理了这么多的请求时，你慢慢就会知道这些人来自哪里。从麦克威利先生过去要求查询的信息看，我敢说他一定认为我们安装了迷你无线接收器……”
邓菲差点把啤酒吐出来，“在人们的臼齿里？”
“是的。”罗斯科点点头。
“天啊，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直觉，诸如此类。谁知道他在怀疑什么？我是说，他显然得了精神分裂。你留意信封上的回信地址了么？”
“没有。”邓菲说，“我没太仔细看。”
“他要是还没搬家，地址应该是黑斑羚86号，A区，福特沃德公园，亚历山大市。”
邓菲转了转眼珠，“我不能干这个工作，这是我干过的最他妈蠢的工作了。”
“也许，”罗斯科说，“可话说回来，也不一定。”
“相信我，我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他停了下，“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中情局？”
罗斯科点点头，“爱国情结。”
邓菲嗤嗤地笑笑，“不对，罗斯科，不是爱国，这跟爱国没任何关系。”
“那……那是什么？”
“我加入中情局是因为，以前我想成为一名史学家。可后来却发现，就大学里学习的那些东西，还不足以使我成为史学家。”
罗斯科一脸困惑地看着邓菲，“此话怎讲？”
“因为史学家搜集事实，阅读文献。他们还要根据经验做实验，分析收集来的信息。然后发表他们的发现成果。他们称之为科学方法。而这些在大学里根本做不到。”
“怎么做不到？”
“因为结构主义学者，或者后结构主义学者，后殖民主义者，管他们称呼自己来着，他们宣称，真实是无法介入的，事实也是可替代的，所谓的知识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论断顿时让所有的历史都成了小说和语篇分析，结果只剩下了……”
“什么？”罗斯科问。
“性别研究。文化分析。在我看来，这都是扯淡。”
罗斯科碰到了招待的目光，用食指在酒杯的上方画了一个圆圈，“这就是你加入中情局的原因，就是因为性别研究都是扯淡，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嗯，很大程度上算是个原因。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教书，总之，在一个好大学里教书很难。这些后结构主义学者现在还在到处跑着兜售他们的观点。而钟情于现在军事历史的我，则上了威斯康星一个学校，有一点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很多应该能够获取的信息，却怎么也找不到。”
“你到底在说什么？”罗斯科问道。
“信息。数据都不可获取。”
“为什么无法获取？”
“因为它们被列入机密。作为一个刚起步的历史学者，我无须知道这个。我们谁都不必知道。可让人厌恶的是，这让我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秘密组织而不是一个民主社会。”
罗斯科似乎很受触动，“秘密组织，”他重复着，“很有意思，我喜欢这个概念。”
邓菲笑了起来。
“结果你加入了中情局，”罗斯科问道，“后结构主义和秘密组织把你赶到了这里。”
“对，”邓菲说，“还有一个原因。”
罗斯科质疑地看着他，“那是什么？”
“一定要活得精彩。”
罗斯科呵呵地笑笑，这时招待又端来了一杯酒。
“刚才你说的那个家伙，”邓菲说，“他叫什么来着？”
“麦克威利。”
“对，刚才我们在说麦克威利还有置入牙齿。仔细一想，听起来像个摇滚乐队。狂热加上吸毒。但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同意与否，我其实就是这个家伙的调查助理。这没有区别，若是说得直白些，我就是一个P.A.服务于任何一个精神分裂患者。”
“什么是P.A.？”
“私人助理。任何一个有病的家伙，只要他有钱买邮票，我就当他的私人助理。你知道么？这绝不是意外。有人想整我，把我踢出局子。”
罗斯科点了点头，呷了口啤酒，“也许是位结构主义者。”
邓菲皱了下眉头，“我是说真的。”
罗斯科笑笑，“我知道你是说真的。”
“这倒是提醒我了，”邓菲补充说，“无论如何，我怎样才能拿到那个申请？”
“你在说什么？当然是从我这儿了，我的工作就是这个。”
“我知道，不过——”
“我是联络员，分配自由信息请求函给每一位审查员是我一生的使命。”
“我不是说这个，我在想你是如何迅速处理它们的，我还以为要等上九年呢。
星期二收到麦克威利的请求函，当天你就分发到我这里了，怎么会这么快？”
罗斯科不耐烦地咕哝道：“这位先生总是在信里特别说明，要求尽快处理该项请求。假如请求愚蠢荒谬之极，就像我下午发给你的那个，我很乐意马上处理。如此快速地解决此类请求会让我们的工作业绩看上去更出色。”
“你可以这么做？”
“什么？”
“加速处理信息请求？”
“当然了，如果有人要求，或者我自己认为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
邓菲若有所思地品着啤酒，过了会儿，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朝罗斯科转过身，“帮我个忙。”他说。
“什么忙？”
“你从一个叫……我也不知道……嗯……爱德华·派珀的人那里拿到的任何信息请求。我想让你对它们进行加快处理。”
罗斯科想了想，“好吧。”
“然后分配给我，任何爱德华·派珀要的信息，都由我来处理。”
罗斯科表示同意，然后机警地看着邓菲的方向，“谁是爱德华·派珀？”他问道。
邓菲摇摇头，“我不知道，”他说，“我编出来的，问题是，你会帮我么？”
“没问题，为什么不呢？我还有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不是么？”
用假名租个邮箱比邓菲料想的要困难，可邮箱对他的计划很关键。虽无意泄露任何文件，可爱德华·派珀和政府间的通信无可避免。对每一项信息申请必须写信确认收悉，每一次拒绝要求信函需要解释或者免除理由。这些信必须寄出。假如因为地址不详被退回，信息部就会好奇，接下来就要问问题了。
申请邮箱最大的困难就是邮局坚持要求申请人持诸如护照或者驾照等有效证件。就连一些普通商业公司也要出具某种形式的身份证明，理由是保护我们，至于保护我们免受什么威胁鬼才知道。邓菲突然想起在马恩岛申请注册巴拿马公司或是开个人账户不需要出具太多的证明。
问题还不算太大。
他打了一个写有爱德华·派珀的假地址，贴在一个用过的信封上，用来遮住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然后出发来到乔治城的金科快印店，然后沿着华盛顿滨河路前往金桥宾馆。
这一天阳光明媚，是华盛顿少有的好天气，凛冽的北风吹拂着波托马克河的水面。乔治城大学的尖顶在簇拥的廉价服装小店中依稀可见。一艘八人组的划艇正朝河的上游划去。
河面的划艇让邓菲回想起大学里在曼德特湖划船时的那段岁月。不知不觉竟哼起了当年的队歌。那件字母夹克衫也不知现在哪里。在金科复印店，他花四十五美圆印了一套五百张名片。选了斜体的罗马字体印刷：E.A.
派珀，顾问。
拿着写有假名的信封和名片，他驱车原路返回，在费尔法克斯郡图书馆停下来，用信封办了张借书卡作为自己的第三个身份证明。
下午晚些时候，这个虚构的爱德华·派珀就在大瀑布村有了一个邮箱，一个四英寸长四英寸宽一英尺高的“一套格子”。
写自由信息查询申请更简单。邓菲现在就能背出这些请求的样板文件。开始就请求查阅自己的201文件似乎不够明智，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有关故去的希德洛夫教授的任何细节。也许这样就能找到线索解释自己现在的尴尬处境。因此，下午他就写好并寄出了第一封请求函。三天后，它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