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整体性、同质性社会，实行的是高度的政治整合，这就使得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领域很难出现。今天，社会总体状况已发生较大变化。”“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元化和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分离，个人的相对独立性相对加强，新的社会力量，角色群体开始产生并日渐活跃。”〃-中国社会舆论变化的最大特点是由过去的“用一个声音说话”逐步转变为“畅所欲言”，社会舆论的形成从“单极模式”逐步向“三极模式”演变。中国对日社会舆论的形成，其直接原因是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众主体性的确立和因特网的普及，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公众人格主体性的确立，为中国民间舆论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现代化，使社会更加开放。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内在特质：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出现；（2)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的产生；（3)相对独立的社团与非行政化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各种非营利性经济组织的涌现。这样，就提供了一种国家与社会同一核心、但外延与功能迥异的二重分化的结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模式，产生了独立和自由地进行活动的公民个体，这就使得社会民主具备人格基因和个体前提。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公众舆论主体性的确立发挥了决定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范畴的社会舆论也从过去的“一致对外”演变为言论“多元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较为稳定的传统人格结构趋向于动态转型，表现出人格的主体性明显增强，并深刻地反映在公众力量（民间力量)方面的变化和发展，显着地体现出我国当代公众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状况的凸现，其结果充分体现为民意在社会舆论中的突出作用。民意是人民意识、精神、愿望和意识的总合，是社会的主导意见，它是一种具有公正性、整体性和顽强的意志S是公众主体性在对日社会舆论运行中的意志表达。
其次，中国的年轻一代是看着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受着父母的保护、在相对富裕和开放的环境中长大的，因而其“平等意识”比其上一代更强。现代人格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性人格，集中地表现在独立人格、平权人格（平等权利人格）和进取人格三个方面。这三种人格形式突出体现在较少有计划经济体制痕迹和传统依赖型人格包只的现代青年身上。199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了“中国城市青年的现代人格状况”问卷测量，在6000多份问卷中，设计了10项具体指标对青年的现代人格状况进行测量。因子分析(FactorAnalysis)结果表明：10项具体指标可分为三个公共因子，即“平权意识”、“独立性”、“进取性”。通过三个公共因子所包含的项目计算得分表明中国青年“自主人格”和“平权人格”发展突出。从综合得分上看，“独立性”和“平权意识”(综合得分平均值为3分）分别为3.66分和3.37分。就是说，中国青年具有较强的“平等权利意识”(65.6%)和“独立性”(64.1%)。从这个调查指标可以看出，青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过程中，其人格较其父辈有显着提高，这为社会舆论中公众主体性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因特网的急速普及，使年轻一代有了表达意见的手段。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主导价值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结构也开始出现分层，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特别是年轻一代个体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在相对宽松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下，年轻一代对政治与外交问题的认同也呈现多元化。他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理性地来观察和思考现实政治问题，并利用网络舆论表达自己的判断与评价。
网络舆论是传统社会舆论的延伸和发展，是伴随因特网的发展和网民的增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建立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基础上的公共论坛——网络论坛（即BBS)得到了迅速发展。网络舆论日渐活跃，对社会的影响日渐增强，已经引起了上至国家决策层、下到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随着因特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舆论逐渐形成。因特网上围绕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遗留化武伤人事件等中日关系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强大的网上抗议舆论，又通过网络迅速地散播开来。网络舆论以其形成及时、传播迅速的形式，使得中日关系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今天，中国国内已有近万家网站发布信息，海外更有无数的网站可以供国内年轻网民自由浏览。
在现阶段，中国的因特网在中国舆论形成中的地位比日本因特网在其国内舆论形成中的地位高得多。究其原因是：（1)中国的因特网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正统信息传播渠道的地位；（2)其信息量大，众多报刊文章和学术论文都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在因特网上读到；(3)具有新浪网等大信息量门户网站；（4)为各种不同意见、包括所谓“左”或“右”的偏激意见提供了报刊和电视尚难以提供的表达渠道。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在政府、媒体、公众三者的互动格局中，公众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而来的先天弱势地位尚未得到完全改善，一些网民尚停留在网上匿名发泄的行为方式，网络舆论正处在从“感性”向“理性”过渡的阶段。随着这一状况的不断改变，政府的对外决策采纳主流舆论的过程将日益程序化、合理化。
当然，因特网不过是中国公众表达对日见解的场所和手段而已，而不是对日舆论形成的本源。说到底，中国对日舆论的本源在于强大的公众舆论声浪，其基本的形成机制是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刺激中国民众的对日舆论。
(二）日本社会舆论“保守化”的公众成因日本对华亲近感的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和政府对民意的诱导冷战后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体保守化”趋向。这一趋向一是指日本各主要政党的政策趋同于保守政党——自民党的政策；一是指自民党内部以“轻武装、经济中心”为基本理念的“保守本流”政策日趋边缘化，以正面突破二战后体制且快速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为宗旨的“激进保守”政策日趋占据主流地位。其直接后果就是政治右倾化的蔓延，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的日趋活跃。2004年4月，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在一次演讲中充满忧虑地指出，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的议论之声高涨，强调爱国心的主张越来越强烈，这都是右倾化的表现。”
2001-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五年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2005年10月25日，日本内阁在国会正式答辩中竟称，日本国内不存在任何战犯”2001年和2005年，日本政府两次为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右翼版本历史教科书放行；近年来，日本内阁成员和政要屡屡发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失言”。这些动向，都正把日本主流舆论引导到否认侵略历史，并向亚洲邻国的正当反应倒打一耙的社会氛围中去。在这一氛围中生活的日本公众，特别是没有受过真正的近代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一代，正被右翼主导的社会舆论所诱导，使其不仅不知或不愿承认日本曾对他国犯下的侵略罪行，而且还对邻国日益不满。
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又一舆论导向渲染“邻国威胁论”，以此为修改宪法、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扫清舆论障碍。近年来，日本社会舆论在“修改宪法”、“海外派兵”等敏感问题上的反应变化表明，右翼政治势力的舆论导向正在逐步取得成效。
2.日本媒体的对华舆论对政府决策与公众的影响日本媒体是连接其政府和公众的纽带。日本的大众媒体十分发达，且日本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爱读书、读报、看电视的公众之一，同时也是最易受到传媒诱导的公众之一。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若日本社会中已存在某种倾向性和指向性舆论，日本庞大的传媒机器就能全速运转、推波助澜，把诱导公众的作用发挥到令其他国家拍手称奇的地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传媒中的对华负面报道倾向日趋明显，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掀起一次“妖魔化中国”的舆论浪潮，如在“中国军事威胁”、“中国经济威胁”、“在日中国人犯罪问题”、“沈阳领馆事件”、“中国反日游行”等问题上，世人充分领教了日本传媒煽风点火、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嫁祸于人的恶劣手法。不仅右翼刊物《产经新闻》《《诸君》、《Sapio》乐此不疲，连自诩中道的《读卖新闻》、《文艺春秋》等刊物也经常参与这类运动，甚至一向被认为是属于“自由派”的、主张客观看待中国的《朝日新闻》《《世界》月刊和《论座》月刊等，在力求“客观评论”中国的同时，也开始不时用“人权”、“民族问题”、“扩军”等概念来批评中国。在出版界，抨击中国的书更是远多于客观评价的书，并且颇为畅销。
日本舆论对中国的倾向性误导的来源主要有三：（1)源于西方价值观的偏见；（2)追随美国的反华舆论随波逐流；（3)用日本民族的眼光和思维来分析中国问题当今日本的主流媒体还在经济与信息资源等方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媒体不得不与政府保持一致或选择沉默。如日本最有影响的电视公司——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公共性质和一些商业性媒介的投机性，都从不同侧面制约着传媒报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3.日本对华舆论“倾向化”与日本国民意识的相关性。
在日本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作为“三极”之一的公众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日本公众追随权威和主流舆论的从众心理和盲从倾向非常强烈。二战以后，随着其经济的腾飞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日本公众中产生了“中流意识”，并很快扩展为国民整体意识，使“一亿总中流”一时间成为流行语，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认同转化成为对日本民族以及整个国家的自信和肯定。这样的群体意识必然反映到了日本的政治层面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流意识”开始转变为“大国意识”。1991年“泡沬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公众陷于战后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中，对经济与政治前景的失望变成了渴望强权人物出来挽救危机的大众心理。在这一背景下，当执政势力的政治右倾化日甚一日、媒体亦对此推波助澜时，日本公众的反应不是认同就是沉默，表示反对者日益减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的“中流意识”正在演变为“总体保守意识”，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右翼势力拓展空间的土壤。2001年上台的小泉首相及其内阁采取如此强硬的对邻国政策，竟能在民意调查和众议院选举中得到公众的高支持率，这就是当今日本公众意识状态的一种真实写照。
“中日两国互信下降”的民意调查结果，一方面是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与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化”相碰撞的结果。随着中日两国的社会变迁，两国社会舆论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中日关系能否和何时从重新调整的震荡期进入新的战略合作期，两国社会舆论如何演变，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三极模式”论的观点看，两国社会舆论能否转向良性互动局面，两国政府的舆论导向、媒体的报道倾向以及公众的相互意识是缺一不可的三大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4年中日舆论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有44.5%(第一次调查为47.7%)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媒体“对中国负面报道过多”；认为中国媒体报道日本时“客观公正”者占57.2%，比第一次调查的67.3%减少了10.1%，此减少部分多转移到“不清楚、不回答”。对于在因特网上出现的谴责对方的激烈言论，两次调查中认为“正负作用兼有”者都占了过半数(2004年调查结果是53.4%，第一次为55.9%)。这反映出大多数中国公众还是能够理性地正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出不能因摩擦而放弃相互关系改善的思维取向。
同时，在“你认为目前中日关系如何”的选项中，认为“良好”或“不好”者分别为19.8%和19.3%，两者所占百分比大体相当；占43.8%的多数人认为，中日两国关系现在处于“不好不坏”的状态；对于中日关系抱“非常好”与“很不好”两个极端的人只有1.3%和5.2%。同样，对于中日关系抱“乐观(幌利发展)”与“悲观(肯定倒退)”两个极端的人只有9.4%和5.5%；而有32.7%的多数人，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抱“谨慎乐观（曲折发展)”的态度。在问及“为使中日关系在21世纪健康稳定发展，哪些方面最重要”时，被调查者选择的百分比（由高到低）依次是“经济贸易”（40.0%)、“历史问题”(36.4%)、“文化交流”（32.0%)、“科技合作”（31.9%)、“台湾问题”(27.3%)、“领土问题”（17.7%)、“首脑外交”（14.9%)、“青少年交流”(13.9%)、“民间交往”（11.2%)、“国际事务中的合作”(8.1%)、“能源与环保合作”(7.2%)和“地区经济合作”(6.7%)。
近年来，中日国力的均衡化趋势已对两国关系产生着重要影响。但多数中国公众对本国的实力还是具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在2004年的调查中，只有7.1%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经济整体上已赶上了日本，56.6%的被调查者认为还需10-30年才能赶上日本。
这些数字显示，多数中国民众认为继续发展“经济贸易”和较好解决“历史问题”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推动“科技合作”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可以看出，中国公众渴望通过“首脑外交”等正常渠道解决中日两国的摩擦和矛盾，而不是诉诸非理性的态度和方法。中国公众也希望日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从长远看，中日双方的理解，需要官方和民间双向互动。年轻一代是未来中日关系的希望，加强中日“青年交流”，解决好“领土问题”等分歧，在“环保合作”和“地区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是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
（第三节）政策互动模式的演变
中日复交后，两国双边互动的频度、深度和广度逐渐扩大，因而相互依存的程度也日渐加深。
肯尼思-华尔兹指出，相互依存意味着各方互为依赖。这一定义使我们能够确认或密切或松散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许多人似乎认为，随着相互依赖的密切程度不断提高，和平的机会也将增加。但是，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也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我们所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以互利为特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