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即位时只有9岁，他信任宦官王振，使之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人物，以致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由于兵部侍郎于谦等坚决承担了保卫北京的责任，打败也先，迫使其退出紫荆关，保卫了京师的安全，并使也先送回英宗。但英宗仍不悔悟，他复位后继续宠信宦官，并冤杀了于谦。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两句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句，正是出自这位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之口。他一生刚正不阿，不事权贵，一身正气。
廉政爱民刚正不阿
于谦于谦（公元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人。青少年时代的于谦就满怀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曾写下了《石灰吟》和《咏煤炭》等诗，用隐喻的手法来寄托他的雄心壮志。他在《石灰吟》中写道：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咏煤炭》里写道：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焰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24岁时，于谦得中进士，被任命做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又调到四川、贵州等处。他常着便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疾苦，改革弊政。
宣德初，于谦升为御史，奏对时声音洪亮，对答如流，宣宗非常欣赏。宣德三年（公元1427年）于谦巡按江西，昭雪冤囚数百人。
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于谦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于谦在山西、河南作了19年（公元1430—1448年）巡抚，他勤政爱民，始终如一，年年奔波于太行山区和黄河南北岸，游巡境内各州县，晓行夜宿，不辞劳累。由于于谦具有这样的品德和作风，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所以民间称赞他为“于龙图”，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于谦生祠。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以后，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的谢世，宦官王振开始擅权专政。他广植私党，骄横日甚，朝中一部分无耻官僚望风承旨，如蝇趋臭，争相以搜刮来的民脂贿赂王振，以取得王振的欢心。而于谦生性刚直，不事权贵，不趋炎赴势。每次进京奏事，从不私下谒见王振。
于谦坚决反对阉党，不顾生死，只是为了爱国爱民申张正义，非关私人的恩怨从忤。于谦对阉党斗争的主要原因是长城边防问题。因为15世纪三四十年代里，蒙古瓦剌部兴起，不断南扰，明朝北边形势紧急，于谦经常关心边务。王振阉党却大肆侵夺大同、宣府一带的军屯耕地，占役军丁，挖空了军事实力，转饱私囊。于谦曾多次奏弹边镇监守贪污的罪状，他和宣大巡抚罗亨信等意见一致，要求实行检察军屯田粮，整顿边防。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削夺了巡抚、御史等职，调到京城做兵部左侍郎，但他仍对国防提出了积极建议，但同样由于阉党的压抑，不得实施。
临危受命力挽狂澜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朝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国家处于倾危之际。在此危急时刻，于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稳定了大局。
14世纪末，蒙古西部的瓦剌日渐强盛。15世纪初瓦剌统治集团以也先为首用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正统十四年，也先借口明朝减去马价、答诏没有许婚之意，大举侵明。
当时明朝一切军政大事，全由宦官王振代理。当也先大举入侵时，王振想利用皇帝亲征，幸取战功，提高个人威势。七月十四日下令出兵，群臣惊愕不解，纷纷劝止。兵部尚书邝野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不听，偏信王振，执意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代理部务，其余的高级文武大臣扈驾从征。
十六日，英宗率领五十万大军仓促出发，行军部署毫无成算。他们冒着狂风暴雨，出居庸关，向大同进发。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瓦剌兵暂退塞外，诱明军深入北上。但王振看到边兵败亡的惨状，却惶惧失措，挥军急退。八月十三日退到土木堡（今怀来县西）狼山一带，瓦剌追兵从后面两路逼来，王振派兵迎敌，均败。十五日瓦剌军诈退，并派使者讲和，王振轻信，轻易下令移营就水，军士争先跳越壕乱而行，队伍大乱。瓦剌军趁机从四面围攻，呼啸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明军弃甲曳兵，裸袒蹈藉，尸遍山野。混战中英宗被俘，大批高级文武大臣除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小数人侥幸逃出，余者五六十人皆战死。太监喜宁投降，把明内部虚实情况完全告诉给也先。护卫将军从旁一锤锤死王振，痛骂道：“我替天下诛此奸贼！”其实当时瓦剌兵追来的仅两万余，而明军五十万人几乎全为王振断送，死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以及衣甲、器械、辎重全被也先军斩夺。这次战役，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明朝首都北京立即卷入战场的前哨，政局空前混乱，危机四伏。英宗被俘于八月十六日就反馈到北京，皇太后和皇后本想封锁消息，用金银珠宝赎回，但失败了，只得在十八日召集百官于阙下，宣布败报，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但是在这国难深重的时刻，怎能让这个年仅2岁的小孩登帝位呢？因此又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
郕王召集群臣讨论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一筹莫展。翰林院侍讲徐埕急忙出班，鼓吹天命惑乱人心说：“臣夜观天象，稽算历数，天命已去，惟有南迁可以纾难。”主张逃跑，南迁金陵可避灾难。这种意见，很典型地代表了达官、富户、巨贾的利益，当时许多大官富户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纷纷南逃。
徐埕的话刚说完，立刻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坚决反对。于谦从文班里站出来，厉声斥责道：“主张南迁的，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你难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训吗？”于谦一语中的，谈到了要害。如若南迁都城，必然助长也先的气焰，在刚刚战败、兵损将折、群情危急的情况下，九边、北京都将不守，华北、西北将沦于蒙古铁骑蹂躏之下，最好的局面只不过划淮或划江分治而已；如若放弃抵抗，实行南逃，英宗就没有回归的希望，北宋徽、钦二帝的下场就是英宗的结局。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徐埕不敢再说什么，低头退回。太监金英对徐埕大声叱喝，轰出大殿。
在于谦、陈循、王直、商辂、王竑等爱国官员坚决主战的激励下，郕王朱祁钰和皇太后孙氏才下定抗战的决心，决心保卫京城，并把战守的重任托付给于谦。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奋然而出，从受命膺负战守重任，到十月初瓦剌骑兵再次大举进犯，在短短的四十天里，他打击阉党势力，伸张主战派正义，拥立景帝以断绝也先要挟明朝的企图，并且日日夜夜与主战派官员一起，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顿军队，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把官军中惊慌失措的局面改变成为同仇敌忾、共赴危难的激昂形势。当也先带领瓦剌骑兵在十月初兵临北京城时，所面对的已不是君昏臣暗、武备废驰、毫无战斗力的大明帝国，而是一座众志成城的钢铁堡垒。
当时，明王朝的京师劲甲精骑都陷没于土木之役，所剩的兵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上下下乱作一团。于谦在受命主持军务的第二天，便立即奏请郕王朱祁钰，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队以及宁阳侯陈懋率往浙江、福建剿捕起义军的明朝官军急赴北京回防。同时又下令移通州仓粮储入北京。由于决策果断，措施得力，通州仓粮储很快便运入北京。各地勤王军队陆续开往北京，城内又有较为充足的粮食储备，人心渐趋安定。八月二十一日，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
皇帝是封建君主政治体制中的国家元首、中枢决策的核心。英宗被俘，明朝的君主政体便失去了灵魂。虽然郕王朱祁钰以监国身份总理朝政，但终究没有皇帝的名分，不是正式的君主，对内对外都是不利的因素。对明王朝内部来说，毕竟还缺少皇帝的权威，推行政令总感到有些阻碍，尤其在非常时期，于战时的紧急动员布置十分不利；对外部来说，明朝不另立皇帝，英宗就仍是当朝皇帝，而他正被控制在瓦剌的手中，被也先居为奇货，成为双方政治、军事、外交较量中的筹码，被利用来进行多方要挟。
立谁为君？从血统名分上看，英宗长子、新立的东宫太子朱见深应为第一人选，然而当时见深仅是一个2岁的孩子，无法执理政事。第二位人选，是英宗异母弟、现在身任监国的郕王朱祁钰。朱祁钰年方22岁，正值春秋鼎盛，是英宗伯仲之中惟一之人。于谦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九月一日，他联合诸位大臣启奏皇太后孙氏：“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以祁钰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也早已认识到此举的必要性，便同意群臣的请求。可是当群臣把太后旨意转告祁钰时，他却惊恐万状，再三推让，并退归他的郕王第宅。群臣苦心婆心劝勉，他仍摇头。于谦正色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祁钰这才接受下来。在于谦等人的拥护下，九月六日祁钰登上帝位，遥尊英宗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明王朝失君得君，至此，保卫北京的信心更加坚定。
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后，便开始大力整顿军队，提拔人才，改革内政。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粉碎瓦剌骑兵对北京的冲击。北京地处要塞，位置重要。宣府、大同乃京师的屏障，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白羊口乃燕都之咽喉。欲保卫京师，则必须强化这些雄关重镇的防务。有识于此，于谦以朝夕必争的效率调整了这些险关巨障的防务安排。
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奏请景帝，封镇守宣府总兵官杨洪为昌平伯，仍镇宣府。杨洪为人机变敏捷，善于出其不意，直捣其虚部，并善于骑射，遇敌辄身先突入其阵，以勇敢善战著名，是位后起的将材。英宗土木被围，朝中以此攻击杨洪坐视乘舆陷敌而不救，因此诋毁他。于谦不畏人言，为其请封伯爵，将宣府防务交其全权布置，并且奖谕宣府大同巡抚右副都御史罗亨信。土木之败后宣府成为一座孤城，危在旦夕，人情汹惧，有议弃宣府城者，官吏军民纷纷争着逃出。罗亨信仗剑坐在城下，下令出城者斩。又发誓将领们为朝廷死守，人心始定。也先曾挟持英宗三次进攻宣府，令杨洪、罗亨信开启城门，亨信回答得十分坚决：“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城门。”予以拒绝。杨洪、罗亨信表率军民誓守孤城，外御强寇，内屏京师，为保卫京师立下了战功。
在此非常时期，于谦提拔人才不拘一格。他曾破格提升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任兵部郎中，镇守居庸关。派遣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会同军职，守备关隘，抚恤军民。其余大小关隘，只要可以通人马之处，或塞或守，塞则积木石，守则锋利器械。
由于京城军队兵器十分短缺，有盔甲的士兵仅占十分之一，于谦又取来南京内库所贮军器三分之二以备急用。
史称“京师以宣、大为障，而宣府又以大同为障。”可见大同的地位的重要性胜于宣府，是也先犯边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于谦对大同的镇守十分重视，他推荐大同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将军印为总兵官，镇守大同。郭登是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孙，郭登被任命为总兵官后，更加奋勉自励。他不断扩充军队，以固守大同。他刚上任时，士卒能作战的才数百，马百余匹，经他数年整顿以后，马有一万五千匹，精壮的士卒数万，大同的兵力成为天下第一。保卫大同孤城，对挫败瓦剌军起着重要作用。
对北京的防务，于谦更加着意。明初地方设立卫所，中央有五军都督府分别统辖卫所军。京军则分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是全国军队的精锐。土木之役使京军精锐亡佚殆尽，新调集的备倭军、运粮军、备操军以及各地卫所的勤王军虽补充了三大营缺员，但各营不相统一，每次调遣时，号令不断更换，兵将不相识。如此，京营统帅非将才出任不能统驭。于谦经过周密的思考，选中了身陷废籍的大同参将石亨统帅京营。
石亨，陕西渭南（今陕西今县）人，方面伟躯，美髯及膝，袭世职任宽河卫指挥佥事。他善于骑射，能用大刀，每次作战非常英勇。正统三年充任左参将，辅佐武进伯朱冕守大同，升为都督佥事。正统十四年以败兀良哈功，进都督同知。史称正统年间，“边将智勇者推杨洪，其次则亨。亨虽偏将，中朝倚之如大帅。”正统十四年八月也先入寇攻大同，石亨与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与敌战于阳和北口，瑛、冕兵败战死，石亨单骑逃归大同，亲征的英宗予以降职处分，令募兵自效。因其有军事才能，国家又值多事之秋，于谦向祁钰力荐，晋升都督，任总理京要职。接着于谦又推举辽东都指范广为副总兵，协助石亨佐理京营。
九月二十二日，于谦弹劾三千营忻城伯赵荣，不赴营操练，以致军容不整，纪律全无，士卒喧哗，行伍错乱，请求治他的罪。景帝朱祁钰命法司禁锢赵荣，并以都督佥事孙镗代领军务。
二十七日，于谦向朱祁钰建议，命监察御史白圭、李宾等十五人，到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府县招募民壮，在这些地方的卫所量选官旗兼同操练，听候调动。同日于谦命户部主事陈汝言等往宣府、东昌、德州、河间等卫，对达官达军每人赏银二两，布二匹，各令安分守己，不要生事扰人。
于谦在这一个多月里尽心竭虑，从各方面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当时，上下皆倚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的安危为己任。经过于谦的这番整顿，人心稳定，军事力量增强。朱祁钰也完全信任于谦，有人因此而攻击说皇帝过分信任于谦了。太监兴安为之辩白说：“为国分忧，像于谦这样的人哪里还会有第二个人！”
抗战固守保卫京师
就在于谦竭诚殚智整饬内政、加强战略之际，瓦剌骑兵在也先的率领下果然卷土重来了。也先的设想是，凭手中的“奇货”英宗对明朝进行要挟，轻取北京，逼明南迁。
十月，也先挟带英宗攻破紫荆关，明朝守将战死。也先麾军入关，直指北京城。面对强大的敌人，京师即行戒严。初五日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朱祁钰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节制，并赦刘安、王通出狱，协守京师。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具体战守方略时，又出现了分歧。成山侯王通建议挑筑北京外城濠应对敌军，总理京营的总兵官石亨则主张尽闭九门，坚壁以避敌锋。于谦坚决反对，他说：“敌人气势嚣张，而我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轻视于我？”力主到城外列阵迎战敌军。太监金英与于谦意见相合，主张死守北京，甚至对群臣说：“死则君臣同死。”于谦的意见得到景帝的支持，固守之议在于谦的主张下才确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