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日本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完成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把工作重点转向旨在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形象的“政治大国”战略。
在此背景下，中日外交态势出现“日攻中守”局面，即日方急于打破现状，咄咄逼人；中方对此做出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在“政冷经热”格局下，在改善政治关系方面中方比日方更加主动，在经贸关系上则首次开始出现日本对华依赖程度大于中国对日依赖程度的局面。
日本的对华姿态何以如此咄咄逼人？笔者认为，其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条。
第一，政界右倾化、保守化和成为政治大国的梦想，是其行为的主要内因。日本右翼鹰派势力把否认侵略历史、抹杀二战罪行作为重振“日本精神”、重塑大国地位的途径。这股势力把中国视为日本崛起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而极力制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在对华关系上摆出了“不怕摩擦”的强硬姿态。
第二，美国的“联日抑华”战略是其行为的主要外因。日本自以为有恃无恐，“狐假虎威”，借美国之力抑制中国，控制东亚。然而，2005年下半年，美国各界也开始对小泉内阁的对邻国强硬外交担忧起来，表现出了试图充当中日间调停者的姿态。
第三，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是其行为的心理基础。日本以“非上即下”的观点看待国际关系，一方面，卑躬屈膝于以武力摧毁了其反抗意志的美国脚下；另一方面，始终瞧不起贫穷落后的亚洲“恶邻”。如今，面对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日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也无法适应，必欲与美国一道将其遏制于“未然”。
第四，不善妥协、漠视宽容的岛国心态是其行为的文化基础。日本四面环海，近代以前很少与外界接触，缺乏相互接壤的大陆国家数千年来处理疆界纷争的经验。体现在与美国、俄罗斯、韩国、中国等国的领土问题上，日本表现出寸土必争、绝无妥协的强烈的国土意识。
第五，崇尚武力、急于摊牌的焦躁感是其行为的驱动力。2005年11月，日本自民党已提出了旨在为走向对外干预型军事大国扫清障碍的“改宪草案”，防卫厅及有关议员、学者组成的“防卫族”在日本政坛和社会舆论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上升，“文官控制武装力量”的制度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日本正欲脱离和平发展轨道而重新迷恋于“以武力解决争端”。
第六，极端民族主义抬头、舆论日趋一致是其行为的社会根源。
20世纪80年代，日本决策层试图探索一条平衡中美、充当调停者的道路。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却倒退到了“挟美制华”路线。而今，美国各界竟出现调停中日关系的动向，这不能不说是令人称奇的变化。
日本战后曾有过的相对平和、宽松的舆论环境已面目全非。在趋同心理极强的社会传统下，反对日本社会右倾保守化者被视为异类而遭排斥，使得一些原本相对客观的主流报纸和电视台也在向右转。如今，日本精英层中谁要为日中关系说句公道话，轻者受到右翼势力的电话恐吓，重者家中被丢进子弹或燃烧弹。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的“经热”现象是两国共同利益和市场规律驱动的结果，是双方经济目标基本重合的表现；而“政冷”则是两国国力竞争、感情冲突、战略利益碰撞的产物，是两国政治目标相互矛盾上升的反映。“政冷”与“经热”皆有其客观必然性，两者并存是中日关系特定阶段的特殊现象。
然而，“政冷”和“经热”不可能是绝对隔绝、静态并存，而是势必相互影响、动态变化的。近年来，虽然“经热”局面得以维持，但已受到“政冷”的影响。据估算，以目前中日经贸关系的“天时”与“地利”，如果政治关系这一“人和”因素再能得到改善，则两国间贸易、投资与资金合作水平有可能远远超出现有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投资的几度起伏、日本为获得中国京沪高速铁路项目而付出的努力受挫、中国民众中出现的“抵制日货”动向、中日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相对地位下降、日本政府诱导本国企业向印度和越南分散“投资风险”等等，都是“政冷”已在影响“经热”的具体表现。从长远趋势看，不是“政冷”使“经热”相对降温，就可能是“经热”使“政冷”相对升温。
对于中日双方的根本利益来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似为一句至理名言。然而，要走向“和则两利”，就必须不断排除日本极端民族派和极端亲美派的干扰，因为这些势力企图以与中国“斗则两伤”来动员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此达到其强行“崛起”的目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前几年，中方一再向日方示好均未能奏效。这一实践充分证明，中日“政冷”局面的改善，单靠中方的良好愿望是难以实现的，而是需要日本执政势力真正回到对华友好政策的战略轨道上来。就前几年迹象看，日本决策层还远未就此达成战略共识，而是处在一个被“挟美制亚”、“联美抑华”的欲望冲昏了头的心理认知阶段。直到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后，中日关系才实现了重要转圜。因此，就中方而言，应对中日关系调整期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耐心。
近年来，东亚区域合作不断发展。东亚在历史上首次出现走向区域一体化的趋势。这一趋势给中日关系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地平线。
在漫长的古代，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19世纪中期后，这一秩序在“西力东渐”过程中崩溃。19世纪末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崛起为东亚最强国并试图以军事侵略建立一个以其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最终惨遭失败。二战以后，东亚成为美苏争霸的主要地区之一，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各国都受到了“两极冷战格局”的影响和牵制。1972年以来，这一格局因中美接近而被修改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及其之下的中美日友好三角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的解体导致了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superpower)化”乃至“极超大国(hyperpower)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试图在东亚建立“霸权秩序”的努力和东亚走向“合作秩序”的两种趋势正并存、并进和竞争着。
对中日关系而言，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具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这有利于减轻乃至避免中日两国因在同一地缘政治区域内“两强竞争”而导致“两败俱伤”的损失；
地区和区域都是region的对应语。在国内，这两个词一般常被混用。但近年来，人们在regionalism和regionalcooperation的对应语上倾向于使用区域主义、区域合作二词。
人们对区域一词的定义非常多样且不统一，但共同点在于把区域定义为地理上相邻、具有共同目的、意识和相互依赖性的各国组成的地缘体系。
嚷关于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日关系问题，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三章。
第二，这有利于缓解乃至停止中日因“历史问题”而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过程；
第三，这有利于减弱乃至消除东亚各国对中日对抗或联手给这一地区带来正负两方面“巨人效应”的担忧；
第四，这有利于包括东亚各国充分享受区域一体化带来的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利益；
第五，这有利于东亚结束像一盘散沙一样为区域外势力所左右的历史，进而走上自主决定本区域命运的道路；
第六，这有利于东亚区域把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和促进本区域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日政策的角度看，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日益成为缺一不可、相互关联的两大重要课题。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处在“政冷”低谷的现阶段，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也是中日关系重新调整过程实现“软着陆”的最现实、最有希望的一个途径。
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既面临着向更高、更成熟层次发展的机遇，也面对着相互竞争意识骤然增大的困境。未来中日关系能否向着日趋改善的方向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能否不断扩大战略共识、共同利益和相互合作，以及尽可能地缓解乃至解决相互间的矛盾与摩擦。
目前，中国学界对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发展趋势的研究日益活跃、不断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1)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进行总体探讨；（2)对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3)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提出各种预测；（4)对中国的对日政策提出对策建议。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对日决策、学界的对日研究、社会各界的对日舆论这三者之间正日益形成相互影响、密切互动的新局面。
就总体方向而言，今后中国学界的中日关系研究更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工夫：（1)从历史的宏观视角更全面地把握2000多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2)从现实的微观视角更加客观、细致地把握中日关系的症结；（3)从科学的理论视角更深刻地阐释中日关系的发展规律；（4)从智囊团、思想库的对策视角提出更加合理的对日政策思路。
再看日本学界。在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上，日本各界精英的认识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崩溃论”、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威胁论”以及21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机遇论”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并存局面。
在政治与安全政策思路上，目前日本各界精英中主张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防范中国的观点依然居多，但强调与东亚各国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的重要性、提倡平衡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的呼声日渐高涨。
在经济政策思路上，日本各界精英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十分向往，同时又十分担心日本经济可能在今后与中国经济的竞争中一败涂地。
从总体上看，现阶段日本的中国研究尚存在着方法落后、观念陈旧、举棋不定、犹豫观望的弊端。
基于以上概观，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是：试图从中国学者的视点就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提出一份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本书旨在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进而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科学地研究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发展趋势，从中探讨中国对日战略的总体思路和中日实现共同繁荣的最佳途径。
以此为前提，从自我定位的角度看，本书的研究视角和预期目标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书旨在提出分析中日关系的总体框架，基于理论与对本书的缘起和写作过程详见本书后记。
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综合视角，概括中日关系的发展规律，预测未来10年，即到2015年时期的中日关系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就未来近、中期内中国的对日关系提出对策思路。
第二，本书拟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就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与东亚区域合作的相互影响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就中国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处理对日关系的课题提出合理的对策思路。
第三，在研究方法和深度上，本书拟运用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中日关系研究中的最新实证研究成果，力求在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的研究与概括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