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人生观都是围绕着忠、孝、情义、人情等范畴，但是他们依照这些范畴产生的行为都是单向的，都是强调对天皇和主人的忠，对自己的父母的孝，对有恩者的情义。而且日本人很讲究在这些方面的自我修养，他们可以忽视健康和肉体的承受力，但是却要不断打磨道德的这把刀，保证它闪耀光芒而不能生锈。
在日本人的人生观中，忠诚、孝、情义、仁和人情都是重要信条和组成。日本人认为，“人的所有义务”就如同地图上的每个行政区域一样，被明确地划分为很多部分。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人生就是由“忠诚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等很多世界一起组成的，构成的每个“世界”都有其特有而详细的准则和要求。因此，如果一个人评价别人时，不应该看他是否有完整的人格，而应该以具体的事项，用“是不是孝”或“是不是有情义”来判断这个人。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评价一个人“不正派”，而是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个人在某一个方面做得好不好；日本人不说别人“自私”、“冷漠”，而是会明确指出他在某个方面违反了规则。他们所认为的正确行为，是符合规则并且被认可的行为。一个人尽孝所做的事是一种方式，而为了朋友的“情义”以及为“仁”所做的是一种方式，这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是难以想象的。此外，当规章因为内部情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时，日本人也被要求无条件地按照新的规则改变。在没有受到主君侮辱以前，家臣要对主君尽最大的忠诚以示“情义”；如果家臣受到侮辱，那么他起来谋反也是可以被接受的。1945年8月以前，“忠”这个规则一直要求日本国民坚持和敌人作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但是，当天皇在广播上宣布投降，“忠”的要求就随之发生了改变，日本人也随之发生变化，对外来者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
西方人对这些变化一直感到很困惑。根据西方人的经验，人应该随着自己的本性来行事。我们可以像区别“绵羊和山羊”那样，根据一个人是否忠诚、是否背信弃义、是否愿意合作来区分好人与坏人。我们根据人的表现把人加以分类，并且期望他们的行动能始终保持一致。不管他一个人是慷慨大方，还是小气吝啬；是愿意与人协作，还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我们都可以根据这些将其进行区别。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信仰某种特定的政治观念，并且坚决反对与其不同的观念。根据我们在欧洲战场的经验，欧洲人中也有合作者和抵抗者，我们当时认为合作者不会在胜利后改变其立场，结果这种认为是正确的。在美国国内政治纷争中，我们也承认有新政派与旧政派之争，而且我们断定，即使出现了新情况，这两派仍然会根据自己的本性而行事。虽然也有某一个人改变立场的情况，比如由非教徒变成天主教徒，或者由“激进派”变成保守主义者等，但是这种转变应视为正常现象，因为他们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新人格。
西方人对这种品行一致的见解，并不是总能得到事例验证的，但这种绝对不是幻觉。抛开文明程度的差异，在大多数文化中，不论原始的还是先进的，人们都把自己描绘成为某一特定类型的人在行事。如果人们期望获得权力，就会以别人服从其意志的程度作为判断自己成败的标志；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受人喜爱，他肯定知道在不参与社交的情况下是难以成功的。人们如果希望自己成为严厉而正直的人，或者是具有“艺术家气质”，或者是优秀的家庭成员。他们的性格一般都具有表里一致的优点，因为这会使人的生活井然有序。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时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这种能力是西方人难以获得的，也是让他们难以置信的。因为西方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极端的可能性。但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这种在我们看来矛盾的东西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中，就如同表里一致植根于我们西方人的人生观中一样。对于西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的“世界”不包括“恶的世界”。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存在恶的行为，而是他们把人生看成是善与恶相互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戏，而在这场戏中，对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过程与另一种过程进行衡量和比较。至于每个世界和每个过程，其本质都是好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而行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好人。如上所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道德规范只适合于中国人的需要，这也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日本人完全不需要包含所有的伦理律条，因为这些是无用的。引用乔治·桑索姆爵士的话来说，日本人从来不愿意正面谈及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恶的行为即使不从宇宙的高度讲，也足以很容易说明白。每个人的心灵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就像一把崭新的刀，但是如果不经常磨砺就会生锈。日本人说的这种“自身的锈”和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此，人必须像磨刀那样磨炼自己。即使自身生锈了，心仍在“锈”的下面闪亮，只要稍加打磨就能重新光芒万丈。
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也反映在了日本的民间传说、小说和戏剧中，这也让西方人很难理解。除非像我们常做的那样，按照我们的善恶观念和性格一致原则对其加以改写，否则还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日本人看这些情节却不是这样的想法。他们的评论则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之中。主人公的失败是沉溺于人情，忽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不够忠、不够孝，或者是迫于“情义”而忽视正义，或者迫于情义而牺牲家庭。这种形式描写下的矛盾，仍然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间的矛盾表现。这两种义务都是“善”，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就如同一个债务人面对两笔债务时所面对选择一样，他必须选择先偿还某些债务而暂时忽略其他债务。
日本人对故事主人公的这种看法与西方人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西方人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好人，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作斗争。如同我们常说的“有道德的人最终会胜利”，所以故事会有一个圆满结局，善良的人得到应有的好报。日本人则更加欣赏让人难以两全的情节，即在人情与世故的双重债务面前内心矛盾，最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只好死了之，所以他们对《重大事件》怀有很大的兴趣。在其他许多文化中，这类故事可能会被认为是教人接受残酷的命运；而在日本，却刚好与之相反，这是成为启迪精神和坚定决心的绝好故事。主人公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某种义务，必须竭尽全力，并且要忽略其他的义务，但最后他们还是要和所轻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在日本算是一部真正的民族史诗的就只有《四十七士物语》，虽然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不高，但是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没有其他作品可以与之媲美。日本每个少年都知道这个故事的梗概，而且对一些细节也很熟悉。它不断被人诵读，翻印成书并被拍成现代电影。“四十七士”的墓地也自古以来成为朝拜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拜祭，并且留下拜帖，这使得墓地周围变得一片白色。
《四十七士物语》一书始终围绕着主君的“情义”这一中心。在日本人看来，这本书描写的是“情义”与“忠”的矛盾、“情义”与“正义”矛盾，当然最终是“情义”在矛盾冲突中取胜的。此外，这本书还描写了单一“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历史故事发生在1703年，那时是日本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看法，那个时代的男子都是大丈夫，对“情义”一点都不含糊。四十七位士为了“情义”而牺牲了名誉、父亲、妻子、姐妹、正义等一切，最后壮烈自杀尽“忠”。
按照日本当时的规定，各地的大名要定期进宫觐见幕府将军。幕府将军任命了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是其中之一，他们两位都是地方上的大名，但是在宫里还不得不向在幕府中身份比较高的大名吉良侯请教。故事的主人公是浅野侯家最有才智的家臣大石，如果他当时在浅野侯身边的话，肯定会帮助他主人进行周密的安排。但是，很不巧，大石回老家去了。浅野侯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没有向指导自己的吉良侯赠送厚礼。而另一位大名则在精于世故的家臣的指导下，借着向吉良侯请教的时机送去重金。于是，吉良侯就对浅野侯不满，故意让他穿上与仪式完全相悖的服装。浅野侯在仪式上按照吉良侯的指示穿戴着错误的服装。当浅野侯发现自己受辱时，他就分开众人拔刀砍伤了吉良侯的前额，后来被其他的大臣拉开。从“名”方面来讲，他因受辱而向吉良侯报复是一种好的德行；但在幕府将军面前动刀伤人违反了“忠”。浅野侯对“名”的规则作出了正当地反应，但是他要表现自己的“忠”就必须按照规定“剖腹”自杀。浅野侯退出宫殿之后，换好衣服，做好了剖腹的准备，只等那最聪明、忠诚的家臣大石回来。两人相见之后，相互对视了许久道别。浅野侯按照仪式要求坐好后，用刀剖腹自杀。浅野侯死后，因为不“忠”而备受谴责，他的亲属中也没有一位愿意继承他的家业。就这样，浅野侯的封地被没收了，他的家臣也成了浪人。
从“情义”的义务来讲，浅野侯的家臣有义务和主人一起剖腹自杀。但是，从对主君的“情义”方面来讲，要对得起君臣的“名分的情义”，他们就必须对吉良侯复仇。于是，大石认为剖腹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情义，主君受辱后因为被其他人拉开而未能雪耻，他应当完成主君未完之事，他们应当杀死吉良侯为主君复仇。但是他们要是这样做了，又违背了对幕府将军的忠。按惯例，复仇的人必须事先确定行动，如果在商定好的期限前不能完成复仇，就必须放弃一切行动。吉良侯与幕府关系较好，但是幕府是绝不可能批准浪人们的复仇行动。大石知道这条道路行不通，于是他把那些浅野侯曾经的家臣召集起来，这些浪人总共有三百多人，他对他们却不说刺杀吉良侯的计划，这些人都比较一致地同意剖腹自杀。但大石明白，这些人并不是都有很深的“情义”，因而报复吉良侯这种大事不能对所有人讲。大石想出一个好办法，他通过询问大家应该怎样分配主君的财产，以此来区别哪些人只讲单纯“情义”，哪些人具有深厚“情义”。在日本人看来，这件事与他们的家属获得利益相联系，从中可以看出那些人是真的同意剖腹自杀。浪人们对财产分配标准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家老在家臣中是俸禄最高的人，和他一派的人都主张按原来的俸禄高低分配；和大石是一派的人则主张平均分配。大石通过这件事情，很快就弄清楚哪些人只是单纯“情义”。后来，他赞成家老的分配方案，并且让这些在意见中获胜的人离开了。家老带领那派人离开了，最终他们因此获得“武士败类”、“没有情义的人”、“无赖”等恶名声。只有四十七个人“情义”坚定地和大石站在一起，大石与他们立下盟约，为了达到目的要排除信义、爱情或“义务”等一切障碍。“情义”成为他们的最高行为准则，这四十七的人歃血为盟。
他们要达到目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让吉良侯有所察觉，于是他们四散离去，装作没有一点名誉追求的样子。大石天天混迹于妓院，并且借着过放荡的生活为由，与妻子离婚。在当时的日本，准备违法的日本人常常采用这种手段，以此保证其妻子和家人在行动后不致受到牵连，这种方式也被认为是正当的。大石的妻子伤心地离开，他们的儿子却加入到浪人的行列。
当时江户（今东京）的人都猜测他们准备复仇，敬重浪人的人都坚信他们会刺杀吉良侯。可是，四十七士却全都否认有这样的打算。他们装作没有“情义”的人，他们的老丈人们对他们的可耻行为感到愤怒，有的将他们扫地出门，解除了婚约；他们的朋友也看不起他们。一天，大石的挚友看到喝得酩酊大醉的大石在和女人胡闹。大石对这位挚友也否认自己对主君的“情义”，并且说：“为什么复仇？这是胡说八道，人生苦短就应该及时行乐，还有什么事情比饮酒作乐更好。”挚友不相信大石的话，把他的刀从刀鞘抽出来，原以为刀刃一定很锋利闪着寒光，这样就可以验证他所说的都是假话。可是，大石的刀已经生锈了，挚友不得不相信大石说的都是真话。于是，他再在街上遇见大石时，就当众向他吐唾沫，并用脚踢他。
在这些浪人中，有个人为了筹集复仇的资金，把自己的妻子卖到妓院。这位妻子的哥哥也是浪人之一，知道妹妹也知晓了复仇的秘密，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并且让大石同意他参加复仇行动，竟准备用自己的刀杀了妹妹。一位浪人为了保守秘密，杀死了自己的岳父。还有一个浪人为了能打探到消息，把自己的妹妹送到吉良侯家当女仆兼小妾，这个女的在整个复仇计划完成之后，不得不自杀。因为，尽管她侍候吉良的目的是为了打探消息，但是留在他身边就是耻辱，她必须以死来雪耻。
十二月十四日的夜晚，大雪纷飞，吉良侯在家摆酒宴，卫士也都喝得大醉。浪人攻进了吉良侯府，杀死侍卫，径直冲进了吉良侯的卧室。但是，卧室里却没有吉良侯的影子，但被褥里还有一些余温。他们判断吉良侯就藏在府里的某个角落里。最终，在放木炭的小屋里他们发现有一个蹲着的人。一个浪人隔着小屋的板墙将长矛刺了进去，可是拔出来的矛尖上却没有血迹。事实上长矛刺中了吉良侯，但在长矛拔出时，吉良侯用衣袖擦去了血迹。吉良侯的这种小把戏没有挽救自己，浪人们把他揪出来。他说自己不是吉良侯，只是吉良侯的家老。这时，有人想起在幕府将军的殿堂上浅野侯曾砍伤了吉良侯的前额，前额上肯定有伤疤。浪人们根据这个伤疤，最终认定他就是吉良侯，并要求他剖腹自杀。吉良侯拒绝了剖腹，这也证明他是个卑劣的人。于是，浪人们用浅野侯剖腹时的刀砍下了吉良侯的首级，按照仪式把刀洗净。浪人完成了任务，他们带着两度染血的刀和吉良侯的头，走向浅野侯的坟墓。
江户的人都被浪人的行为所感染，他们十分地激动和高兴。那些曾经不理解他们的家属们争先恐后地前来和浪人们拥抱，向他们表示敬意；各藩的诸侯也在沿途热情招待他们。他们到达浅野侯的坟墓，把首级和刀献于墓前，并且还写了一篇奉告亡君的祷文。这篇祷文保存了下来，原文大意如下：
四十七士在主君御灵前拜祭……在主君想要报而没有能报的仇未完成以前，我们实在没有颜面来给主君扫墓。我们苦苦等待复仇成功之日的到来……我们今天现将吉良侯首级献于灵前。这把刀是主君以前所珍爱的，我们曾短暂地借用，今天也一并献上。希望主君能用此刀再次砍断仇敌头颅，以洗雪主君的遗恨。谨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