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王和卿《醉中天·大蝴蝶》）
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缕带宽三寸。（王实甫《十二月带尧民歌·别情》）
其他如套数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人不识勾栏》，马致远《般涉调·耍孩儿·借马》、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都是最本色的散曲佳作。而散曲一旦脱离公众，成为文人抒情之作或案头文学时，它就与诗词极为接近。后期作家的某些令曲与令词无异，便是因为这个缘故：冬前冬后几村庄，溪北溪南两履霜。树头树底孤山上。冷风来何处香？忽相逢缟袂绡裳。酒醒寒惊梦，笛凄春断肠。淡月昏黄。（乔吉《水仙子·寻梅》）
惜花人何处，落红春又残。倚遍危楼十二阑，弹，泪痕罗袖斑。江南岸，夕阳山外山。（张可久《金字经·春晚》）
2.年代·地理·制度·风俗
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学习方法时提到学习历史须掌握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制度。也许更准确的提法应是：年代、地理、制度与风俗，因为职官本身仍是一种制度，而民俗又不能包含在任何一项之中。
掌握年代为的是建立必要的时间观念，而熟悉地理则可帮助确立空间观念。有此二者，所有的历史事实方能在一个四维空间（流动的空间）里一一展现，不再是纸上抽象的概念，而能还原为活生生的史实，我们的了解也才能准确、清晰、透彻。“昔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与言杜（甫）。’今且于开元、天宝、至德、乾元、上元、宝应、广德、永泰，大历三十余年事势，胸中十分烂熟。再于吴、赵、齐、赵、东西京、奉先、白水、鄜州、凤翔、秦州、同谷、成都、蜀、绵、梓、阆、夔州、江陵、潭、衡，公所至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蓟，肃宗之朔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没之松、维、邠、灵，藩镇之河北一带地形，胸中亦十分烂熟。则于公诗，亦思过半矣。”（浦起龙《读杜心解》）譬言之，年代和空间是演出（再现）历史的舞台，而制度和风俗，是无形中制约人的行为的规范，是历史人物的看不见的导演。明乎四者，古人的见诸文字的言行，大体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由此才足以言论世。
年代就是时序，或者说具体的时序吧，前节已有涉及。因此接下来谈谈地理知识与赏析。古代诗词有不少是感于时事而发，涉及史实，形为文字，地理概念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此读者从诗中获得的印象往往是平面的不完整的。倘若有意识注意于此，则整个事件将立体地凸现在我们眼前，当然那感受更深切，获得的赏析将更充分。这里以杜甫的“三吏”、“三别”为例以说明之。这有名的组诗是由六首独立的叙事诗组成的，人们往往注意到它们在内容上的彼此联系，而未更多留意诗中提到的地名，也就很难将它们视为在同一舞台上次第演出的六出一本完整的连台戏。这六首诗中，有五首都出现了地名（有同地异名），而不少地名是重复出现的。显示出它们间的有机联系。统计起来，“邺城”（相州）出现于三首中，频率最高：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新安吏》）
听妇前置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石壕吏》）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垂老别》）
“河阳”出现于两首之中：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石壕吏》）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新婚别》）
“西都”（长安）、“旧京”（洛阳）、“新安”、“潼关”、“桃林”、“石壕村”各见于一首之中，次数不等：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新安吏》）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潼关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了。（《新安吏》）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潼关吏》）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潼关吏》）
所有这些地名，共同展示了一个公元759年前后，以邺城、河阳及两京为中心的平叛战争的大战场和抗战形势，可以引起读者对从天宝至乾元一段历史的回顾联想。盖“安史之乱”发生后，安禄山率部攻陷洛阳，继续西进，玄宗遣哥舒翰守潼关，桃林一战中官军大败，哥舒翰投降，遂致长安失守，至乾元元年，官军已克复两京，叛军退守邺城（相州），战局神变。当时贬在华州做司功参军的杜甫便趁机下洛阳探视故乡。由于肃宗在战略上失策，围攻邺城的九节度使不相统属，城久攻不下，适逢史思明南下救应安庆绪，与官军大战于安阳河北。结果因天时不好，官军大败，郭子仪断河阳桥退保洛阳，河阳就成了抗敌前沿。在****中，杜甫亦不得不离洛阳回华州。由于官军兵员损失惨重，统治者为补充兵员，到处抓丁，驱尽男子，及于老弱妇幼。封建国家与人民的矛盾（具体化为吏与民的矛盾）突出了，民间到处是生离死别的现象。杜甫以“吏”、“别”名篇，正是抓住了时代生活的主要矛盾和典型现象。
组诗中石壕村的一对老人，家有三个儿子参加了邺城一战，在战事失利中牺牲了两个。在《新安吏》与《垂老别》中也提到这次波及时局的关键性战役，不是偶然的。而在杜甫作诗的当时，河阳已成前线之代名词。“三吏”、“三别”中好些被迫从军者，其路线都是或应是指向河阳的，他们是《石壕吏》中的老妇、《新安吏》中的“中男”们、《新婚别》中的新郎，《垂老别》中的老头、《无家别》中的无名男子，他们的家园，均离河阳不远。可见这组诗反映的正是当时整个都畿道的人民群众在兵祸连连与官府压迫下的悲惨遭遇。过去论者总是把吏说得如狼似虎，其实这一组诗中的吏的处境，也是很难堪的。如石壕吏所面对的便是一个“军烈属”老妇人，她的陈情势必令人动恻隐之心。所以那吏一面打官腔的同时，一面也须讲清形势，做些“动员说服”工作。这些情节，从老妇人“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数句中是可以略约领会到的。所以，我们心中有了明确的地理概念，诗中事件的背景尤见清晰，凝固为文字的诗意也都流动起来，成为一部活动的“电影”。
程千帆在《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一文中指出，不同时代或距离遥远的地名常常出现在同一首诗中，“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将士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例如王昌龄《从军行》其四：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前二句就出现了四个地名：青海、雪山、孤城、玉门关，它们及其相互关系，成为理解全诗的一个关键。刘学锴先生对此有一段精辟的分析：本篇前两句就是为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它在我们面前次第展现出西北边地广阔地域的画面：青海湖上空，长云弥漫；湖的北面，横亘着隐隐的雪山；矗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浓缩、集中了东西数千里地域的画面，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环境的艺术概括。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既望见青海、雪山，又望见玉门关的地方，但作为对整个西北边陲的鸟瞰来看，这两句是真实的，典型的。为什么特别提及青海与玉门关呢？这跟当时民族战争的形势有关。唐代西、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两国间的交通，一镇兼顾西、北方两个强敌。主要任务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也兼有防突厥的任务。“青海长云”，正是吐蕃盘踞之地，也是多次与吐蕃交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正是突厥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两句不仅描绘了整个西北边陲的景象，而且点出了“孤城”南拒吐蕃、西防突厥的极其重要的地理形势。这两方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宜乎在画面上出现青海与玉门关。与其说，这是将士望中所见，不如说这是将士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画面。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任的戍边任务的责任感，与戍边生活的艰苦、孤寂，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黯淡的景象中。（《唐代绝句赏析》）
地理概念，可以大到民族战争的战场，也可以小到一个城市的布局。如果我们知道古代京城如唐代长安，宫室多坐北朝南（取“南面称帝”意），那么就不难明白杜诗“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哀江头》）所包含的复杂思想感情。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思念征夫的长安女子总与“城南”关联：“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沈佺期《独不见》）、“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因为那是民居之所在。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把名物典章制度作为一项内容，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知识似与语言问题无关，其实是阅读古代文献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古汉语课的终极目的正是培养阅读古书能力。具体运用在古诗的赏析中，它的直接的作用，是帮助甚解。而求得甚解，正是深入欣赏的扎实基础。这里我们仍举例说明关于制度知识对赏析的帮助。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论者或以此诗为********之作，无足取。而金圣叹却认为：“从来朝廷之上，左史纪言，右史纪动。今则自早朝至于朝罢，绝无足纪。君既无所咨访，臣亦无可建明，仅仅满朝香烟，挥毫唱和，则何补哉？只益之戚耳！”杜甫原意如何姑不深论，金圣叹能从字页的夹缝中看出些意思，较之前一说法，显然深一层。这原因就在于他根据当时制度，认为“舍人”作为皇帝身边的职司，有记帝王言行责任（按，通事舍人方掌此职司），而诗中仅写君臣酬唱，则客观上具有托讽。当然，具体到这首诗的这个结论，还可以商榷，但这种方法，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读此诗须知唐代制度，在秋季举行进士科考试，于下年春天发榜，新进士有雁塔题名、宴集曲江、杏园之殊荣。其时牡丹正开，据赵嘏诗说新进士是“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故“春风得意”二句不是无端夸口，对题面是十分贴切的。如果读者能兼知人，了解孟郊有两度下第的历史，则于诗中狂喜的心情，更能会心。反过来说，如果不知道“千秋节”是怎么回事，又不知“承露囊”是怎么回事，那么当其读到“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杜牧《过勤政楼》），对其中蕴涵的感慨，也就似懂非懂，大有隔靴搔痒之感，得不到审美的愉悦了。
弄清与诗意有关的古代生活风俗，对于赏诗也大有助益。唐代音乐变革引起公众审美趣味的改变，当时燕乐成了一代新声，从西域来的能传达
世俗欢快心声的琵琶、羯鼓成了时髦的乐器，为人爱赏，而穆如松风的古
张达煜书
琴变得不合时宜。据载：唐玄宗一次听琴未毕，即命琴师退去，说：“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无怪乎诗僧齐已《赠琴客》诗云：“曾携五老峰前过，几向双松石上弹。此境此身谁人爱，掀天羯鼓满长安。”知道当时风气，也就不难理解刘长卿“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听弹琴》）二句中包含的世少知音，不合时宜，孤高自赏种种意味。就是那不动声色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王维《竹里馆》）一类诗句，不也大有意味了吗？
赏析活动如果也能注意“入境随俗”，有时甚至可使人茅塞顿开，获得别解。我们必须知道古代寒食节是家家冷食不许生火的，方能领会“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孟云卿《寒食》）中的幽默，以及“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寒食》）中的托讽。必须知道七夕有乞巧的风俗，才能领略“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施肩吾《幼女词》）的风趣。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
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葛鸦儿《怀良人》）
诗的末二句似是说“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杜甫《兵车行》）那样的意思，怨夫不得归。若仅作此解意便平浅，而且不能解释何以要说到“胡麻”。须得知道当时有歇后语道：“长老（和尚）种芝麻，未见得。”即民间流行说法，芝麻要夫妇合力种植，才能丰收，这才能为它的措意之妙而拍手叫绝。
实际上，古代诗词语汇就常常联系着已随历史消逝的过往的习俗，如果读者对它们的产生的生活背景有所了解，读来才有更亲切的体味。例如诗词中大量存在的漏声、砧声、杵声、鸡声，以及屏山、帘钩、金井、药栏等，每一语词都联系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传达出特定的历史氛围，在古人本来“不隔”；今日读者，却往往感到陌生。这一种知识，也是欣赏古代诗词必要的前提条件。
还有一些风土人情古已有之，至今仍有，不过受着地域的限制，南人易懂的北人不一定懂，反之亦然。如李益《江南曲》云：“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虽然颇为传诵，但“教生长在北京的人读了，实在不大能够了解，长江下游住民可以懂得一半，只有住在浙江沿岸的才算全懂，这些说潮怎么弄法的”。“说来也很平常，只是在潮来之前把船放至江心，挂起风帆，向着潮水驶去，一与潮头碰着，船便直竖起来，这时望起颇为危险，可是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卡上了潮头之后船立即平正，在水面上溶溶漾漾的十分写意，随即可以自由的来靠岸，停泊下去。其不去接潮头的船也可以停着不动，不过危险更大。”（周作人《弄潮》）如此看来，“弄潮”只是近海船民进行生产斗争的一项本领，“嫁与弄潮儿”，即嫁与船老大。像这样的知识，除多读书阅世，别无法门。
3.以史证诗
诗歌不同于纪实，故严格地说，“以史证诗”作为方法来说常常是行不通的，如清人往往征引史实说明阮籍《咏怀》诗的内容，以求确切，有时不免牵强。但是，我国古代毕竟有很多诗歌，的确是缘事而发，在表现上却言在此而意在彼。如读者误以为“作诗必此诗”，也就不能得其本意，所谓“郢书燕说”，便是同类毛病。可见“以史证诗”，也不失为论世说诗之一法。著名的《七步诗》，就有一个历史故事；而咏史、怀古类专题，更是与史实相关，都无烦费辞。只是有一些诗与相关史实的联系，在字面上并不那么明显，今天的读者看来，何异作者自家脚指头动。然而前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笺证的工作，是很可利用的参考资料。如陈沆《诗比兴笺》便是这种性质的专著。古代作家别集的编年笺注本，也是极可留意的。下面是一个学人的经验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