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初中之前，我没穿过一件商店买来的衣裳，我穿的所有衣裳都是母亲亲手做的。有一次，我们学校要我上台演出，要穿一件绿色的上衣，母亲就连夜把父亲的旧衣裳改造过来。天亮的时候，我一睁眼，看见母亲刚刚缝制完衣裳。母亲让我快点起来，试穿一下她新缝的衣裳，看合不合身。我穿上母亲为我做了一夜的新衣裳，感觉非常合身，美观舒适。
母亲对我很严格。她不允许我犯错误，特别是人格上的错误。母亲总是叮嘱我说，你先要做一个好人，然后才能干好事业。我问母亲什么是好人？母亲说，起码的善良、诚实和勤劳。
母亲上工之前常叮嘱我，让我放学回家把鸡蛋收起来，鸡蛋换的钱可供我上学买笔和本子。这天，我发现里面有三个鸡蛋。我就偷偷留了一个，跑到街上，跟卖糖果的人换糖吃。母亲回来问我：“今天下了几个鸡蛋？”我迟疑了一下，不敢看母亲的眼睛，回答说：“两个。”母亲没有怀疑我。午休的时候，母亲发现了我书包里的糖，审问我是哪来的？我心里一紧，赶紧撒谎说：“是我给学校割草，学校发了五毛钱，买的。”母亲没有再审问下去，后来是学校老师家访，把话给说漏了。我知道露馅了，低头不说话。母亲用笤帚疙瘩狠狠打我的屁股，我哭闹着，最后还是奶奶进来帮我解围。吃晚饭的时候，母亲慢慢地说：“明山，你要诚实。”当时我的小名叫明山。母亲还说，一个鸡蛋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你犯了不诚实的错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还怎么堂堂正正地做人呢？
一年冬天，我和伙伴偷偷去溜冰。又到对岸去砍一棵槐树做冰排。回来时，我们掉进冰窟窿里，险些丧命。我自己爬上来，不敢回家，冻得打哆嗦。母亲到冰上找我，把我带回家，让我脱掉衣裳，在炉火上烘烤着。我钻进被窝，感觉身上暖和起来了。母亲审问我，我胆怯地交待出砍树的“罪行”，母亲当即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用笤帚狠狠打我的屁股，边打边骂着，砍公家的树是犯法的！第二天，母亲带着我找到镇委会，把我砍树的钱交给了镇上。
1976年唐山大地震，隆隆的声响，把我和母亲惊醒。母亲拽着我就要往外跳，这时母亲拽住我的胳膊，护着我的头，房顶的檩木和砖块就砸了下来。母亲被砸坏了眼窝。我们都被震倒了，多亏有一只箱子放在炕上的东头，房顶直接砸在箱子上，我们被埋住了，但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母亲颤抖着抚摸着我的头。“我能活吗？”母亲在里面鼓励我，坚持，然后自己喊着：“救人啊！”我也想喊，母亲不让我喊，怕我消耗精力。我喘息着，想哭了，母亲不让我哭，哭也会伤神的。母亲大声喊着，呼救着。邻居纷纷赶来了，很快就扒出了我们。我没有受伤，可母亲的腿和眼窝在流血。后来母亲一直闹眼病，22年的时候母亲的一只眼睛被摘除了。
我父亲去世后，74岁的母亲很孤独，我让母亲搬到唐山的新房子里住。看着她鬓间的白发，脸上的皱纹，才感觉到我的母亲已经老了。
妈妈的梦幻
李敖
妈妈从小有一个梦幻，就是当他长大结婚以后，她要做一家之主，每个人都要服从她。
当妈妈刚到我们李家的时候，妈妈的妈妈也跟着来了。外祖母是一位严厉而干练的老人，独裁而又坚强，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大权独揽：上自妈妈，下至我们八个孩子（二元宝，六千金），全都唯她老太太之命是从，妈妈虽是少奶奶兼主妇，可是在这位“太上皇后”的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孩子王”，一个孩子们的小头目，一个能生八个孩子的大孩子。
由于外祖母的侵权行为，妈妈只好仍旧做着梦幻家。她经常流连在电影院里——那是使她忘掉不得志的好地方。
在外祖母专政的第十九年年底，一辆黑色的灵车带走了这个令人敬畏的老人。五天以后，爸爸从箱底掏出一张焦黄的纸卷，用像读诏书一般的口吻向妈妈朗诵道：
“凡我子孙，
当法刘伶；
妇人之言，切不可听！”
带着冰冷的面孔，爸爸接着说：
“这十六个字是我们李家的祖训。十九年来，为了使姥姥高兴，我始终没有拿出来实行，现在好了，你们外戚的势力应该休息休息了！从今天起，李家的领导权仍旧归我所有，一切大事归我来管，你继续照做孩子头！”
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中，妈妈的梦幻再度破灭了！于是，在电影院附近的几条街上，更多了妈妈高跟鞋的足迹。
爸爸的治家方法比外祖母民主一些，他虽禀承祖训，不听“妇人之言”，可是他对妈妈的言论自由却没有什么钳制的举动。换句话说，妈妈能以在野之身，批评爸爸。通常是在晚饭后，妈妈展开她一连串、一序列的攻击，历数爸爸的“十大罪”：说他如何刚愎自用，如何治家无方……听久了，千篇一律总是那一套。而爸爸呢，却安坐在大藤椅里，一面洗耳恭听，一面悠然喝茶，一面频频点首，一面笑而不答。其心胸之浩瀚，态度之从容，古君子之风度，使人看起来以为妈妈在指摘别人一般。直到妈妈发言累了，爸爸才转过头来，对弟弟说：
“‘唱片’放完啦！小少爷，赶紧给你亲爱的妈妈倒杯茶！”
旧历年到了，爸爸总是预备九个红包，妈妈在原则上是绝不肯收这份压岁钱，可是当弟弟偷偷告诉她分给她的那包的厚度值得考虑的时候，妈妈开始动摇了，犹豫了一会儿以后，她终于没有兴趣再坚持她的“原则”了！
堂堂主妇被人当作孩子，这是妈妈最不服气的事。可是令她气恼的事还多着哪！妈妈逐渐发现，她的八个孩子也把她视为同列了。例如爸爸买水果回来，我们八个孩子却把水果分为九份，爸爸照例很少吃，多的那一份大家都知道是分给谁的，妈妈本来赌气不想吃，可是一看水果全是照她喜欢吃的买来的，她就不惜再宣布一次“下不为例”了！
爸爸执政第八年的一个清晨，妈妈在流泪中接替了家长的职位。丧事办完以后，妈妈把六位千金叫进房里，叽叽咕咕地开了半天妇女会，我和弟弟两位男士敬候门外，等待发布新闻。最后门开了，幺小姐走出来，拉着嗓门喊道：
“老太太召见大少爷！”
我顿时感到情形不妙。进屋以后，十四只女性的眼光一齐集中在我身上，我实在惶恐了！终于，妈妈开口了，她用竞选演说一般的神情，不慌不忙地说道：
“李家在你姥姥时代和你老子时代都是不民主的；不尊重‘主权’——‘主’妇之‘权’——的！现在他们的时代都过去了！我们李家要开始一个新时代！昨天晚上听你在房中读经，高声朗诵礼记里女人‘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那一段，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念给我听的。不过，大少爷，你是聪明人，又是在台大学历史的，总不会错认时代的潮流而开倒车吧？我想你一定能够看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夫死从子’的时代了……”
我赶紧插嘴说：
“当然，当然，妈妈说得是，现在时代的确不同了！爸爸死了，您老人家众望所归，当然是您当家，这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伦呀！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您做一家之主，我投您一票！”
听了我这番话，妈妈——伟大的妈妈——舒了一口气，笑了，“筹安六君子”也笑了，“咪咪”——那双被大小姐指定为波斯种的母猫，也摇了一阵尾巴。我退出来，向小少爷把手一摊，做了一个鬼脸，喟然叹曰：
“李家的外戚虽然没有了，可是女祸却来了！好男不跟女斗；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咱们哥俩还是赶快‘劝进’吧！”
妈妈政变成功以来，如今已经五年了！五年来，每遇家中的大事小事，妈妈都用投票的方法来决定取舍，虽然我和弟弟的意见——“男人之言”——经常在两票对七票的民主下做了被否决的少数，可是我们习惯了，我们都不再有怨言，我们是大丈夫，也是妈妈的孝顺儿子，男权至上不至上又有什么要紧——只要妈妈能实现她的梦幻！
（后记）
一、这篇文章是1959年做的，原登在1959年11月20日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后，妈妈终于找到了我，向我警告说：“大少爷！你要是再把我写得又贪财又好吃，我可要跟你算账了！”（1962年11月27日）。
二、我抄一段“捧”我这篇文章的信在这里：
“马戈于大陆杂志社修函致侯敖之足下：长诗短片陆续收到，《水调歌头》硬是要得。人言足下国学渊博，信不诬也。上午随缘至故人处雀戏，下午至社读书，得读大作《妈妈的梦幻》于联副，隽永可喜，亦颇有古诗人轻怨薄怒温柔敦厚意，大手笔固善写各体文章，无怪向日足下视此为小道也。苟有得于心，则其表述可以论述，可以史著，可以小说，皆无伤也。而克罗齐之美学，其重点即在此。愿君才大，愿多挥毫，世之名著，非皆出于老耄也。”（1960年11月20日马宏祥来信。）
妈妈的眼睛
约翰·威尔雄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期，我非常害怕母亲会死掉。对我来说，那是最可怕的事情了。我每天都很担心这件事情会发生。
母亲的身体看起来很健康，可是我还是很担心。
我父亲酗酒酗得很厉害，想到要独自跟他一起生活，我就感到恐慌。
等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变得比较独立，恐惧感也逐渐消失了。我能把握自己照顾自己，也可以搬出去，不要跟我父亲一起住，所以我便不再担心了。
结果，我18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她那时才54岁。很讽刺的是，她的死让我学会一件事，有时我们最害怕发生的事情反而是件可喜的事。
母亲那时得了快速发展的恶性脑瘤，诊断过后，医生表示她只剩不到3个月的生命。我父亲疯狂地找寻世上最好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肿瘤专家。他说他的太太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
可是医生的判断却是一致的——妈妈已经无药可救了。一些实验性的测试与新的化学疗法也都宣告无效，医生只能试着减轻她的病痛。
母亲死前的6个星期，负责治疗她的医疗小组宣布她已经没救了。我们的家庭医生建议我们将她送到私人疗养院去。可是她并不想到疗养院去，她想要呆在自己的家里。
我们最后终于同意将她带回家。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她会遇到什么事，也不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当时我们并没有找到处理死亡与痛苦的沟通工具。
所以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直觉，我们也必须相信天地万物。在那几个星期，我感到相当平静，那是一种我无法用理智去解释的感觉。当我摆脱恐惧之后，母亲的死亡开始让我觉得是个自然的过程。
几年之后，我听到有人说：“死亡是绝对安全的事情。”母亲临终前，在我和她共处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便直觉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她的身体逐渐地改变，然后衰弱。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很安全。最后她不能再说话了。我们总是用轻柔、肃静的语调说话，所以家里变得静悄悄的，甚至有种庙宇或是殿堂的气氛。
她的病床、药物还有她本人都被移到客房去了。一天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班。有时我会避免进去看她，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平常在这种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琐碎而不自然的闲聊，可是此刻这样的闲聊似乎有些卑俗。在如此令我恐惧的事件之前，无意义的闲聊让我作呕。
有一天下午，我走进她的房间，然后坐在她的床边。我的母亲是个优雅而有魅力的女人。她看起来是那么地平静，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握着她的手。她已经没有力气了，可是我却可以感受到她轻柔地抓着我的手。我凝视着她晶莹的蓝眼睛。我一直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变得愈来愈深，愈来愈深。我们的眼神相交，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我们的眼神部没有离开过对方的身体，我们就坐在那里互相凝视着。我不断地回顾，一直往她的灵魂深处看去。
这就好像穿越隧道，直到她灵魂的中心。忽然，在母亲衰弱的身体深处，我发现了一个事实——我的母亲，她的爱、她的关怀、她的养育之恩，还有她的同情心，这一切都无比灿烂地闪耀着。我们之间的藩篱都被她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所融化。我察觉到在她的身体枯萎的同时，她的灵魂却变得更为坚强而有力。
她握着我的手。她一边抓着我的手，一边轻轻地点了两三次头。那时我们虽然没有彼此交谈，可是我知道，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了。这样很好，她也很好。我们彼此深爱着，我们彼此完全尊敬。对于这些年来，我们所共同分享的爱，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她会坚持下去，我也会坚持下去。我们所共同保存的记忆也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一天，在她的房间里，我们已经共享了永恒的光辉。
我感觉泪水流了出来，不过这是敬畏的眼泪，而不是悲伤的眼泪。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已经愿意克服我的恐惧，无视她身体上的残缺，看到她的灵魂深处去，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她，也比以往更亲密地接触到她。
几天后，她去世了，那是一个美丽而平静的星期天下午。灿烂的暮色将屋子笼罩在金色的光辉里，温暖的和风抚慰着我们。我们家充满了祥和氛围。父亲、我的两个姐妹，还有我，握着彼此的手，围在母亲的床边，向她吻别。接着我们彼此拥抱，这或许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如此拥抱。我们的头抵在一起，轻轻地哭泣。过了一会儿，我们悄悄地走到屋外去，太阳几乎已经下山了。我看着夕阳的余晖，忽然想到一件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情。夕阳的光辉是最灿烂的，虽然太阳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它却从来也没有死去。
我母亲也是这样。她跟太阳一样，消失在视线之外。可是我知道她永远跟我在一起，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我看着我的家人，很惊讶于彼此间的亲密感情，此刻我们所感到的惊奇与悲伤已经将隔离家人的墙壁给融化了。在这一刻，怨恨、微不足道的怒气与责难全都溶解在我们彼此的爱里，我们合而为一。我母亲在付出她的生命的同时，也让我们全家人可以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既感到悲伤万分，也同时感到喜悦无比。
我母亲学海豹叫
海明威
我小时候，母亲是我的大包袱。她与众不同。我最初到别的孩子家串门子的时候，很早就领会到这一点。到了别人家门口，那家母亲开门的时候，总会说些合情合理的话，例如“擦擦你的鞋底”，或者“你别把这种垃圾带进屋里”。
但是在我们家，你按了门铃，投信口会打开，一个尖细的声音告诉你：“我是这里的老妖怪。”或者会用甜蜜的假嗓唱歌。
别的时候，门会打开一条缝，我母亲蹲到齐我们眼睛的高度，对我们说：“我是这里新来的小女孩，请你等一下，我去喊我母亲来。”接着门会开上一秒钟，我母亲就现出了平常的个子。“哦，哈罗，小姑娘，”她总是那么说，“我没想到你们在这儿。”
我的新朋友会带着“这是什么鬼地方”的神色转身朝我看，那一刻很可怕，我体会到打开壁橱，迎面扑来的是什么滋味。“妈，”我会大吼抗议，但是我母亲绝不承认她是原先开门的那个小女孩。“你们这些小姑娘在跟我开玩笑，”她说。我们结果只好承认有个小姑娘“开过”门，而我们真正的意思是说，“并没有”任何小孩开过门。
这种事把人搞得非常窘迫。而且与众不同。那才是吃不消的部分。她跟别的母亲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