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二世纪一位名叫弁庆的豪杰的故事。他力大无敌，没有主君，是依靠自己力量谋生的武士，除了一身好武功外什么也没有。他曾寄宿于一家僧院，不承想所有僧侣都对他诚惶诚恐。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名封建武士的模样，他拦截所有过往的武士，收缴他们的刀剑，以筹备所需的行装。后来，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没想到却遇上了劲敌，两人功夫不相上下。后来，他发现这位青年是源氏的后裔，正积极谋划着恢复家族的将军地位。弁庆才醒悟过来，原来这位青年就是大名鼎鼎的英雄源义经。出于“义”字，弁庆立即向源义经俯首称臣，并且后来在战场上为源氏家族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争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撤退，化装成为一帮为建立寺院在全国化缘的僧侣。为了避免别人生疑，弁庆扮装成领队，而源义经则扮作普通僧侣。沿途每每遇到敌方设置的关卡，弁庆就拿出早已编造好的一卷寺院募捐簿念诵以求蒙混过关。然而，尽管源义经身着普通僧服，却无法掩饰他的贵族气质，敌方很是怀疑，立即把大部队叫了过来。为了消除怀疑，弁庆立即用了一个小计，他当面借口一点小事打了源义经一耳光，敌方立刻疑团全消。因为，从常理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位和尚真的是源义经的话，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这是绝对违背“情义”的。当时，正是弁庆的不敬行为才挽救了这一帮人的性命。等到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弁庆立即跪在源义经脚下，请求赐死。源义经也非常慷慨地原谅了他。
这些老故事中的“情义”都是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玷污的。那个时代对现代日本人来说简直像传奇，距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这些故事告诉人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情义”是在封建制度下，人们最珍视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最直接的联系。“有情有义”就意味着一个人终身忠于君主而君主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部属。“报答情义”，就是将生命献给对自己情深义重的君主。
当然，这只是历史传奇故事，在日本的封建历史上，还有很多的例子都表明在战争中，敌方的大名可以用金钱来收买武士的忠诚。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君主侮辱家臣的话，家臣可以名正言顺地弃职离去，甚至与敌人勾结。这点我们在下一章中将提到。同日本人津津乐道捐躯尽忠一样，谈到报复和复仇时，同样兴致勃勃。两者都是同一个“情义”问题。对君主尽忠是“情义”，而对侮辱名誉的人进行复仇同样也是“情义”。在日本，这就像盾牌的两面。
古代故事里那种忠诚的描述，对现代的日本人来说已经只是一个梦想了，现在所说的“报答情义”已经不再指的是对合法君主的无限忠诚，而是要履行对各种人的义务。在谈到“情义”时，往往隐含着不满，个人迫于舆论压力而违背自己本意来履行一些义务。人们常会说：“完全是出于情义才会有这门亲事”，“仅仅出于情义我才雇佣那个人的”，“出于情义我必须得见他”，等等。他们还常常说“受到情义的反复纠缠”。辞典翻译成“我被迫这样做”。人们还说“他用情义来强迫我”，“他用情义来逼我”。上述的这些或类似的习惯用语都是说，某些人凭借以往所施的恩情来迫使讲这类话的人来做不愿意做或不想做的事。在农村，小商小贩的交易中，大财阀们的上层社会，甚至在日本内阁，人们都“被情义所困”，“为情义所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关系的深浅给未来的岳父施压；有的人可以用同样的手段获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自己必须答应。他说：“如果我不答应恩人的条件，世人会说我无情无义。”这些都含有“不情愿”、“只是为了面子”的意思，恰如日英辞典解释的那样：“为了体面”而尽“情义”。
虽不像摩西十诫是一组具体的道德准则，但“情义”也是必须报答的，而且也是有严格规定的。当一个人迫于“情义”，往往会罔顾正义。人们常常“为了情义，我不能坚持正义”。而且，“情义”的准则里没有说过要“对待自己的邻居就像对待自己一样”，它也不要求一个人要真心主动地对人宽容。它只说：人必须要履行“情义”的义务，如果不这样做，世人会说他无情无义，让他在世人面前永远抬不起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不得不遵守“情义”。实际上，在英语中“对社会的情义”常常被译为“服从公众的舆论”。在辞典中的翻译是“我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对世界的‘情义’。只能这么做，因为世界不接受其他的方法”。
如果把“情义领域”中的规矩与美国人偿还借款的规则进行一下比较的话，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美国人如果接到一封信，或接受了别人的小礼品，或别人适时的劝告，他们不会觉得应该对这些善意立即回报，至少不会像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急迫。金钱交易中，没有偿还能力的美国人最严重的惩罚就是宣布破产，这是一项非常重的惩罚。所以，日本人把不能报答情义的人等同视为破产，在每次与人的接触中都有可能涉及某种“情义”，美国人会对此毫不在意，根本不会想到会涉及义务的细小言行，而日本人都会一一慎重地对待；不得不在复杂的环境中谨慎行事。
还可以把日本人“社会的情义”的观念与美国人借债还钱的思想作比较，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相似点。“报答情义”意味着在量上是毫厘不差、等量回报的。这一点与“报恩”完全不同。“报恩”在量上是无止境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报答“恩情”。“情义”不是。在美国人看来，如何报答恩情主要看别人在给予时的恩情有多重。但日本人对旧恩的态度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美国人对日本人的馈赠习惯也感到很奇怪，譬如，每个家庭每年都有两次对半年前收到的礼物准备答礼；女佣人每年都给以前的东家寄些小礼物来感谢雇佣之恩。但是，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收回礼的时候别人的礼物比自己原来送的贵重许多。他们认为这是很不地道的，说得难听一点好像自己是想“用小虾钓大鱼”似的。因而在报答“情义”时在量上是要有明确的规定。
在日常的往来中，尽可能地记录相互间的往来明细，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有些由工作组的专门人员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送葬时人们习惯带“仪份钱”。除此之外，亲戚还要为送葬送各种各样的幡布，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房，男的打棺材、挖墓穴。须惠村，村长有一本账簿专门记录这些事情，对死者家庭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笔记，它记录了左邻右舍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这样，当其他村民家里出事的时候，便可以根据名册上的记载来还相应的礼。以上都是长期礼尚往来的记录。此外，村中还有专门记录短期往来的账目，如葬礼、庆宴等。丧主要用好的酒食款待帮忙打造棺木的人，而来帮忙的人也要带来大米答谢丧主的膳食，当然，村长也会对这些大米做上记录。庆宴时，客人们要自带米和酒，作为对这次聚会的部分补偿。无论是庆生还是悼唁，或是插秧、盖房、联欢会等，“情义”的交往情况都会仔细记录下来，以备回报。
此外，日本的“情义”还有点像西方的欠债还钱理论。如果逾期不能还钱的话，利息就会自然增长。埃克斯坦博士谈起与一位日本制造商打交道的经过，这位商人出资让埃克斯坦博士去日本旅游，让他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他回到美国后开始撰写，后来把手稿寄给了那位商人。但然后，他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任何来信。博士开始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什么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于是发出了好几封信去确认。但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日本人给他打电话说现在正在美国，很快他就上门拜访了，还带了几十棵日本的樱花树作为礼物，这份礼品实在太可观了。这位商人这么想：由于这么久都没有回信，所以必须准备点贵重的礼物才行。于是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当然，我知道您也不想我那么早就回报您的情义，对吧！”
在回报“情义”时，往往会因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需要偿付的额度。比如，有人向一位小商贩求助，而这人恰好是小商贩小学老师的侄子。这位学生由于年轻时没能报答老师的恩情，这种“情义债”就随着时间积累逐渐增加。现在，面对这位老师的侄子，商人毫无选择，只能答应帮忙，以此来偿还老师的恩情。否则，人们就会说他是“无情无义之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