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丽也是老师，她不教英语，她教语文。想到她请假来“洒净”，想到她先生即将从遥远的内蒙古调回这个城市，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的为他们高兴，看时间还不到九点半，便给她打电话。我说：“你在干嘛？”她说：“你猜猜。”我说：“他们到了吗？”她说：“还没有。我在拖地啊。”哦，她在拖地，刚才我已经很专心地为她把地拖过了，她还要再拖一遍。“我知道你已经拖过地了，很干净的，但我还想拖一遍。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了。”小丽的声音悠悠的，“老师，你懂了吗？”“我懂了。”我说，挂了电话。
我们一起熬夜
白天是我的夜晚。情况就是这样，我白天睡觉，为了就是夜里的生意。所以，夜晚就是我的白天，熬夜，就成为我日常的生活。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夜里精神很好不仅仅是白天睡了一天的觉，也不仅仅是在街头做生意——我和老婆在十字街的转盘边摆一个夜排档，生意并不算好，也不算坏，忙时少闲时多——我的精神好，多半原因，是我喜欢观看街头的景致。我是一个对什么都好奇的人，这一点和我老婆差不多，比如街头走过一条流浪狗，我们会议论半天；比如有人在路边争吵，我们一定要听出个所以然来；比如马路边突然多了一个女疯子，过两天又突然不见了，我们会猜测，说不定被哪个流浪汉收养了；比如呼啸而过的警车，我们会琢磨着要去抓谁，并马上联想到自己身上的那点劣迹；比如突然而至的车祸；比如一个醉汉，一个残疾人，一个穿露脐装的红头发女孩等等。有时候我还会呆呆地想，发生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发生天上掉下来一麻袋钞票的事呢？我估计我老婆和我有着同样的想法。我还估计，有着这种想法的人有一大堆。
还是闲话少说吧，还是说说我们这些熬夜的人吧。
我在街边搞夜排档，卖夜吃，苦点熬夜钱，接触的人，都是熬夜的人。我喜欢“熬夜”这个词或者短句，一个“熬”字，隐藏了多少酸甜苦辣，比彻夜未眠、夜不能寐什么的精准多了。
我的夜排挡，生意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晚上六点到八点，来我排挡上吃饭的人，都是正常的晚餐，他们主要是打工一族或晚饭无着的单身汉，这批人还不能算是熬夜者；第二个时间段是午夜前后，就是十一点到一点之间，这就沾点熬夜的边了，他们大部分是牌友或麻将迷，从他们的言谈里能听出来；第三个时间段是在凌晨三点到四点左右，也是我要重点介绍的。
话说在这个凌晨三点的黑夜里，街灯和往日的街灯一样，苍白而模糊，树和它们的影子，在夜里亦没有丝毫的变化，空气里有一些灰尘和露水的味道，当然，还有我排档上的油烟味或者酸臭味。总之，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熟悉的。我向路东望去。我坐在客人们常坐的方凳上，用拳头支着下巴，胳膊放在长条桌上，向东，一条叫郁洲路的路口，我认真地望去。那里的灯光里，马上就要出现三个女孩了。我不知道她们是从郁洲宾馆的俱乐部还是从郁洲夜总会下班的。再往东一点，是一家更著名的踏库仔歌厅，也许她们是从那里的金色门厅里走出来的吧？谁知道呢？这条路上的歌厅、舞厅、桑拿房、夜总会太多了。不过，我认识她们，并不是在这些娱乐场所，而是在我的排档上的一次次吃饭的过程中。我还从她们互相的称呼里，知道了她们的名字（也许是绰号），那个最矮，也是最漂亮的，叫洋玉；留着长发，身条丰满，长腿长胳膊，喜欢穿短裙的，叫马丽；那个圆脸、圆眼、圆嘴、圆鼻子、圆屁股、圆胸脯，这么说吧，就是身上无处不圆、始终是笑嘻嘻的女孩叫汤元元。
她们出现了，在灰蒙蒙的路灯里，走过来了，依然是三个人，依然是软踏踏的、浑身无力而心满意足的样子。我看一眼时间，她们比平时晚来了五分钟。
我老婆拿眼睛蛰我一下。我知道，那是指示我干活的信号，同时，也是警告我少看两眼。我老婆曾经说过，让我别看多了扎进眼里拔不出来。我只好打起精神，站起来，把炒锅在煤气灶上放放好，从桶里挑出三碗面——每次都是这样，她们只吃炒面。
她们各有风致地坐下了。
“三碗炒面。”汤元元说。
“马上就好。”我大声应着。我知道，这次是汤元元付账，我已经摸透了她们的规律了，谁叫面，谁付款。
“每碗多放一块钱肉末，好不好？”汤元元又说。
我老婆边给她们摆台，边答应好，又跟我重复一句：“多放一块钱肉末。”
“牛肉的猪肉的？”我问。
“牛肉的猪肉的？”我老婆问。
“随便，”汤元元说，“我要猪肉的，另两碗，也是猪肉的。”
我听汤元元的话里，缺少些许滋润和水灵，便在操作时，偷眼看过去，发现她平时的笑消失了，脸色苍白而模糊，眼影灰暗，再看洋玉和马丽，她们也是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很疲劳的样子。洋玉挤了下眼（恕我直言，她挤眼的动作很丑，我都后悔看她这个动作了），拿胳膊碰一下马丽，说：“你他妈的，要不是挨到元元请，今天该你出血，你比我们多赚两根，是不是？”
马丽一笑，虽然无力，却很开心，一个哈欠过后，说：“是三根，我操，狗日的那么大方——不许你们跟我抢啊！”
洋玉不屑地哼一声，很干涩地说：“也就你当宝贝，不就是钱多吗，我还看不上眼哩。”
汤元元说：“还说，不是你磨蹭，我们就不会晚下班这么长时间了。”
马丽说：“多熬五分钟，还叫时间啊——我也是被缠得没办法呀，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狗日的那么能缠，我都被缠死了，你们还笑！”
“好了好了，不说了，喂，老板，炒老一些。”汤元元说。
我应一声，把准备出锅的炒面又多抄几下，然后分装在三只碗里。
我老婆把炒面端过去的时候，我也该熄火了，可我面前站了一个人，我下意识地一看，是诗人。诗人也是来吃面的，不过他不应该这时候来，他应该在三个女孩吃完付账以后，才从那条黑洞洞的小巷晃过来。我已经掌握了诗人的规律，往日都是这样的。我跟他说过话。他也跟我说过话。他告诉过我，熬这么长时间的夜，都是在写诗。或者说，都是在读书。对于这样的人，我老婆很瞧不起。我也瞧不起，读书能读出钱来？写诗能写出钱来？不过，只要他来吃饭，就是爷，财神爷。他蓄着须，戴着大框眼镜，趿着拖鞋，穿一条大裤衩和一件花汗衫，把披肩的长发扎成一束，像帝王一样踱着步子，朗诵着刚刚竣工的一首诗，脸上洋溢着高贵的神情。每次都是这样，他走到我们排档前，带着冥思和苦想后的得意，优雅地跟我说，来一碗面。可是今天，不知道三个女孩晚来了五分钟还是因为诗人又早来了五分钟，总之，三个凯旋而来的小姐是不应该和诗人相遇的。但是，今天，他们注定是相遇了。我很快炒了一碗面，让诗人端走。诗人对我的排档突然出现三个美若天仙的女孩有些不适应，他略一犹豫，就在女孩的对面坐下了。诗人没有立即吃面。他假装拿醋和酱油，顺便多看看他对面的三个美女。诗人的情绪有些微妙的变化，只有我能看出来的那种内心的波澜。而三个美女，也似乎拘谨起来，不再说话，并且小心地吃面，完全没有她们工作时的大方，也许这才是她们的本质吧，谁知道呢？这都是她们晚来五分钟造成的。
既然轶序已经乱了，我想，那对老情侣，也应该骑着他们的三轮车过来了。
但是，仿佛从天而降似的，从某个角落里，风一样跑来三个追风少年。这可是我的新客人，凭我的记忆，他们是第一次在我的排挡吃饭。我突然的兴奋，觉得今天生意特别的好，定是一个好兆头。
三个少年坐下后，我的排挡突然有些人气了。一个尖下巴的很俊俏的男孩说，大叔，给我们做三碗面，牛肉的。
他们叫我大叔，我心里怦怦跳了几下，这不是说明我已经老了么，其实我才三十多岁。
我发现，少年叫我大叔的时候，汤元元对着碗偷笑了一下。
大叔就大叔吧，只要你们吃我面，叫我老爷爷都行。为了让他们对我的排挡留下好印象，我特意给他们多放了一点牛肉末。
三个少年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尖下巴的男孩身上背一只包，这只包让我眼熟，让我突然想起了往事。这是一只牌子叫枫树的造型奇特、质量上等的包，我也有一只，是我的初恋女友小婧在不久前送我的。小婧从北京偷偷回来看我，给我带来这只包，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送我一点什么。十年前，是她一定要跟我分手的，分手的时候，我们穷得连一只装衣服的箱包都没有，是我拿出仅有的一百多块钱，给她买了一只旅行箱。为此，她很感动。十年后，她在北京混好了，突然想起来看我，并给我带来这只包。我不知道小婧是什么意思。老实说，对这只包，我也没有太上心，只是撒了个谎，瞒过了老婆，随便地挂在了家里的衣架上，偶尔会瞥它一眼，也只是淡淡的。但是，在这种场合，看到同一种牌子的包，自然会想起小婧，自然会拿小婧和汤元元她们比较。我心里还是动了一下，为远在北京的小婧担起忧来。
三个少年吃得很快，他们没有像女孩子们和诗人吃饭那么矜持，他们大口大口狼吞虎咽的样子，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
我的思绪很快就回到了现实，因为我感觉到，那对老情侣，该来了。
是的，他们过来了，在路西边，海连路的路口，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蹬着三轮车，刚爬上桥坡，他幅度很大地歪扭着身子，很吃力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他挥洒的汗水。他就是我夜排档上的常客老吕，老吕是扫大街的，他负责清扫的大街就是有许多娱乐场所的郁洲路。他的三轮车上，有两把大扫帚，两个大粪箕，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女人年龄和老吕相仿，头上顶着一方红色方巾，是我们这儿乡下女人常顶的那种，主要功能是用来防尘，而顶在她的头上，突然多了一份韵致，也让她年轻了不少。女人我也叫得上名字，叫长霞，我是听老吕常常这么唤她的。当然，长霞也常唤他老吕。长霞和老吕干一样的活，也是扫大街的，她清扫的是南边的那条路，我们都叫老疙瘩路，这是五十年前的路名了，现在，这条路叫新富路，不过，城市的老居民，还是习惯叫老路名。
老吕的三轮车在我排档前还没有停稳，老吕就大声说，两碗面！
长霞也是没等车停稳，就矫健地从车上一跃而下，她迈着大脚，吧嗒吧嗒的，找了个地方坐下，乒乒乓乓地拿两只碟子，两双筷子，又给两只碟子里倒上辣椒酱和醋，招呼道：“老吕，过来坐！”
老吕说：“你坐，我停好车就坐。”
老吕和长霞的两碗面刚刚做好，估计老吕和长霞还没开始吃，一辆警车悄悄停在三轮车旁边了。
老吕紧张一下，忽地站起来。
长霞说：“吃你的吧，怕他个熊！”
老吕还是有些怕，他疑惑地坐下了。
倒是三个少年和三个女孩，照样一声不响地吃着面。
警车里钻出来三个警察，他们站在警车前，分别煞煞裤子，伸伸胳膊，掏掏耳眼。煞裤子的走到我跟前，问：“有什么好吃的？”
“只有炒面。”我抱歉地说。
伸胳膊对掏耳眼的说：“炒面就炒面，我女儿最喜欢吃了，我也尝一回。”
掏耳眼的继续掏耳眼，没答话。
煞裤子的说：“三碗。”
这三碗和三个少年的三碗一样，都是我们计划之外的。诗人，小姐们和老吕两人，是我的老主顾，三个少年已经让我惊喜了，而这三个警察，让我喜上加喜，他们从未在我的排档吃过面。这辆警车我倒是不陌生，老看到，可能是我们这一带的巡警，一个夜晚，要在大转盘绕好几圈。今天大约实在饿了，跑我这里吃碗面，也可能呢，是我们周围有什么情况吧。
三碗面很快好了，警察也坐下来开吃了。
我的餐桌上，第一次在凌晨三点十五分的时候，出现了满座的喜人局面。三个下班的小姐，三个追风少年，三个夜巡的警察，两个上班的清洁工人，一个潇洒的诗人，他们很拥挤地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我用同一种方法烹做的炒面，他们味口相同，就像一家人，他们味口相同，就像共同拥有一个胃。
第一个吃完面的，是女孩洋玉，她把包放到腿上，从包里拿出一包面巾纸，抽出来一张，又拿出一面镜子，洋玉一边照镜子，一边用面巾纸擦拭着嘴唇。这时候，马丽也吃完了，她把洋玉的面巾纸拿过来，抽出来一张，递给了她对面的诗人。诗人吃惊地一愣神，旋即点点头，接过面巾纸，表示感谢，等他咽下一口面之后，又对马丽一笑，仿佛是追加一次感谢。诗人大约很少得到这样的关怀吧，对意外得到一张面巾纸而分外高兴。三个女孩中，最后一个吃完的是汤元元，她把碗轻轻一推，身体一甩，那只漂亮的小包就到她的胸前了，她从包里又拿出一只银灰色的钱包，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一百的新钞，递给了我老婆——我老婆在她甩包的时候，就适时地走上前去了。
我老婆见到钱，很献媚地一笑，一边找钱去了。
三个女孩离开的时候，是打的走的。诗人转头望了她们一眼，拿起那张面巾纸在脸上擦一下。警察也目送她们上了车。其时我老婆正在收老吕的钱。老吕掏了一张五块的，送给我老婆，又对长霞说：“你身上有没有一块钱？”长霞爽快地说：“有。”长霞在身上掏，她把两个口袋都掏过了，没有掏出钱来，嘀咕道：“奇怪呀，我零钱呢？”老吕说：“算了，找吧。”老吕又给了我老婆一张五块的。
我老婆找了四块钱硬币，老吕没有接，而是扬一下下巴，说：“给她。”
长霞就把四块钱硬币接过去，灌到口袋里了。长霞脸上漾起一圈妩媚的笑容。我想，她有理由高兴，不但一分钱没花吃了顿夜饭，还意外地得到了四块钱。
老吕从三轮车上扛起了一把大扫帚，向东边的郁洲路走去了。
长霞又骑着那辆三轮车，向南的老疙瘩路骑去。一会儿，隔着转盘中心的花园，东边和南边，几乎同时响起了扫地声。
三个少年也吃完了，是尖下巴付的账。
我看到，三个少年在离开的时候，有一个警察，盯着尖下巴的少年看。一定是尖下巴少年的那只包，引起了他的注意。莫非警察和我一样，也想起了往日的情人？
本来，按照时间顺序，第二批吃完的，应该是诗人。诗人今天太矜持了，炒面是一根一根数着吃的，那一根根面条，就像他的诗行一样金贵。这样，他就落到了第四批。诗人吃完面，摸摸口袋，又在大裤衩上拍拍，露出惊愕的、遗憾的神态。诗人说：“不好了，一高兴，忘了带钱了。”
一个警察抬起头来。
我老婆赶快说：“没事，没事，都是熟人，明天一起算。”
诗人说：“那不好意思啊，我明天一起带来。”诗人手里捏着马丽给他的面巾纸，也走了。
最后离开的，是三个警察。
这时候，天已经有亮的感觉了，我准备收摊。
我一边收摊一边想，我们都是熬夜的人，诗人回家干什么呢？他熬了一夜，写了一首没人知道的诗，他这首诗，也许在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会被人朗诵，会被某个国家选进课本，就像历史上的李白、杜甫那样出名，也许呢，没有人再提起他——不管怎样，他肯定要在白天好好补一觉的。而那三个小姐在睡觉前，肯定会和我老婆一样，先数一数夜里赚了多少钱。至于老吕、长霞，还有巡夜的警察以及三个职业不明的少年，他们都很辛苦，他们白天也是要休息的。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不论你们熬了什么样的夜，只要熬了夜，白天就得把缺的觉补回来。他们共同的状态和我一样，就是，补觉，就像他们饿了肚子，共同坐在我的桌子上吃炒面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