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京的崛起和新的反恐应对
1999年8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任命47岁、年富力强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为俄罗斯联邦总理。同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普京出任代总统。2000年3月26日，普京当选俄联邦总统，于5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
俄罗斯在世纪之交完成了权力转换，一个新的时代——普京时代开始了。
1952年10月7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出生在列宁格勒市（现圣彼得堡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75年他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工作。1985年被派往前东德，1990年回国。此后，普京先后担任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外事助理、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顾问、圣彼得堡市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1994年，普京出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1996年8月，担任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97年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1998年5月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同年7月，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1999年3月，任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同年8月，出任俄联邦总理，成为叶利钦名副其实的接班人。
普京精通德语，喜爱运动，特别爱好桑勃式摔跤、柔道和山地滑雪，大学时曾荣获过桑勃式摔跤冠军，1974年，获列宁格勒市柔道冠军，并入选运动健将候选人之列。普京性格坚韧，耐力极强，外表严峻，很少表露感情。
1983年7月，普京与小他5岁的柳德米拉在涅瓦河上的小轮船上举行婚礼。柳德米拉酷爱戏剧，当过空姐和大学教师。婚后，他们有两个女儿：卡佳和玛莎。
普京是在俄罗斯的非常时期步入政坛高层的。
国内，经济一蹶不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当时，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10，相当于中国的1/5。苏联解体前，曾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98年，俄罗斯年GDP总量已下降到世界第16位，落后于西班牙、荷兰，甚至巴西、印度、韩国。
由此，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一落千丈。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人口自然增长出现负数。
普京继承的政治遗产更为可怕，叶利钦在位10年，寡头参政，大权旁落，派系林立，民族矛盾尖锐，根本无暇进行有效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通过私有化暴富起来的寡头财团，变本加厉，为所欲为，控制媒体，操纵政治，争夺政权，瓜分财产。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深深地陷入政局动荡不稳，官场腐败丛生，社会停滞不前，经济萧条疲惫的严重危机。
1998年8月，俄罗斯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长期衰退的俄罗斯经济再遭致命重创，社会生产全面下滑，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卢布大幅度贬值，银行体系陷入瘫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98年，俄罗斯社会生产再现负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6%（较1990年下降了一半），工业生产下降了5.2%；综合经济实力从世界第2位跌落至第15位，人均国民收入下滑到第50位，近3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迫于无奈，政府继续拖欠工资、军饷以及退休金，物价大幅上扬，人民生活日显贫困化，社会不满情绪急剧增长。一时间，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国家杜马与总统直接对抗，政府频繁更迭（一年中，政府总理从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再到普京，三易其人），从而引发出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
由此，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奉行的激进改革方针惨遭失败，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改革派颜面尽丢，威信扫地。正如俄罗斯议会上院主席叶·斯特罗耶夫所言：“普京总统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开刀后，发现病人肌体已经千疮百孔，几乎各个器官都有问题。”
车臣问题更是将俄罗斯搞得四分五裂，焦头烂额。
车臣分裂主义、民族极端主义实则是俄罗斯众多民族问题之枢纽，一荣俱荣，一败皆败。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频繁的恐怖活动，直接威胁到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危及到俄罗斯南部地区的稳定与国家安全。叶利钦政府绞尽脑汁，武装讨伐与和平谈判双管齐下，仍无法解决，反而引来国内一片嘘声，内部分歧亦暴露无遗，身心疲惫的叶利钦总统，其支持率直线下降，仅为6%。
车臣问题的国际化和久拖不决，使恐怖主义甚嚣尘上，同时也使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国际地位、在独联体中的影响以及南部边境安全，都受到极大的威胁。正如俄罗斯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在2000年4月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车臣的反恐怖战争，（国内外政治势力）从舆论上和政治上对俄罗斯施加了15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
国际上，俄罗斯更是负荷重重，苦于应对。
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引起政局动荡，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俄罗斯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1998年底，俄罗斯外债已达1500亿美元，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1999年，俄罗斯要偿还175亿美元外债，为政府当年收入的70%，高于俄外汇储备1.5倍。显而易见，如果得不到国外金融机构的继续贷款和延期偿债，俄罗斯已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偿付巨额的外债。这就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只能受制于人，在诸如北约东扩、美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科索沃危机以及独联体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上，俄罗斯明显缺乏竞争力，被迫扮演配角。
1991年7月，华沙条约组织宣布解散，东欧各国和波罗的海三国为保证自身的安全，纷纷表示愿意加入北约或与北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安，故俄罗斯坚决反对北约东扩。然而，北约并不理会俄罗斯的感受，1994年年底，他们正式启动了东扩的进程。尽管俄罗斯不断发出强烈抗议之声，但西方却似乎没有听见。
1998年，科索沃危机爆发；1999年，美国及北约不顾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对，对南斯拉夫联盟实施军事轰炸。南联盟是俄罗斯在巴尔干的战略伙伴，是俄罗斯对抗北约东扩的最后一个堡垒。但是，俄罗斯最终仍然失去了这个堡垒，从而沦为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二流国家。
这一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1999年，美国军费开支2700亿美元，每年用400亿美元采购武器，800亿美元研制新式武器。相比之下，俄罗斯当年的国防支出仅937亿新卢布（约40亿美元），与美国相差几十倍。这一严峻事实，使俄罗斯武装力量停止技术装备更新已近10年。
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更多地要倚重于战略核力量，希望能够维持20世纪70年代达成的俄美之间战略平衡，即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但是，自从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加紧进行战区反导弹系统的研制开发，并于1994年把战区反导弹系统列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重点。1999年初，美国更以对付“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为由，把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提上日程。这一行动打破了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俄罗斯提出强烈抗议，但也十分无奈。
与此同时，独联体内部非一体化因素也对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利益发出直接的挑战。
独联体建立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不理想。在独联体内身居领导地位的俄罗斯由于国内困难重重，尤其是1998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很难起到核心作用，不再具有凝聚力和支撑力。同时，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也开始波及到到独联体其他国家，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危机，引发出独联体内部新一轮的贸易战，使其相互之间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由此，独联体各国开始把目光转向加强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不少国家绕开俄罗斯，直接向西方国家寻求资金，出口本国资源。这就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独联体的经济渗透创造了条件，如阿塞拜疆的石油、天然气的开发。一些独联体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甚至准备退出独联体。
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也借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尤其是车臣问题插手、干涉俄罗斯内政，制约俄罗斯的发展。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事爆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指责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严重侵犯人权，表示要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还派出特使团进入车臣，进行调查和调停。
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随着俄军对车臣非法武装的清剿步步深入，西方国家的指责和干预也逐步升级：他们认为俄罗斯有可能实行民族专制统治。美国总统克林顿警告俄罗斯要为在车臣的行动付出高昂的代价；法国领导人则亲自接见车臣“外长”；欧盟表示要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伙伴与合作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宣布推迟发放给俄罗斯的6.4亿美元贷款。一些国际会议甚至准备使车臣问题国际化。例如，1999年11月，欧洲安全首脑会议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召开，西方国家就车臣问题集体向俄罗斯发难。
此外，某些国家为获取里海油气资源，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以宗教为纽带，纷纷向车臣地区渗透，向车臣非法武装直接提供物资、武器和人员，使车臣成为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势力的基地，并开始向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和某些中亚国家扩展势力。
普京就是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接管俄罗斯的。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份味美的佳肴，而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是，他勇敢地接受了挑战，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挑战，是俄罗斯赋予他的挑战！
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及西方的媒体纷纷对他的思想及行为进行猜测，有人认为他是“民主派”，也有人称他是“铁腕专制主义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普京是一位务实派，他要拯救俄罗斯，挽狂澜于既倒，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普京对俄罗斯的衰弱、困境，及其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为了避免陷入这种窘境，国家必须付出巨大的脑力、体力及道德力量，需要开展协调一致的建设性工作。任何人都无法代替我们完成这项工作。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认清危险程度，能否团结起来，能否承担起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在2000年7月的国情咨文报告中，普京又对俄罗斯的未来做了明确定位：“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
普京指出，20世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在社会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科技水平、设备更新等诸多关键领域“俄罗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与此同时，尽管以往的改革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俄罗斯仍未建立起保证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制。普京特别强调：“俄罗斯需要一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益的、社会公正的、能够保证政治稳定发展的经济体制。稳定的经济——这是民主社会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强国的基础之基础。”
针对严峻的国际环境，普京指出：“冷战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至今还未肃清它的余毒。这种余毒就是企图借口人道主义行动损害国家主权，用如今时髦的话说，就是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还有在涉及地区威胁或国际威胁的问题上难以找到共同语言。在新形式的外部侵略、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内直接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俄罗斯遇到了对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连串挑战。俄罗斯正面对着企图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的种种势力。我们努力使俄罗斯避免这一危险，但我们的行动常常遭到片面的和不客观的解释，成为各种投机的借口。”
普京十分清楚，国际关系说到底是实力对比关系，只有振兴经济、极大地加强综合国力，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能得到根本改观，其国际地位才能得到提升。因此普京把振兴经济视为“受尊敬的强国的基础之基础”。他说：“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就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依附的从属地位。”由此，普京把发展速度提到政治高度：“必须尽快快速发展，因为俄罗斯已经没有时间晃来晃去了……达到应有的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而这后一点，从团结俄罗斯社会来说，在现阶段意义尤其重大。”
普京非常重视赶超欧洲发达国家这一目标，他说：“如果使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现在的水平，还不是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水平，在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情况下，我们大约需要 15年的时间。如果在15年里我们都能保持年增长速度为10%的话，则可以达到英国或法国现在的水平。”2003年，普京又明确提出在21世纪头10年里俄罗斯争取经济总量翻一番的任务。
普京提出了树立统一的“俄罗斯新思想”的战略决策。他指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然而，这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的。……我国的改革艰难而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公民不和睦、社会不团结，精力都耗费在政治内讧上。”而实现社会团结必须要有统一的社会思想，这就是树立能为广大社会阶层普遍接受的“俄罗斯新思想”。
实现“俄罗斯新思想”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因为俄罗斯大多数人都希望社会稳定，希望和平、安全和法制，希望利用多种所有制、经营自由和市场关系所提供的机会。
“俄罗斯新思想”包括两个基本内容：其一，是“高于各种社会阶层、集团和种族利益的超国家的全人类价值观”，这就是人们已经接受了言论自由和出国自由、个人拥有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这样一些观念。人们珍惜可以拥有财产、从事经营活动和创造财富这样的机会，等等。其二，是被人们称为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这种传统价值观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普京强调：“‘俄罗斯新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