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死后不久，学校就对我们一家下逐客令了，因为有几个老师没房子住，那几个从外乡调来的老师都盯着我们家那套房子。不久，在我母亲的追悼会上作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的女校长，找我伯伯谈话，要我们搬家，搬到校外的一栋公房里住，因为我母亲死了，我们再住着学校的房子就不对了。
伯伯点头说：“好好好，我跟他们说。”伯伯不是来跟我们说，而是拖着一辆板车、带着几个人来替我们搬家。那是个星期天，一早，太阳刚刚出来，伯伯就站在门口了。伯伯胸宽体胖，把一张门全堵了，低哑着喉咙对我和我姐说：“学校要你们搬家，找到了我。”
我和姐都望着伯伯，我才起床，姐姐在厨房里炒现饭吃。伯伯微笑着走进家，望眼四壁，壁上除了几个镜框和贴着张毛主席像，再没挂什么东西了。他把手一挥，像驱赶蚊子样说：“搬吧，你们赶快清东西。”
我们搬到了一幢大宅里。这幢大宅曾经是黄家镇最有钱的人家建造的，建造于三十年代初，是一幢门框上雕着石狮子的住宅。一进门是一个厅堂，厅堂两边是两间厢房。后面又是一个厅堂，两边是两间正房。中间一个天井，天井是一个小花园，还有假山和葡萄棚。然后又是一个厅堂，两边又是厢房，又是厅堂又是厢房，临了还有一个天井，当头则是杂屋、厕所和厨房。而另一头还有几间小屋，我们搬进了其中一间。
这是间壁灰早已剥落、门窗业已破旧的房子，地面也坎坷不平。我们在这间房子里摆了两张床，一张床给姐睡，另一张床我和我爹睡，准备了两床被子，一床是我盖的，一床被子是给爹准备的。
那段时间，爹住在伯伯家养病。伯伯请了个老中医开了药，每天熬药给我爹喝。然后他遵医嘱，每日早晚给我爹做头部和足底按摩。让我爹脱下袜子，将我爹那又大又宽的脚搭到他腿上，一下一下地按着，用这种方式来促进我爹身上的血液循环。接着，伯伯洗净手，又开始按我爹的头部，我爹怕痛，不肯按，伯伯强令我爹坐在椅子上不动，由轻到重地按着。我爹龇牙咧嘴地叫痛，伯伯说：“当然有点痛，痛才好，证明有用，不痛就不会好。”
伯伯这么说，爹似乎听得进耳朵了，不像一开始，伯伯说什么爹都听不进去。有天，我和姐去伯伯家看父亲，伯伯边按老中医教授的方法，给我爹的头部做着按摩，边充满信心地对我和我姐说：“看见吗？你们爹脸上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果然，爹脸上有了红润，看我们时，也有了眼神。伯伯按摩得非常专心，每天早晚为我爹按摩头部和足底。他希望用他那两只有力的大手治愈我爹的精神病。我爹也乐意将一双又大又白的脚伸到伯伯腿上，这是被人按摩是很舒服的。我爹喜欢享受有人在他头上和脚上揉啊捏的。爹笑道：“嘻嘻嘻嘻，舒服。”伯伯说：“晓得舒服就好，就有救了。”
“嘻嘻嘻嘻，舒服、真舒服。”爹傻笑着说，嘴巴咧得很开。伯伯说：“这证明你身上的有些神经，恢复了。”“嘻嘻嘻嘻，舒服。”爹继续傻笑着说。每天兄弟俩演着同样的节目。先是头部按摩，后是足底按摩。每天两次。
半年后，伯伯把我爹送回了家，爹胖了，脸色红润，看人时目光也比过去精神些了，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麻木。我姐过早地成了我和我爹的母亲。我是大孩子，我爹反成了不懂事的小孩子。这也是她后来脾气不好的原因。她还只是读初中，就得承担家里的一切，洗衣、买菜、做饭，还得将一担一担的煤从煤店挑回家，借个藕煤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一压一压地做着煤球。自然脾气就越来越大，对我和爹就叫叫嚷嚷的。“洗碗去。”姐对我吼叫。
或者：“把自己的臭鞋子洗掉，没有哪个给你洗臭鞋子。”姐对爹吼叫：“你看你，下巴上有眼一样，几十岁了，吃饭还掉饭粒。”或者跺着脚尖叫道：“我要是也死了，谁还会管你的死活？你要当那个国民党干什么？！害得妈妈都死了。一家人倒霉都倒在你身上。”姐常常煮一碗白菜给我和爹吃。“今天就一个白菜，没钱了。”她敷衍了事地道，脸上一脸烦躁，很像李香桃同志，这让我和爹都有点敬畏她。有时候我也会反抗，假如今天是一个白菜，明天又是一个白菜，后天还是拿一个白菜打发我和爹，我就会鼓足勇气问她：“姐，还是只有一个白菜吗？”姐立即暴跳如雷，大吼大叫：“有一个白菜还是好的，没要你吃光饭已经够客气了。”
假如我渴望吃肉而说：“怎么好久不吃肉了，姐？”姐会对我怒目而视：“你想得美，吃肉，还吃人参燕窝哩！”姐的脾气比母亲还坏，这是她觉得她不该承担这一切。与她同龄的姑娘都无忧无虑的，这里玩那里看，在街上跳房子，跳橡皮筋，边跳着橡皮筋边快乐地唱道：“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如此等等。她们玩得很开心，不想一点事，事情都被大人想了，而我姐却不得不挑起照顾弟弟和精神失常的爹的衣食重担。她当然有很多理由来火。“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家庭？”她恨恨地抱怨，“为什么我不是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或者革命群众家里？为什么放着共产党不当，你要当国民党高级特务？”爹问：“哪个是国民党高级特务？”
姐呛了口，望眼爹，“你还问我？”爹就掉头问我：“小毛，哪个是国民党高级特务？”这是爹疯了后，第一次认出我叫“小毛”，我高兴了，说：“爹，管它呢，反正不是你！姐，爹晓得我叫小毛了。”姐盯眼爹，“你晓得我叫什么名字吗？”爹想不起来道：“不记得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应该记得的。”姐伤心道：“小毛你都晓得，我你就不记得了，看来，我白做了。”我说：“爹，她是我姐小兰呢。”“姐小兰？”爹不相信道，“我不认识姓姐的。”“小兰不姓姐，是我姐，是您和李香桃的女儿。”“李香桃这名字我有印象，”爹问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姐火了：“洗碗去，小毛。”
姐后来在单位上脾气不好，说话不掂轻重，跟领导说话也像吵架一样，以致大家都怕了她。这是她小小年纪就又当爹又当妈而形成的爱跟人吵架的脾性。
我们家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里，每月有三十元生活费，由我姐每月十号去镇革委会一楼的财会室领取。这是我爹工资的一多半。在我爹关进红楼的那一年半里，爹的工资是停发了的。母亲死后，我和姐尚不能自食其力，便通知我姐去领取我爹的一半工资。有天，也就在我和姐一筹莫展时，民兵训练股刘股长一步跨进我家，当时我们还住着学校的房子，他傲慢地瞅我和我姐一眼，对我和我姐绷着脸说：“你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你们要跟你们的叛徒父亲划清界限。懂吗？”
“懂。”姐说。“你呢，小毛？”刘大鼻子又逼视着我问。我没回答他。我当时最恨的人就是他。
“你还没回答我呢，黄小毛？”刘大鼻子仍然逼视着我说。我只好说：“我早就划清界限了。”刘大鼻子在我头上摸摸，这才对我姐说：“明天，你去镇革委会领取生活费。”
爹的精神病在黄家镇人眼里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全愈。事实上，爹在一九六九年底就康复了。知道这个秘密的在黄家镇只有三个人，我、姐及我伯伯。这要搭帮我伯伯。如果不是伯伯一次又一次地熬中药给我爹喝，如果不是伯伯努力且很有耐心地为我爹做足底和头部按摩，从而打通了我爹脑部的神经穴位，使一个个短路的系统畅通起来，也许爹早就因精神病死了。因为患了精神病且没几年就死了的人，在黄家镇就有好几例。
爹其实在叫我小毛之前几个月，头脑就清晰了，只是他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完全清醒，因为伯伯送他回家时一再嘱咐，如果他不想再被造反派找麻烦，务必要继续装疯。伯伯虽是个农民，但目光很能穿透当时的社会现象，看见很多人无端端地被整，好人被说成是坏人，有的人并没有我爹那么多复杂的政治历史，只因一句话没说好便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于是伯伯对我爹说：“山猫，”他一直叫我爹少年时候的名字，“你不能好，晓得吗？好了，你这国民党高级特务和叛徒的身份，会把你害死。”
爹说：“是啊，我是不能好。”伯伯说：“小毛还小，小兰还没到出嫁年龄，你死了，谁管他们？”爹深以为然地点头说：“那好不得，好了就害了小兰、小毛。”但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的一个下雪天里，爹忍不住还是在我面前露了真相。
那是个星期天，姐出门买菜了。我躺在床上睡觉，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摸我的头。我探出头，发现是爹。爹披着棉袄，见我醒了，坐在我身边低头瞧着我。他的目光里有父爱。
“爸，是您。”“小毛，我好了，但你不能告诉别人。”爹一脸认真道。
我看着爹，一时没反应过来，爹又说“：他们要是晓得爹好了，又会找爹的麻烦。”我说：“爸，你真好了？”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爹说：“我们从迎春路小学搬了出来，是吧？”
我点头。“你妈妈死了，是吧？”我又点头。
爹满目凄凉地盯着我说：“你妈死了，爹对她不起。”我相信爹真的清醒了，叫了声：“爸。”
爹说：“我害了你们的妈，也害了你和小兰。”我不知道如何答。
爹热泪横流，一颗颗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掉在他那两只干瘪的手背上。我说：“爸，算了，哭也没用。”爹辛酸的样子说：“爹没用，对不起这个家。”伯伯于这个时候，挑着一担大白菜来了。伯伯把菜担放下，见我爹坦然地瞧着他，又见我一脸欣喜，就疑惑地瞪着我和我爹。我说：“伯伯，我爸清醒了。”“清醒了？”伯伯瞧眼门外，门外没人，天井里一地雪，伯伯听到隔壁有人说话，马上把一枚手指放到嘴边“嘘”了声，神色紧张地小声道：“别说话。”爹小声说：“哥，你来了。”伯伯把门关了，“下雪了，送些菜过来。”爹说：“哥，辛苦你了。”
伯伯摆下手，睁开那皱纹交错的眼皮，严肃着脸对我说：“小毛，千万不要到外面说，一定要记住伯伯的话，一个字都不能说。”
我懂地点点头。这时姐拎着菜篮子回来了，买了白萝卜和大白菜，看见伯伯，高兴道：“伯伯来了。”
伯伯一笑，爹也望着女儿笑，姐当了大半年家，人当精了，一见爹那表情，呆了。伯伯把手指放到嘴边说：“隔墙有耳，小兰，你爸是装疯。”姐姐听毕，立即低声呜呜呜呜地哭了。伯伯压低声音说：“你爸不装疯，武装部的人又会把你爸抓去批斗，懂吗？”姐哭着，哭得一张脸波澜壮阔的，这种形容一定不对，可是没有更好的词形容姐脸上那种一悲一喜、恨恨地、又哭又笑的表情。姐声音很轻地回答伯伯：“我懂。”
从那天起，我和姐便晓得爹是装疯。这样的好处是不会有人再揪住我爹整，因为谁也不会以整疯子为荣。
那天下午，我带爹去拜祭母亲。当时地上一片白，那是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所致。我和爹背着人的视线，一前一后地向坟山走去，当时镇上的人都坐在家里烤火。街上冷清清的，没一个人走动，只有冷冽的西北风穿街而过。坟山在街的尽头，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三里多路远。走出街，还要穿过一片茂盛的油茶树林和枞树林，那儿没有住户，有的只是一座座没有墓碑的冰冷的坟墓。
我和爹花了一个小时，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我母亲李香桃老师的坟前，如果我不带爹来，爹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李香桃的墓的，那年月，黄家镇的人死了，埋葬时不立碑，只有最亲的人才知道亲人是葬在哪里。我母亲的墓前有一株龙柏，龙柏已有一米高了，它不是我们栽的，是死于我母亲前的一处墓的亲人栽的。我和爹偷偷走到母亲的坟前时，迎接我们的是扬起了雪子的北风，北风直往我们的颈脖里钻，冷得我直打噤。
我指着母亲的坟，对爹说：“妈妈就埋在这里。”在母亲安葬后的翌日，我做了个梦，梦见母亲在棺材里挣扎，一脚把棺材尾端蹬开并把埋着棺材的土也踹开了，叫我“小毛、小毛”，要我把压着她身体的棺材盖搬开，因为棺材里太憋闷了，实在没法出气。这个梦做得很真切。我把这个梦告诉姐，姐走上来摸摸我的额头说“没发烧啊你”，但我竟相信这个梦会灵验。于是那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跑到这里，看坟墓是不是被母亲一脚蹬开了，看母亲是否真的会破土而出，结果，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爹觑一眼四周，除了一座座坟，确实没有人。爹跪下前，对我说：“小毛，你注意下，看有没有人来。”
我就举目眺望，天近黄昏，白皑皑一片，我说：“没人，爸。”爹在母亲的坟前跪了几分钟。那几分钟里，我很紧张，生怕有人看见爹跪在我妈墓前从而去武装部告密，武装部的人又不是傻子，一听便会把我爹抓进镇武装部，重新让我爹交代，那我爹就真的成狡猾透顶的国民党高级特务了，不成也不行了。
爹默祷了几分钟后，三下两下把墓上的雪拂掉，接着他脱下烂呢帽，向着墓鞠躬。这有点像后来我在大学里看老电影里英国绅士的味道。这证明我爹还没那么老土。
我见爹鞠了一个躬又一个躬，天色在那一刻更暗了，就说：“好冷的，爸爸，走吧。”
爹转过身来，瞅着我。“小毛，你先回家。”“你不怕被别人看见？”我说，“伯伯说，只让我带您看一眼墓就走。”爹不说话，仍然站在母亲的墓前，低垂着他那张可怜的皱纹交错的猩猩脸。从墓地上回来后不几天，爹装起疯来了。这是爹压抑不住自己那种喧嚣的内心——那颗凄凉、愤怒的心，再不嚷、不叫，就要爆炸了。在街上，只要遇见小孩，爹会做出精神病相，吓小孩说：“咦，快跑啊，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而那些小孩一看见我爹弓着腰经过，会在他背后大叫道：“黄老倌，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爹会马上做出很害怕的样子，回头望那些小孩一看，然后大叫一声：“快跑啊。”街上的那些小孩会在我爹背后大笑，开心极了，更加起劲地叫嚷：“黄老倌快跑呀，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追上来了。”爹会在半分钟之内逃得没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