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中旬开始，零星的斗殴事件层出不穷，日本外交当局提出的抗议不绝如缕，闸北江湾一带对于侨民居住最多的日本人来说几乎已成为黑暗恐怖地界，倘若不是成群结队，徒手的日本人简直不敢外出。“打东洋人”成为上海市民成天挂在嘴边的兴奋口号，连三尺童子也晓得“同仇敌忾”“抗日救国”。
有一天早晨9点多种，公共租界有一个骑脚踏车的日本人疾驶而过，路边有一个小孩冲上来高喊：“打倒东洋人！”这名日本人愤怒之极，下车一耳光将小孩甩倒在地，然后匆匆逃去，街心立刻麋集大批气冲牛斗的中国人，恰巧有一部汽车满载日人而来，于是汽车被中国人拦住，车上的日人池鱼遭殃，全部被中国人打得一身是伤。
而打日本人的中国人多是杜月笙的弟子。10月28日，浦东申新纱厂秘密向日本新井洋行购买耐火砖瓦14600余件，日本人保证使用海军和陆战队士兵护送货物，但是“抗救会”浦东检查所迅及获得厂内工友告密，28日这批砖瓦将要分装五艘驳船，曲安宅军艇护航运送。检查所为此订定了精密的计划。
于是新井洋行的砖瓦刚要装船。检查所人员突然掩至，砖瓦笨重而且体积甚大，但是他们依然迅速地加以没收充公，全部搬走，正要搬进保管所的货栈，日本海军老羞成怒，全体武装登陆，持枪冲锋，中国人见了东洋兵毫无惧色，双方随起一场激烈的械斗。中国人有7名受伤，东洋兵才夺回了一部分砖头。
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和商店货物堆积如山，一件也卖不出去，因为“抗救会”的封锁越来越紧。他们握有任何一处的情报线索，东洋货“一见天日”莫不马上遭到没收，中国商人没有一个胆敢贩卖日货，当他们的资敌行为被发现就会被罚金，没收财产，并且本人要穿上印有“卖国贼”字样的囚服，立在站笼里供人参观或辱骂。在“抗救会”严格执行全面经济制裁的过程中，日本工厂商店惟有宣告关门大吉，老板们躲在里面宛如置身孤岛，她们装置无线电话，和其他日本人保持联络。
除了跟日本人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外，杜月笙更运用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使上海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为马占山的义勇军和流离失所、相继逃抵关内风餐露宿的东北难民雪中送炭。
当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英勇抗日的消息南来，杜月笙大为兴奋，他启动邀集一批朋友，说：“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斗，喋血抗战，后方民众应该给予精神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
大家听了非常赞成，经过这一批朋友出钱出力，他们第一笔便募到了10万大洋，汇到黑龙江去慰劳前方将士。杜月笙还有心继续劝募，并且想派人亲赴黑龙江慰劳义勇军，看看他们能帮什么忙。这个计划后来因为日本发动全面进攻，马占山的东北义勇军被迫退到海伦，后来通过俄国的西伯利亚，转进西北边陲新疆，杜月笙才快快作罢。
对于援救大批入关的东北难民，杜月笙办理长江水灾赈济平剧义演，他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借新世界剧场邀集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同时更举办轰动一时购“名伶选举”，前后历时整整一个月，杜月笙每天都准时到，并亲自指点一切。这为期一个月的募捐公演，一共募得20余万元的赈款，杜月笙将之全部如数交给赈交济委员会，汇到北方去救济难民。
既要暗中指挥上海抗救会从事对抗日本的斗争，又得风尘仆仆地在沪杭道上主持义演募捐，杜月笙在这一段时期，食少事繁，辛苦万分，于是一些手下人劝他多休息一些，甚至一些人问他何苦这样不顾性命的忙碌紧张，杜月笙听后，双目炯炯地瞪住他说：
“若不如此，我们便死在这里！”
到了1932年1月份，日本外交当局为抗议“抗救会”行动的官文书已经堆积如山，但是抗救会不屈不挠，继续纠葛旅沪日侨，1月18日，重大的冲突爆发，成为“一？二八”淞沪之役的前奏。
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1月18日下午4时，有5个日本和尚从门前经过，三友工人群起而攻之，将他们打成重伤。3天后，21日凌晨两点半，三友社突然失火，英租界巡捕出动驰救，发现了三四十名日本浪人，他们阻止巡捕鸣钟告警，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
中国工人打伤东洋和尚，日本浪人纵火焚烧三友社，于是中日双方同时提出严重抗议，外交战在1月23日掀起最高潮，日方由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立刻制止抗日运动，并且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日本海军即将开始“自由行动”。
上海市长吴铁城于1月7日就任新职，他接获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立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外交部请示，同时，他因为战祸业已迫在眉睫，急需了解抗日救国会的态度。他和杜月笙公谊私交关系极铁。在此半年以前，杜祠落成，吴铁城不但送匾，捐款与建杜氏藏书楼，而且他更亲临致祭，道贺。所以，他在1月28日上午，在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做最后谈判之前，在他法租界海格路望庐私宅打了一个电话给杜月笙，告诉他说：
“情势很紧张，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在12点钟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糜烂地方，日方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得答应。”
杜月笙在电话中问：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
沉吟了一下，杜月笙的最后决定仍然还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国，他说：
“假使市长决意如此，我想，抗日救国会暂时宣告解散，便利官方办理对日本的交涉，大家多半是可以谅解的。”
吴铁城却说：“不，问题不在这里？”
“市长是说……？”
“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制止抗日运动这一点。”
吴铁城说得不错，制止抗日运动才是令人为之棘手的难题，民众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愤慨激昂，上海的民众团体，已经组成了后援会，要求政府向日方严重抗议，索取赔偿。而就在吴铁城、杜月笙通电话的时候，河北、虹口两区的民众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的家园携带细软，扶老携幼，像浪潮般地拥人苏州河南的英租界，两区十室九空。这些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上海居民破釜沉舟的表现，是以此说明他们对日本人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心理。其他方面的反日行动一概不提，单说在那尽弃所有、绝不事敌的紊乱行列里，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谁也不敢想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如何控制上海市民的情绪，制止一切所可能发生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怒潮高涨至极的时候，莫说上海市长没有把握，即令出动全上海的军警弹压疏解，只怕也是枉然，因此，当吴铁城说明了当前困难症结之所在，连上海滩上以“闲话一句”驰誉于世的杜月笙不禁也为之踌躇迟疑，不敢承诺。他考虑了半晌，也只好委婉的答复吴铁城说：
“这一件事，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能否绝对做到，我想随便哪一位也无法打包票。不过，我答应市长，从放下电话听筒开始，我会千方百计尽力而办。”
得到杜月笙这样的答复，吴铁城已经满意了，20年后，当他撰文哀悼杜月笙之逝时，往事如烟，而他记忆犹新，他在纪念文中写着：
“……1932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遘‘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杜月笙)先生之助。”
1月28日正午，吴铁城获得杜月笙的承诺以后，胸有成竹，满怀欣喜地去和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进行最后谈判。这一次谈判持续一个多钟头，为了取信于日方，既已取得抗日救国会实际主持人杜月笙的谅解，吴铁城当场在日本人面前下令上海公安局：
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着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吴铁城的诚恳坦白，决断明快，使村井仓松为之愕然。村井仓松“所愿”已遂，无话可说，再提出5名受伤东洋和尚的医药、抚慰等几点鸡毛蒜皮的要求以后，双方随即达成协议。村井仓松辞出上海市政府，吴铁城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答复日本总领事抗议书所列载协议各点。他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当面递给村井，俞鸿钧驱车疾驶，争分抢秒在下午1点45分将答复书送交村井仓松，并且得到村井满意的表示，日方只是敦促上海市政府切实执行而己。一天风云仿佛已成过去，俞鸿钧匆匆赶回市府向吴铁城复命，吴铁城当即拍发“勘未”，“限即刻到”的电报，将交涉经过分呈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行政院，然后，吴铁城心头一松，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家休息。
全上海的新闻记者，只有《时报》的金雄白事先探悉吴铁城“一？二八”中午要接见村井仓松做最后谈判的消息，因此他独自在海格路望庐吴公馆坐侯，两点钟敲后，吴铁城满脸疲容的回来一见到金雄白，他开口便说：
“对日交涉已经顺利取得协议，战祸可望避免。”
吴铁城的这两句话字字皆有所依，没有一句假话，他对日交涉不但取得协议，而且村井仓松已经接受了他的答复，日方惟一坚持的条件取销“抗救会”，停止抗日行动，吴铁城尚且在交涉之前就跟杜月笙获致协调，杜月笙顾全大局，这时已在全力疏导之中。
但是，金雄白还有点不能置信，他率直地追问了吴铁城一句：
“真的顺利解决了吗？”
吴铁城怫然不悦，厉声地说：
“我是市长，又是办理交涉的负责人，不信我的话，就不必来问我。”
金雄白肃然而退，当天下午，上海《时报》以巨大木刻红字为标题，发布此一独家消息。并且时报还出了号外：中日问题和平解决。全上海人紧紧绷着的心弦豁然松动，业已迁往上海租界的闸北、虹口两区民众，心中笃定，现出笑容，又在通往虹口闸北的通街大道组成长龙，仗不打了，大家放心大胆地回家了。
淞沪战争爆发
跟吴铁城通过电话以后，杜月笙诚惶诚恐，真把化除敌意、严禁冲突的日方要求遵照吴铁城的意思当做一件大事办理。
两个多月以前，他发动劳工大众、帮会兄弟奋不顾身，从事抗日救国，也博得了好名声，而现在他又必须紧急刹车，要全体市民停止抗日运动，出尔反尔，何以自圆其说？杜月笙感到踌躇难决。当他挂上电话听筒，跑到隔壁去和张啸林一商量，说：“事急矣，不管说不说得过去，还是赶紧采取行动，以免稍一迟延，误了大局。”
张啸林一听也急了。于是杜门中人全体出动分赴上海各区，慷慨陈词，并且留下来担任监视，他们传达杜月笙的吩咐，说：“务必保持冷静，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敌对行为，至于这一紧急变化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膏药？目前天机不可泄露，事后则大家不问可知。”
由于《时报》号外公布了吴铁城市长的谈话，再加上马路消息，耳语新闻尽在传播着杜先生说如何如何，上海市民动动脑筋据以判断，至少在这一两天内，大上海可保平安无事。
这是大风来临之前，上海半日之宁谧。
正值上海抗日救国会以全民力量，对抗日本军阀的侵略，在上海滩上，租界华界犬牙交错地区，从事抵制与抗衡的战斗时期，有一支中国军队，悄然地从江西剿共前线，奉命警卫首都，被调到京沪铁路沿线各地来，他们的总部便设置于上海。
这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大名鼎鼎、出尽风头的十九路军。
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其中包括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十九路军下辖3个师，第60师师长沈光汉，61师师长毛维寿，78师师长区寿年。
十九路军初到上海，他们头戴草笠，赤脚穿着草鞋。一袭黯灰军装，肤色黧黑，神情倦怠，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此外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只不过是轻机关枪而已。
蔡廷锴的指挥部设在真茹，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的营房设在闸北。闸北和虹口很近，虹口是广东人的麇集之地，是老广的势力范围，基于同乡的关系，十九路军和虹口居民声应气求，相处得非常融洽。
然而，虹口也是日本侨民丛集之所，日本人和广东人在这一地区经常爆发冲突，广东人因同乡队伍十九路军之进驻而得意洋洋，引为后援，而日本人则对这支其貌不扬、打赤脚穿草鞋的部队十分藐视，因此他们大言不惭地说：“日本皇军一旦发动攻势，保证在4个小时之内，占领闸北。”
1月28日午夜11时20分，纵使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已接受了上海市政府的“答复书”，《时报》号外发表了令人释然的“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好消息，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却不顾国际间的道义以及日本外务省的立场，狂妄骄横，不计一切后果地下令海军陆战队兵分3路，向十九路军阵地开始攻击。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为3个大队，共约3000余人武器精良，配备得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鲛岛以为如此优势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军的赫赫声威，一定可以不战而屈十九路军，把穿草鞋、打赤脚的十九路军吓得节节后退，不敢抵抗。谁想他这个算盘打错了。扼守宝山路一宝兴路一线的十九路军奋起还击，死守阵地不退，这些忠勇无比的草鞋兵一面沉着应战，一面打电话到真茹指挥所，把已经就寝的蔡廷锴“喊”起床来。
蔡廷锴一惊而醒，他听清楚了日军业已大举进攻，不假思索地下达了第一道令，正与前敌指挥官的意旨不谋而合，那便是动人心弦的一句话：
“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1月28日午夜闸北枪声大作，炮火喧天，全上海的居民才心情轻松地准备渡过一个晚上，可是枪炮之声又震醒了他们的睡梦，人人惊惶失措，相顾愕然：“怎么又会打起来了呢？”
中日大战一开始，日军丝毫占不到便宜，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园和日本小学为根据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师，展开攻击的初期显然不甚得利，日军的重武器在巷战中无法发挥威力，当他们的装甲车如庞然巨物冲到了宝兴路时，十九路军的弟兄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冒险攀登到装甲车上，揭开车盖便将冒烟的手榴弹丢进去，于是轰然一声，车毁人亡，就这样，好几辆日军装甲车接连炸毁了。
天崩地裂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陆续增兵，他们前后使用了陆军11万、军舰10余艘、飞机数百架，而我方固守阵线的只有十九路军3个师，兵力3万，以及稍后中央增援的第5军及其他部队，以陋旧武器、劣势火力顽强抵御。总兵力始终不到8万人，居然能扼守防线，誓死不退，达一个月之久。从此“皇军无敌”，暨“4个小时占领闸北”的日军狂想为之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