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战争和经济封锁大大损耗了西夏的力量，使其境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一匹绢价竟高达八九千钱。加上国内又发生了鼠食庄稼和旱灾，粮食更为紧张，老百姓怨声载道。元昊已经无力再打下去，北宋由于财政困难也难以长期支持，双方都想及早结束战争。于是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开始议和，到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元昊继续对宋称臣；宋朝则恢复互市贸易，每年还“赐”给夏国岁币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至此，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奉命回京推行新政
宋夏局势缓和后，范仲淹和韩琦便匆匆告别西北前线，奉调回京。对于这次调动，宋仁宗是有用意的。
仁宗是北宋的第四代皇帝，传到他手上的这份“祖业”已经经营了八十年，不但没有富强起来，反倒出现了危险的征兆，这不能不令他忧心。
原来，北宋政权是在长期混战割据后创建的。为了防止分裂的悲剧重演，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上台就大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一方面竭力削弱武将兵权，另一方面尽量扶植文官势力，优待文士。这种政策给官僚机构带来很大影响。
在宋朝，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最初，每次开科取士至多不过30人。到宋太宗时，为了笼络文士，换取地主阶级对皇权的支持，录取名额不断放宽，进士与诸科录取多达一千人。这就为大批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敞开了大门。他们源源不断地进入政府，使官员越来越多。
另一做官途径就是通过“恩荫”，也叫“任子”。这种制度虽然汉唐以来就有，但是宋朝恩荫之滥却是前所未有的。皇帝登基、过生日有荫；三年一次的祭天典礼有荫；甚至皇帝结婚、生孩子也有荫。官僚级别越高，能恩荫的人就越多。一个二品宰相，不但子孙亲戚，连他的门客、私人医生都能沾光捞到官职。除了这些法定的恩荫外，对退休的、上遗表（官吏在临死前写给皇帝的表章）的官吏或前朝元老还有五花八门的“加荫”。因此在大官僚的家里，无论是玩竹马的孩童还是襁褓中的婴儿，都早已准备好了官服，以致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
这样一来，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而行政效率却越来越低。真宗景德年间，内外官员有一万多人，到了仁宗时，官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共两万多人，所有这些官员都享受优厚的俸禄。与此同时，军队数量也不断增加。宋朝为了防止农民造反，每逢荒年就在成千上万的饥民中招募强壮者为兵，使吃军粮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承平日久，军队流于骄惰，战斗力极差，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和应付边境上辽、夏的侵扰，不得不一再扩充兵员。宋初，靠二十二万军队就削平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这时，军队扩充到一百二十五万，前线却不断吃败仗，结果军队也和官僚机构一样膨胀起来。当时养一名士兵，一年要一百贯钱，全国一年的养兵费就多达一万万贯以上，成为最沉重的一笔财政负担。
官多、兵多，财政支出已经很大，皇室还大兴土木，建宫殿，筑寺观，任意挥霍浪费，因此到仁宗时，财政支出开始入不敷出了。史书上把北宋的这种弊病称之为“冗官、冗兵、冗费”。“三冗”的负担都以沉重的赋税摊派到劳动人民头上。官僚不但享有免役权，而且隐田漏税，肆意兼并土地，霸占农田，逼得广大农民典妻卖子，倾家荡产，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不少有远见的地主士大夫担心封建国家的命运，连连上疏要求仁宗进行改革。宋仁宗也害怕江山坐不稳，急忙下诏把一贯主张改革的范仲淹从西北召回来进行商议。
范仲淹回到朝廷不久就被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此时的仁宗急于扭转危机，三番五次地召见范仲淹等人，催促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并且叫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上摆好纸笔，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这时已重返朝廷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余靖和名士石介等人也大力支持范仲淹。这一切更增加了范仲淹改革的信念，他对富弼说：“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我们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他随即投入这场更加艰巨的革新运动。
盛夏的开封闷热异常，政事堂像蒸笼一般，范仲淹却伏案疾书，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想法一齐涌到笔端，他很快就写成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明黜陟。那时，升降官吏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结果那些敢于兴利除害的人反被指为惹事生非，受到嫉妒、嘲讽、排挤，而饱食俸禄、无所作为的人，却可以坐至公卿。像这样贤愚不分，是非不明，只能鼓励因循苟且的作风，导致百事废毁，政治腐败。因此必须严格考核现任官吏，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撤换有罪的和不称职的官员。
抑侥幸。范仲淹说：“现在的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的开支，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欺压百姓，更使生民受弊。”应该限制大官僚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窃据馆阁要职。
精贡举。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
择长官。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的官吏，不称职者十居八九。有的懦弱无能，放纵猾吏豪民压榨百姓；有的年老有病，升官无望，就接受贿赂，专为子孙打算；有的少壮强干，又不愿留在州县，对政事马马虎虎，专门干些沽名钓誉、逢迎上司的事，以求升迁。应该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吏，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均公田。公田指职田，是北宋地方官吏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应改变这种不均的状况，确保低级官吏的合法收入，以免这些人因生活困窘而贪赃枉法。
除了上述五条外，范仲淹还提出了“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和“重命令”等主张。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仁宗。仁宗表示赞同并用诏令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的名字勾掉。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吏，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只领俸钱不务公事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干的中小官吏被提拔到要职上。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吏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但是，好景不长，在新政的热烈场面背后，一股潜伏的黑暗势力正集结力量向革新派扑来。由于这次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群起攻击新政，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并串通了宦官，在仁宗面前不断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
昏庸的仁宗知道范仲淹在封建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名望，又掌过西北兵权，渐渐对他猜忌起来。守旧派利用仁宗对改革派的疑心，更加紧了政治陷害活动。曾做过西北统帅的夏竦，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当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抨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怀恨在心，蓄意要加以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与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时，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里面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一时间，朝廷上下，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对这件事，仁宗虽然没有全信，但是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也开始动摇了。
到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见大势已去，改革很难再推行，正好这时西北又传来警报，他便请求前往巡视，以河东陕西宣抚使的名义重返西北前线。枢密院副使富弼也以河北宣抚使的名义离开了京城。这时朝廷上的守旧势力更加嚣张起来，他们造谣中伤，扬言要把革新派一网打尽。在这股强大的反动势力挟持下，一年前还慷慨激昂的宋仁宗完全退缩了。庆历五年初，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和宣抚使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则被贬至郓州（今山东东平），欧阳修、余靖、蔡襄、韩琦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最终失败了。
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为了挽救北宋统治危机所领导的一次革新运动。他企图通过改革官吏选拔和考核制度，限制权势子弟占据要职，淘汰一批贪污腐化官僚，从一般地主知识分子中选拔有能力的人才来充实政府，以达到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次改革对于冗兵、冗费以及土地兼并、赋役不均这类严重的问题，都没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它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要差得多。而且这一改革在守旧势力的打击下，为时甚短，也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它就像往一潭死水里投入的一块大石头，激起一层浪花，翻腾一阵后又复归平静。但是，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为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揭开了序幕。
忧国忧民客死异乡
范仲淹自幼喜欢研读儒家经典，儒学中宣扬的忠孝、仁义、崇尚名节等政治伦理思想对他的熏陶很深。他十分向往古代志士仁人忠君爱民、为国捐躯的精神。从小时起，他就立志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这种思想时常在他的诗词文章中流露出来。
范仲淹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是北宋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出色，虽然流传下来的篇数不多，但思想性强，感情深厚，富于感染力。那篇文笔优美、哲理深刻的散文《岳阳楼记》，更是脍炙人口，流传至今。这篇文章原是为劝勉滕宗谅而做的，它也像一面明镜，反映出范仲淹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好朋友，为人一向豪爽刚直，办事也很有能力。他在陕西和范仲淹一起抵御西夏时，因为朝廷一些小人的妒嫉，诬告他贪污浪费军款，结果被贬往岳州（今湖南岳阳）。
滕宗谅受黜后，心情很郁闷，范仲淹总想找个机会劝劝他。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春，滕宗谅重修的岳阳楼竣工了。他写信给范仲淹，请求为岳阳楼写篇文字。当时庆历改革刚失败不久，范仲淹在政治上遭到很大的打击，被贬在邓州，身体也不好。但是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他一口答应了滕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
范仲淹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之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以国家前途为重；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为国家大事忧虑，这样“进亦忧，退亦忧”，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范仲淹豪迈地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理想。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表达了他那宽阔的胸襟和强烈的责任感。千百年来使读者从中受到鞭策和鼓舞，因而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用以自励的著名格言，至今仍然闪烁着奋发向上的光辉。
范仲淹不但在文学上有成就，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他常说：“国家之忧患，莫大于缺乏人才。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只有办好了学校，才能使天下得到治理。”他多次建议朝廷要“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他做地方官时，每到一地，除政事之外，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办学上。早在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他为母亲守丧住在应天府时，晏殊请他去掌管府学，范仲淹便欣然前往。他常常住在府学中，勤劳恭谨，以身做则，对学生管教很严格，也很得法。每次出题作文，自己先要做一遍，以便掌握题目的难易程度，并使学生有所取法。
府学办得很有成绩，慕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他在苏州任地方宫，苏州是他的故乡，他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一定有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使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
范仲淹范仲淹在地方上从政三十多年，无论是在交通发达的润州、饶州，还是地处边陲的邠州（今陕西彬县），他都尽力提倡教育事业，兴办学校。这些教育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邠州郡办学的风气。庆历四年，在范仲淹建议下，仁宗曾下诏在全国州郡建立学校。当时地方兴学适应了一般中小地主送子弟读书应举的需要，所以在范仲淹的倡导和努力下，庆历年间，北宋的地方学校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
由于范仲淹把“育天下之才”做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对一些有为青年非常爱惜和关心。他在应天府讲学时，学生中有一个叫孙复的青年，聪敏好学，很有培养前途，但因家中贫寒，老母无人供养，不得不中途退学，为生计奔走。范仲淹知道后，马上拿出自己的钱资助他，又设法帮助孙复在府学中找了一个差事，每月可以得到三千文养家费。从此，孙复白天供职，晚上听范仲淹讲解《春秋》经义。他常常通宵苦读，不忍释卷，十年后终于成为北宋有名的专门研究《春秋》的儒学大师。
范仲淹在西北任统帅时，手下有一位将领叫狄青，作战很勇猛，为人也十分豁达开朗。范仲淹很喜爱这员虎将，他把《左氏春秋》这部书送给狄青，对他说：“熟读史书可以增长智谋、推断大事，武将如果不通今博古，就只有匹夫之勇。”狄青在范仲淹帮助下，读了许多秦汉以来的兵书、史书，对古代兵法很有研究，成为有勇有谋的良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