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点完菜，坐在那里闲聊。也许是他们的声音太吵了，连野几次回头看他们。我注意到那几个人中也有一个人在向这边张望，我觉得这不是巧合。那个人的目光与连野的目光撞到了一起，之后没再分开过。我跟邵年都没说话，预料会有事情发生。我们慢慢地吃着，眼睛一直盯着那边。直到那个人起身去了厕所，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正当我们都以为不会出什么事情时，那个人从厕所走了出来，没有回到他们的桌边，反而摇摇晃晃地冲着我们走了过来。我们停下手里的筷子，看着那个人像螃蟹一般走到我们的跟前。那个人搭了搭连野的肩膀，说道：“你认识我吗？”连野用余光瞟了我跟邵年一眼，摇摇头。“那你老盯着我看什么。咋的，跟一小警察在一起就了不起了？”连野吼道：“把你那爪子挪开。”
“你跟谁说话呢。”那人伸手就想抓连野的领子。连野一侧身，突然双手握住那只爪子，一个反剪，将那人按在了桌子上。那人的脑袋磕在桌子上，发出“咣”的一声：“今天就让我认识认识你。”连野力道用得到位，那个人“啊”了一声：“放开我，听见没有，胳膊快折了，啊，你他妈的是不想活了……啊……”那个人趴在桌子上惨叫着。
连野一抬膝盖，正好顶在那人的脸上，再一翻手，那人仰面朝天摔到了地上。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那个人踉踉跄跄地从地上爬起来，擦着嘴边溢出的血。我想他大概想不到连野会出手。我将警服脱下来，搭在椅背上。
这个时候那边跑过来两个人，手里拖着椅子，嘴里喊着：“废了他们！”邵年跟我不约而同地将桌上的啤酒瓶子抓在了手里，背在身后。
这个时候，从单间里冲出一个人，大喊了一声：“都给我住手！”看服务员围在那人的身边，想来应该是这儿的老板。那人不到一米七的个头，脖子上戴着一条宽宽的金链子，手腕上一块黑得发亮的永不磨损的雷达手表，特别是左脸上有一道很明显的伤疤，长长的直到眉梢。他站在我们中间，说：“怎么回事，为什么动手？”
连野没说话，指了指对面的几个人：“咱们出去练，别砸人家的场子，看看谁应该认识谁？”
“行啊！今天非他妈整死你。”几个人都有意往外走，老板却拦住去路：“别介！事儿在我这儿起，就跟我有关系，有什么恩怨，我大平看见了，就想弄明白，有什么事情在我这儿解决！”那边几个人听了这话，都乖乖地站在原地。而此时谁都没说话，那个叫大平的转身问我们：“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动手？”
连野没说话。“不因为什么，你问他过来什么意思吧？”邵年指指那个用餐巾纸擦血的男人。大平转过头去，一瞬间，我看见他领口里露出了一小块文身，那是一条龙的尾巴，看样子此人有点来头。先不说在这里撑这么大个酒店，看他那身行头，感觉也是个社会人。我们不认识他，但那边几个人肯定知道这个大平什么身份。否则，一个个也不会那么听话，伫在那一动不动。
“有没有大仇？啊？有没有？”这个大平注视着两边的人，谁都没说话，此时大平看见我搭在椅子上的警服，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就挥挥手说：“既然没什么杀爹卖娘的仇，就给我大平一个面子。今天的事儿就这样了了。”声音不是很高，但是听起来却很有分量。那边几个人放下板凳，搀着那个挨揍的人回到了位子上。我们三个相互对视了一下，虽然不清楚这个大平是哪个“山头”的，但我们感觉得出“他身上那股道上的味道”。
我们坐在那里，虽然结完了账，但却不知该以什么方式走出去。我们都不说话，抽着烟，看着对面那几个人。那个叫大平的，先走到那桌，不知道说了什么，但是我看见那些人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没一会儿，他又走到我们这里，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你们家是这附近的吗？”我们点点头。“怎么没见过你呢？”他又指指我，“你是哪片儿的？”“刑警二队的！”我把警服穿在了身上。
“二队？老刘还是头吧？”我知道他所说的就是刘队，但我没有回应他。他冲服务员招了招手，要了两瓶啤酒。他看了看连野，给他倒了一杯啤酒：“小子，身手不错啊，但是手是不是潮了点。”
邵年往椅背上靠了靠，这才把手里的酒瓶放在了桌上。但这个小举动还是被大平看见了。大平微微一笑：“别拿空酒瓶砸人，人不结实的，会砸死的。知道吗？要用里面有点酒的，瓶子才能碎，这样才不会出事儿！”连野掏出一支烟给大平：“老板，兄弟今天不好意思。”说着给大平点上，大平抽了一口，点点头：“烟不错，小兄弟，什么来路？”
邵年一皱眉，连野到嘴边的话就重新咽了回去，想想才说：“刚回来！”“刚回来？你们在哪个监？”“监狱？我们不是放出来的，是当兵刚回来！”大平哈哈大笑，指指我们三个人：“看你们也不像！刚出来的，怎么这么不懂规矩。敢在我大平这里闹事的，整个哈尔滨应该也没人有这个胆量吧！”话说完，脸上的笑容就瞬间消失了，冷冷地看着我们三个“小毛孩子”。
“千万别吓唬我们，我们小孩子胆小！”连野也把笑容收起来。大平轻轻地站起来，拍拍连野的肩膀说：“小兄弟，有点意思，这样吧，你们明天再来我这里吃饭，我请客。”他转身走了，没几步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一回头盯着我说：“但是我对你有个要求……”他转身的瞬间，正好看见我把捏了半天的啤酒瓶子放在桌上。我随口应了一声：“什么？”
“以后到我这来，别穿警服，来我这的人都不喜欢雷子！”他话说完，盯了一眼桌上的半瓶啤酒，笑了笑，转身走了。
我们三个人走出来，觉得这饭吃得有些莫名其妙。连野伸了一下腰说：“看样子是应该好好铲一铲了，没人认识我。”
“铲什么？我们又不是黑社会。”邵年平静地说。“我回家问问我们家老爷子，这个大平什么来头。再跟我装蛋，我就让我们家老爷子找找他的毛病！”连野自言自语地说。邵年看看我：“那明天咱们来这吃饭吗？”我心不在焉地说：“再说吧！”
“再说什么，明天咱来，怎么能被他吓死啊！”连野没好气地说。我把连野脑袋扳过来：“小子，老实点啊，否则我真抓你啊！”连野微微一笑：“小样的，别忘了，我还救过你的命呢。”说完，他把剩下的烟塞在了我的兜里。
回到家，爸爸已经睡了，还是没有让他看见我穿警服的样子。也许是当了警察的缘故，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晨练，跟老爸一起起床，到中医学院的操场上锻炼。老爸陪我跑了两圈后，就跟他那些朋友在一边聊天，我继续跑着。也许是好久不训练了，跑完5000米，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我靠在篮球架子下喘着气，气息调整好一点后，就来到单杠下面。当过兵的人跟地方老百姓不一样，当然是动作规范，花样繁多。做完第一组以后，我高高地从单杠上跃下，朝着老爸的方向望去，看见老爸还站在那里跟几个老伙伴聊天。可是在视线的同一个方向，有一个女孩，一身白色干净的运动装，脑后扎着一个马尾辫。老爸冲我摆摆手，示意我该回家了。经过那女孩的时候，我刻意地看了她一眼，觉得她好美。
回去的路上，老爸跟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你妈并不喜欢你做警察这行，怕有什么危险，你也不小了，如今已经走上社会，遇事多动脑……”这是20多年来老爸第一次和我心平气和地谈话。内心些许感动：当警察真好，亲爹都拿你当人看。
我到队里的时候，屋里已经坐满了人，我这才发现我们队里居然还有一名女警。我刚踏进门槛，她就坐在桌子上冲着我喊：“呦！是他吧！小伙子挺帅的嘛。有对象没？”屋里人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脸一阵发热，她仍不依不饶地说：“哎哟，你看他，居然脸红了！不是特种兵吗？哈哈！”我一时间愣在了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关键时刻，还是王勇帮我解了围：“别欺负人家孩子，这是咱们队的法医柴姐。”
我拿起扫帚开始扫地，大家奇怪地看着我，王勇拍拍我说：“党员同志，你这分明是抢顾大姐的饭碗。每天七点以前，她就把咱们这里的卫生打扫完了。”我无可奈何地把扫帚放在一边，发现地面确实已经很干净。一抬头看见柴姐正看着我，“还别说，你这孩子还真不错，有时间柴姐给你介绍个对象。”她很认真地对我说。
下午一点，队里就接到了警情通报：亚麻厂储蓄所发生重大抢劫案，罪犯携有枪支，上级命令全队马上出击。
我们刑侦二队有十几个人，可防弹衣只有8件。刘头没说话，迅速拿上一件穿上，旁边几个也争相穿上，到我这里的时候，8件已经被拿空了。我当时觉得这是欺负我“新”来的，都说警察很黑暗，也用不上这么惜命吧，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队长回头看了我一眼：“你留守，不用去了。”余音未了，人已经冲了出去。我看着空空的值班室和烟缸里没熄灭的烟头。
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回来了。人还没进来，声音已经飞了进来。“我说王勇，你那枪法是不是应该好好练练啊，你看着他跑进居民区了，要不就当场击毙，要不就打他的腿，而你那枪却打在肩膀上，是不是有失水准啊。”我看了一下他的胸卡--肖克。他一边说，一边脱下防弹衣挂在墙上。
王勇没笑，冷冷地说：“说实话，我是真想一枪就把那小子撂了，什么瞄准不瞄准啊，那是一个活动靶，能打中就不错了。其实我是真想打他的腿啊，哈哈！”大家照例嘻嘻哈哈在那里谈论案情，我在一边绷着脸，其实一切都写在了脸上。刘队看在眼里，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了，不让你去就不高兴了？”其实我想说：我短枪打得特别好。我没说话，愣愣地盯了一眼墙上的几件防弹衣。
第二天一上午，一直没见到刘队，后来才知道，刘队头天晚上带人去了外省抓人。午饭刚端到桌上，就接到了110指挥中心的电话：安元街东平商场，一人手持炸药，扬言要炸毁那里。现在队里只剩下我们不到7个人，防弹衣不用抢了，一人一件都富余。我说什么都不留守了，肖克看我这么坚持，也就安排了别人留守。
到了现场，商场外面围满了人，罪犯站在二楼的电梯旁，情绪激动，开始砸东西，传来一阵阵的玻璃碎裂的声音，并且大声地喊着什么，所有人都被紧急疏散到了外面。我往前站的时候，肖克一把将我拉到了身后，“往后站！”我当时不知道哪来的气，但是又不好发作，心想太瞧不起人了。几番交涉，那人渐渐平息了下来，最终缴械投降。原来是原商场的职工，下岗后对单位不满。
回到队里我还是忍不住，质问肖克：“穿防弹衣是不是要看资格？”他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这小子，你是新来的吧！”众人大笑。
我不知道治安是太好了还是罪犯都放假了，这几天，竟然一个大案要案都没有，都是一些溜门撬锁的小案子，案件也没什么科技含量，案犯被抓回来问几句，都招了。我文笔比其他同事稍好些，所以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记录”罪犯们的犯罪过程。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王勇：“咱们的工作是不是太清闲了？怎么连个大案都没有？”王勇狠狠瞪了我一眼：“你小子还真乌鸦嘴，头儿听见肯定骂你。干咱们这行的，真希望社会安定，懂不？”
也许是太闲了，饭也吃不了多少，我拿着剩下的半缸子饭倒在了厕所的垃圾桶里。我刚推开门，就看见刘队抓着一个人，走了进来，对我说：“把他铐在厕所里。”我拿着手铐将那个人铐在了水管上，那人龇牙咧嘴地喊道：“哥们儿！轻点，手腕子快折了。”我没答理他，将手铐狠狠地握了一下，“咔咔”两声，铐子又紧了两扣：“这回舒服了吧？”
我回到屋里，看见刘队和王勇在低声说着什么，其他人都站在一旁。过了一会儿，王勇把我拉到一旁说：“头儿分配给我们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一听，很高兴，心想终于有表现的机会了。我赶紧问他是什么任务。“局里让我们写一个年度总结，你文笔好，我们都是大老粗，都写不了。遇到这样的事儿基本上都是我们洋洋大公主写。可是她最近忙着写毕业论文没有时间，所以就……”他拍拍我的肩膀，扔给我一沓卷宗和稿纸。我有些奇怪，堂堂刑警队，写报告居然还要用什么“公主”，说出去简直不可思议。
我真搞不明白，刑警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在一旁聊天，我趴在角落的桌子上完成那“艰巨”的任务。柴姐走过来，抓起我还没写完的报告，看了一会儿：“小伙子挺有才的嘛！字写得也好，看样子咱们队有秀才了。你这个对象，我是介绍定了。”柴姐刚把报告交回我手上，电话就响了……
王勇撂下电话，冲大家一挥手：“出现场！”我站起来，王勇却对我说：“你不用去了，你的报告明天就要给局里。”什么事儿啊这是，敢情我成文书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有资格参加这样的案子。
房间里马上就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安静得能听见旁边屋子的电视声。算了，有什么怨言都没有意义，我趴在那里继续写报告。正写得入神的时候，厕所里传来喊声：“报告政府，报告政府……”我突然想起厕所里还铐着一个人呢，我放下笔，打开厕所的门，见那小子憋得挤眉弄眼的。
“叫唤什么？”“报告政府，我要上厕所！”
“你不是在厕所里吗？就地解决，叫唤什么叫唤。”“报告政府，我是要大号。”他哀求道。“大的怎么了，就地解决。”我没好气地说。
“政府，我站着怎么解决啊？”我这才想起来，他那只手还在上面铐着呢。“你给我老实点，听见没有。”我拿出钥匙打开上面那只手铐。当我一打开手铐时，那小子突然猛一推我，我没留神，身体撞出了厕所的门，摔倒在地上。
他奶奶的，我的火“腾”地蹿了上来。那小子跟猴子一样，企图从我身上跃过去，我伸手一抓，正好抓住了他的裤脚。也许是报应，那小子“砰”的一声与门框来了一次亲密接触。我翻身骑在他的身上，把他的两只手一背，膝盖压在他的脖子上，“想跑，啊？你跑得了吗？”我抓起他的脑袋往地上猛地磕了一下，他不说话了。我重新给他铐上，不同于上次的是，我给他增加了点难度系数，他必须翘着脚尖，才可以缓解手腕上的疼。
“记住啊，有屎往里边拉。”我照着镜子，擦了身上的水迹，“王八蛋，这是我的新警服！”“兄弟，身手不错啊！我告诉你，我是跟福利的，对我好点！”他套近乎地说。
我看了他一眼：“那你不行，我老大是政府。”我把门“咣”的一声关上了。看样子我低估了这些人，他们油滑得很。如果这小子在我手上跑了，我怎么交代啊！于是，这回我多了个心眼，在门口听了一会儿里边的动静，见没什么异常，就拿了一把椅子靠在门上，然后继续写我的总结报告。
快下班的时候，刘队一行人才返回队里。原来在量具厂的仓库里，丢失了3公斤的工业用汞。柴姐拎着工具箱进来，摘下了手套，往桌上一摔说：“谁这么缺德，偷那东西干吗用，那东西是剧毒，人沾上一点就完了，救都救不了。”
刘队没说话，返身回了二楼。肖克走到我跟前，看了一会儿我写的报告，转头问柴姐：“柴姐，你刚才说汞是剧毒，不是有人想用它来药死谁吧？”
柴姐没好气地说：“药死人也不需要3公斤吧？那些剂量能药死全城的人。”王勇这才走进来，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扔对我说：“说你乌鸦嘴吧！这下子有的忙了，3公斤的汞，这要是流入社会，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柴姐，那东西值钱吗？”柴姐回头看了我一眼：“不知道，属于重金属，应该很值钱吧？你是说，有人把它偷走了，准备卖给什么人？”肖克大概是觉得我说得有道理，拿笔在本子上记录着。“我们是不是要先弄清楚这东西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