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他并未脱离政治，相反仍然与政治不即不离，时分时合。
他不像李敖把政治当成自己的“天敌”，一生都与政坛高官们誓不两立，水火不容。老余非但不与政治官员为敌，反而一直和他们友好往来，和平相处。只要需要，他即甘愿充当“为政府装点门面的工具”。
深圳要他当门面品牌，他就为深圳唱赞歌，由此而引发了他“得了好处”的一场争论。总之，他无论走到哪里，当地政要都欢迎他。不像李敖这根“搅屎棒”，官员们都怕他“搅局”。
这也正是老余的高明之处，投机成功之处。这样，他既免除了做张志新而带来的灭顶之灾，又回避了做杨荣国之类以媚当时而造成的奴才下场。
如此，倘要说他是阿Q也行。但中国人许许多多都是阿Q，正像毛泽东说的，没有点阿Q精神是不行的。也尽可以说他是投机、圆滑，但万物藏机，世间谁又不投机、谁又不圆滑呢？
佛魔一念之间，正邪一步之遥。
只有懂得一佛、一魔、一正、一邪的人，才能掌控禅机。
老余虽然很少谈禅说佛，但他却用行动来形象地说明了他是一个善于“投机”、深谙“禅机”的文化人，一个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善良的人”。
这主要体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他又一次作了成功的“投机”选择。
（四）
在“文化苦旅”的艰难步态中，如果说他开初以“历史文化散文”作为他的基点，是为了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话，那么，在旧的价值观淡化而新的价值观又尚未形成时，不经意间他又找到了填补这段空白的“契机”。所以，继《文化苦旅》一炮走红之后，他接着又陆续推出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四字型的一系列作品。不管你服气不服气，老余的作品受到社会的认同和欢迎，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老余率先适应了市场的需要。他把“作品”打造成了“产品”，懂得以书赚钱。这样他便成了“左手抱得金钱右手抱得美人归”的天之骄子了。
王志刚在《我看“余秋雨现象”》一文中，说得非常中肯。他说：
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不管以后是否可以青史留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正好出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中国的作家正从圈养到放养乃至野生的特殊时期，正是这个特殊的时代催生出了风靡一时的余秋雨现象。相反，但凡是那些纯粹圈养的作家，几乎不可能摆脱为特定的政权或特殊的形势服务的使命，而这样的命题作文要名垂青史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写作者也不可能真正创作出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余秋雨的价值就在于文人从圈养到野生的转型，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之所以如此火暴，不是行政强权推行的结果，而是特殊情势下市场选择的结果。秋雨的所作所为，至少在一个层面上看是想竭力摆脱传统文人身上的桎梏，急于从高墙深院中走出来。老余的“历史文化散文”准不准确、严不严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再探讨，但是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他用通俗、流畅、生动的笔法（即便像汪国真、琼瑶一样“浅薄”），把原本只有圈内专家才知晓的、枯燥的历史文化典故释放出来。（《第三种生存》）
余秋雨说他是学术转型，是文化创建。他说：“我为什么从学界出走？因为我觉得从书本到书本不是真学问。所以必须要从现实的考察过程当中来校正错误。”（《南方周末》）
强调实践出真知，固然是对的。但从书本中“咬文嚼字”，讲究学术功底，同样也是一门学问。而且，学术的转型，并不是脱离母体，在实践中凭空创建。
再说了，老余的这次学术转型，主要还是率先适应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这两种“转型”，实际上正意味着文化与经济的交接，乃至与世界经济文化的“接轨”。
1998年夏天，余秋雨在新加坡一次《跨世纪的文化对话》中，即以《第四座桥》为题，作了长篇发言。他认为东方文化若要与世界文化沟通，找到二者的“支点”的话，那就必须架构起四座桥：
经典学理之桥；器物民艺之桥；文化信息之桥；艺术创造之桥。
老余在发言中还特别强调，如果要和现代世界沟通的话，那一定要进入到更彻底的生命体验，要具有非常大的慈悲感的宗教精神。
在中华文化桥梁的架构中，充满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这固然是无比正确的，而且应当是主体、基调。
但当今的人文精神决不是过去那种少私寡欲、乃至非私非利、不欲不乐的圣人模式，而是与经济实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化经济”，正如人们说的：“文化苦旅的终点是经济发展。”
如果用学术转型来掩盖经济的转型，用四座桥的架构来消解“文化苦旅的终点是经济发展”，那就偏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了。
事实上，老余是懂得“文化苦旅的终点是经济发展”这一道理的。
因此，他才将自己的“作品”打造成“产品”来卖钱，而且是奇货可居，高价出售。
这说明他很有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技巧，像商人一样，颇有“投机取巧”的本事，也善于发现“商机”，并不失“时机”地开拓市场，搞活“资源”。所以他才名利双收，成为当今中国的天之骄子，而且眼前一派勃勃“生机”。
但同时老余又面临着一时还难以突破的“危机”和麻烦。
（五）
从当前形成的这一道奇特的“批判余秋雨风景线”中，不难发现那些对老余不满、不服气而挑战他的严肃学者、满腹经纶的专家和不怎么走运的文人，并不是老余的“天敌”和有旧恨新仇的“冤家对头”。他们皓首穷经大半辈子，至今依然茕茕孑立，独守清贫，而老余凭着“花拳绣腿”，几声吆喝就赚得盆满钵满，名扬天下。并且你还在“文革”中欠下一笔债，迄今都未偿还。于是，先在鸡蛋里挑骨头，继而不分青红皂白，也不看老余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便新账老账一起算，狠狠地批他一通。
这样，老余当然就不服气，不肯就范，不愿低头。于是双方就斗起来了，而且越斗越凶，火药味也更浓。
这一场争论，本来与人品、学脉和历史并无多大瓜葛，但争论时却偏向这方面发展，非要老余“忏悔”不可。老余偏又感到一肚子的“委曲”。双方都“错位”了，争论起来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实际上，这是一场正统与非正统和经济与文化的一次碰撞，一场在新旧转型中适应与不适应市场需要在文化上的冲突，也可说是一次新旧价值观的抵牾。
余秋雨最大的失误和危险是，他能适应那些环境，却一时适应不了不利于他的舆论环境。
因为老余也是一个从“正统”文化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尽管他已滋生出反传统与反正统的倾向，但他毕竟还残留着从前正统文人那种清高气质和面子观点，况且他终归是学者型的文化人，一向都以矜持自居，维护自己的尊严，容不得人家说三道四。再加上他已飞黄腾达了，为了保住他已有的地位和名气，所以他怕别人说他的不是，有损他的光辉形象。更何况批判他的一些内容，与事实不符，有的纯粹是借酒消愁，把自己的不满情绪都泼在老余身上。因此老余更感委曲，也更不服气。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反击”。
他写的《谈“小人”》和最近出版的《余秋雨人生哲言》，大多是因此而发。他在凤凰台的“秋雨时分”时，也有不少指桑骂槐的情绪。他以为这是出气、申辩、回击，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与“绅士风度”，殊不知反倒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如此又刺激了“他居高临下的心态”，一发造成了他更加“自苦、自忧、自误”，乃至给人一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感觉，更造成他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霸气，现在连许多美女都怕他了。
一个文化学者如果“操”到这种地步，不管他的学问有多大，名气有多响，那他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还有一点顺便提一下，老余要为各地方政府唱赞歌，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走到山西，吹山西好；走到深圳，捧深圳妙；来到重庆，说重庆美。这些都行，但千万别“吹”过头了，尽说些“别的城市都是卧着的，唯独重庆是立着的城市”之类的笑话。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大家都关注着你的一言一行。但作为公众人物，也不要怕大家鸡蛋里挑骨头，要有勇气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
有位禅师说得好，当你把诅咒你的人当成一种“因缘”，也看成是一种“缘分”时，你便会以“平常心”来善待之，最终必将提升你的品格修为，终成正果。
让别人感受到他的伟大而自己谦卑的人，实际上他比别人更伟大。
心境还需自己开。
玩转“超女”和“传媒”的后台老板原来是“牛魔王”
虽是一头“牛”，却像雄鹰一样飞，竟然上天揽月，下海捉鳖，翱翔天地，誉满全球。
人生三境，关键是最后一境：
“山——非山——山”；（惟信禅师偈）
“无——非无——无”；“——1——”
“人之性命事，第一须是。
欲得成此，先须防于。
若是真人，……。”（法演禅师偈）
2005年掀起的那场源于市井、令人洗脑发疯和席卷神州的“超女”狂潮，至今依然余音绕梁，论说不一。
但“低级庸俗”也罢，“民主意识觉醒”也罢，等到眼见“超女”们一个个都变成“女”的时候，这才发现原来是“媒体与资本”的一次“成功炒作”和“最佳组合”。其商业化的水平完全可以和全球同版节目并驾齐驱。显然，其中必有高人在幕后策化指点。那么，这位高人又会是谁呢？
开头，我对此并不曾细想，直到后来才得知原来这位把天下搅得周天寒彻、波翻浪涌的高人，正是来自北方蒙古草原的“牛魔王”，即整合传媒资源又玩转传媒和超女的蒙牛集团掌门人牛根生，我也才因此而萌发了“禅刀解牛”的念头。但等我去书店买了一本《蒙牛内幕》的砖头大作看了后，却又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该书的两位作者已对牛根生的成功之道和盘托出与完美包装，若再说那就是多余的了。正像李白中说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然而，我转念又想：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太美反而不美，美人过于修饰打扮容易失去本色。话说过头了，难免有炒作之嫌。再说了，看来看去，牛根生成功的真正禅关似乎还未点破，也很难登堂入奥，因此又想不妨小试牛刀，看看能不能把“牛魔王”的禅关攻破。
（一）
虎豹狮猴，只要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就可以向现任的“君王领袖”挑战。获胜者一旦称王，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动物群体如此，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天生就有一种争王称霸的欲望，只不过各人的招数不同而已。尤其是在商海市场中搏杀的老板们，则更具有争王称霸的雄心和策略。但成败的焦点并不在于“智与术”，而是看他能否在“生态环境”中找到最适宜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位置和富有哲理禅思的头脑心胸、善于审时度势。
牛根生同索罗斯、李嘉诚等人一样，也都有争当领袖的雄心壮志和素质。我在写刘长乐也潜藏有领袖欲望时，引用过以下一段话：
如果有人能让一群人把头拴在裤腰带上，不顾一切地跟着他走，这样的人才叫领袖。
说这话的人，就是牛根生。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一位教授问他：
“想当老大吗？”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老大谁都想当。”作为企业家的牛根生，他虽然不能像当年李世民、赵匡胤们那样去打江山当皇帝，但他不搞企业则罢，要搞就要打造成“都是国际企业，没有国内的”，他“想尝尝当世界冠军的滋味。”瞧，口气比李嘉诚、包玉刚和霍英东还大。他不仅要“让奶香从敕勒川飘遍全中国”，而且还要让他的“蒙牛”
像“火箭的速度”一样，超越“京牛”、“沪牛”或“粤牛”，而成为一飞冲天的“世界牛”。差一点就快变成神话传说中的那头在天上飞来飞去的“牛魔王”了。也正像佛祖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在成龙上天的“大泽”群龙中，牛根生是少有的出身贫寒者，也是罕见的竟有“三个爹四个妈”的传奇人物。他受人歧视便奋力反抗，自己斗不过就找同伴帮忙。他只要有几毛钱就分给小朋友们花，因此他们都听他的话，跟着他跑，围着他转。所以，他从小就尝到了当“孩子王”的乐趣，也造就了他想当一方领袖的素质。只不过，他的起步太艰难了，他说：
别人从零起步，而我是从负数起步。
这大概是指他为帮助伙伴与别人打群架而被公安局收审的那些破事而言，也是指他从当班组长到伊利副总裁的那段很令他烦心的经历。
不知怎的，越说越使我联想到三国时代的刘备。他虽然是皇室后裔，但毕竟早已沦落为市井贫民，靠织席为生了。后来桃园结义，拉了一帮兄弟伙去打江山，但东奔西跑后仍无立身之地，只得寄人篱下为别人跑腿打杂。但曹操一看便认定他就是天生要当君王的料，所以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但好事多磨，他根本就无从施展，直到三顾草庐碰到孔明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孔明对他说：你不能和占天时地利的曹操孙权抗衡，只能把西南巴蜀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以联吴抗曹之计，靠“人和”取胜。事后果然成功，三分天下。
其中的奥妙，多少含有点老子哲学中说的“大者宜为下”的意味。
老子的意思是说，你想当老大吗？那就要像江河那样处于“下流”之处，处在天下雌柔的位置。这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处于“下流”并不是“不流”，不与人抗争并不是“不争”，而是以退为进的不流之流，不争之争。
让别人伟大而自己谦卑，实际上他也伟大，甚至更显得伟大。
让利于人而自己宁可吃亏，实际上他也获利，甚至获得更多的利。
这叫双利双赢的共生哲学和团队精神。
牛根生先是归属于伊利，算是屈人篱下。但他的领袖风度已对大老板带来了威胁，所以对方容不下他，先降他的职，后干脆借故把他赶走。牛根生和大老板的诸多矛盾冲突，看去是经营上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王位”之争。
所以牛根生索性拉着一帮铁哥们自立门户，打出“蒙牛”的招牌，与之抗衡。但牛根生及其蒙牛的“位置”在哪里呢？要选一个什么“支点”才能撬动蒙牛这个小地球呢？
蒙牛把自己的支点位置设定在能容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下流”，采用的是多元并列、三角鼎立的共生哲学和团队精神。
为此，蒙牛率先提出打造“中国乳都”的倡议，启动以地区大品牌带动企业小品牌的联合舰队大营销的战略，但蒙牛自己并不去争当老大哥，只在“下流”之处充当小老大的角色。因此在“为内蒙古喝彩”的巨型广告牌上，把“伊利”和“兴发”这两位老大哥排在“蒙牛”之前，自己甘愿屈居第三。这样，在“中国乳都”的内蒙草原上便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余者都是自己的“小兄弟”。如此，便将“竞争对手”化解为“竞争队友”，从而凝聚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草原联合舰队的“航母”大品牌。
作为恪守“小老大”角色的蒙牛，便为自己规定了几条自律性的行规：
凡是伊利等大企业有奶站的地方，蒙牛不干（不建奶站）；凡是非奶站牛奶，蒙牛不干（不收）；凡是跟当地企业收购标准（包括价格）不一致的事，蒙牛不干。
世界上“力”再大，也不如“利”大；“利”再大，也不如“理”大。蒙牛深谙其理，小心翼翼地不较对方的“力”，不碰对方的“利”，却抽出一个“理”字大讲特讲，以退为进，巧打“太极拳”。
这不干，那不干，蒙牛要干的是维护品牌的“品质、品味、品行”。
这不争，那不争，蒙牛争的是品牌“质量”。
作为甘居“下流”的牛根生则更是广结善缘，以和为贵，散财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