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年轻的骠骑兵沉默时，却胜过他的殷勤体贴，胜过他愉快的谈吐，胜过他动人的苍白的脸，胜过他缠着绷带的手。因为，他的沉默比什么都易于挑动姑娘的好奇心和激发她的想像力。玛利亚不能不默认，她喜欢他。而他本来就聪明机灵，阅历不浅，大概早已看出她对他那种不同一般的眼神。为何事到如今她还不见他跪在她脚下，还没有听见他表白呢？他是否是有所顾虑呢？那他又在顾虑着什么呢？那是采花贼在玩弄欲擒故纵的惯伎吗？她很想知道自己对于一切猜疑的答案。她好好想了想，认定胆怯是惟一的原因，因而，她对他更为关怀体贴，倘使环境许可，甚至对他顾盼含情，她想用这种办法来给他鼓劲。她甚至为自己编好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并且着急地等待着罗曼蒂克式的表白。秘密，不论其属于何种类型，终归是女人心上的一块石头。她的策略终于取得预期的胜利：至少，布尔明不由得悄然凝神，一双黑黑的眼珠火辣辣地盯住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的脸。看起来，她为自己计划的美丽爱情该有个结果了。邻居们已在谈论结婚的事，好似事情已成定局，而善良的普拉斯可维娅·彼得洛夫娜也喜在心头：女儿终于找到了如意郎君。
一天，老太太坐在客厅里，一个人摆纸牌卜卦，布尔明走进来，开口就问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在哪儿。
“她在花园里哩！”老太太回答，“进去吧！她见到你会很高兴的！我在这里等你们。”
布尔明去了。老太太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许下心愿：“希望事情今日就有个结果！”
布尔明在池塘边一株柳树下找到了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她手里捧一本书，身穿洁白的连衣裙，俨然是浪漫小说里的女主角。互相问候之后，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故意中断谈话。这样一来，便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窘态，或许只有陡然的、决定性的表白才能打破这个僵局。事情就这样发生着，布尔明分明感到自己处境的尴尬，于是便说道，他早就想找个机会向她披露自己的情怀，并请她倾听一分钟。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合上书本，垂下眼睛表示同意。
“我爱您，”布尔明说，“真的，我已疯狂地爱上了您……”
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脸红了，头垂得更低。
“我行为不慎，放纵自己天天见您，天天听您说话——这真是醉人的幸福啊！……”
“可我们之间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赶忙打断他的话，“我是不可能做您的妻子的……”
“我知道，”他低声回答她说，“我知道，您曾经爱过一个人，但是他死了，您为他死守贞洁……亲爱的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请别再剥夺我最后这个自宽自解的机会：我想，您或许会成全我的幸福，如果您听了我的故事……等一下，看上帝的份上，您别岔开我的话题。您使我痛苦。是的，我知道，我觉得，您或许会成为我的妻子，但是——我想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结过婚了！”
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惊恐地盯着他的脸。
“我结过婚，”布尔明接着说，“算起来，这已经是结婚的第四个年头了，可是现在我却不知道，谁是我的妻子，她在哪儿，今后会不会见她一面！”
“噢！天啦，这是为什么？”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大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说下去！等下我也给你讲关于我的……别停嘴呀！你快讲下去！”
“１８１２年初，”布尔明说，“我赶路去维尔纳，我必须和那里的团队接上头。有一天晚上到达一个小站，时间已经晚了，我吩咐赶快套马，突然起了暴风雪，驿站长和车夫劝我再等等。我听了他们的话，但是，一种说不出的焦躁不安的情绪控制了我，冥冥中仿佛有人推我前进。我等了许久，雪也不见停。我不耐烦了，便吩咐再套马，冒着暴风雪上路了。车夫想把雪橇沿着河面赶，那样要缩短三公里的路程。河岸堆满了雪。车夫错过了拐上大道的路口，这一来我们发觉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暴风雪没有停，我看见远处有一点灯火，于是吩咐往那儿赶。我们驶进了一个村子，木头教堂里有灯光。教堂大门开着，栅栏门外停了几辆雪橇，有人在教堂门前台阶上走来走去。
“‘快点！快点！到这里来！’几个声音招呼着我们。
“我吩咐车夫赶过去。
“‘啊！我的老天，你怎么现在才来？’有人对我说，‘新娘都晕过去了，神父不知道怎么办，再不见你的影子，我们就要回去了。赶快下车吧，老兄！’
“我默默地从雪橇里跳出来走进教堂，教堂里燃着两三只蜡烛。一位姑娘侧卧在昏暗的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另一个姑娘正在给她擦太阳穴。
“‘谢天谢地！’后一个姑娘说，‘您终于还是来了！您差点儿送了我们家小姐的命！’
“老神父走到我面前问：‘现在就开始吗？’
“‘好吧！就这样，开始吧，神父！’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他们把小姐搀扶起来。我看她长得非常漂亮……我犯了个错误，真是不可理喻、不可饶恕的错误呀！……我贴近她站在讲经台前面，神父匆匆忙忙，三个男子汉和一个贴身使女搀扶新娘，只顾照料她去了。接着，神父给我们举行了婚礼。
“‘她现在是您的妻子了，您可以吻她了！’他们对我说。
“那位姑娘转过苍白的脸看我。我的嘴刚要放下去……她大叫起来：‘哎呀！不是他！不是他！’
“她颓然倒地，失去知觉。所有的目光都集在我身上，并且都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我转头便跑，出了教堂也没有人跟上来，我赶紧跳上雪橇，大声说：‘快走！’”
“呀！我的上帝！”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惊叫起来，“您不知道，您那可怜的妻子最后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不知道……”布尔明面色痛苦地摇着头，“我甚至不知道我结婚的村子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得是从哪个驿站出发的。那时我把我那犯罪的恶作剧根本不放在心上，出了教堂，我便在雪橇上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过来，已经过了三个驿站。我过去的跟班在行军时也死了，因此我已经没有希望找到那个姑娘了，我对她残酷地开了个玩笑，现在，她又残酷地报复着我。”
“上帝呀！上帝呀！”玛利亚·加夫里洛夫娜喊着，一把抓住他的手，“是您吗？真的是您吗？……那么，请您仔仔细细地看看我……”
布尔明眼睛睁得大大的……一时脸色发白……双腿一软瘫软在她脚下……
生病的故事
——［前苏联］左琴科
我因伤寒住进了一家特别的医院。在那里，事事都出人意料，使病人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的伤害。后来，我竟然活着离开那家医院。
实话告诉你，生病的时候，我宁愿躺在家里。
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医院里或许敞亮点，也文明点，就连饮食该含多少卡路里也想得比较周到。不过正如俗话常说的，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
有一次我因伤寒进了医院。家里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减轻我极度难忍的痛苦。
出乎家里人的预料，他们这种期望落了空。因为我碰到了一家十分特别的医院，那里并非一切都尽如人意。
病人刚送来，正给他登记呢，他突然发现墙上挂着一块牌子：“领尸时间：三点至四点。”无论如何，病人心里的恐惧加深了。
我一看到这张告示就不由得天旋地转起来，恐怕别的病人也有同类感想。主要是我正发着高烧，也许生命已经危在旦夕，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来这么张告示，心里的阴影更深了。
于是，我对正在给我登记的那个汉子说：
“我说医生同志，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挂这样一个缺德牌子？不管怎么说，这不更增添病人的痛苦吗？”
这位医生，也许该叫医助吧，听了我的话，不禁大为惊讶。他说：
“你们瞧瞧，一个病人，走路摇摇晃晃的，烧得嗓子眼差点儿冒出烟来，还到处挑毛病。等你病好了——我看难好了——到那时你再批评吧；要是好不了，我们可真要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了，在三点到四点的时候让人来领走，到那时就够你受了。”
我真想打这位医助一记透彻云霄的大耳光，可我已经高烧到三十九度了，根本就没有力气和他吵下去，只对他说：
“等着瞧吧，你这巫医，我的病会好的，到那时再和你算帐，医生能用这种话刺激病人吗？你这是在精神上坑害病人嘛。”
医助见一个重病号能如此自如地同他吵架，大为吃惊，就不说什么了。接着跑过来一个小护士，冲着我说：
“来吧，病人，到洗刷间去。”
一听这句话，我心里又一阵发紧，我说：
“最好叫浴室，别叫什么洗刷间，”我说，“这听着文雅一点，对病人也显得尊敬嘛。再说，我又不是头牲畜，干么要洗刷呀。”
护士说：
“你哪像个病人呀，对什么事你都提意见。说句实话，恐怕你的病多半是好不了啦，因为你管闲事管得太多了啦。”
说着，她把我带到浴室，吩咐我脱衣服。
当我把上衣脱掉时，忽然发现浴池水面上露着一个脑袋。再仔细一看，好像是个老太太坐在浴池里，大概也是个病人。
我对护士说：
“你们简直太混帐了，你们把我送到哪儿来了？这是女浴室呀，有人正在里头洗呢。”
护士回答说：
“那是个病老太太。她正发高烧，什么都稀里糊涂的了。你不用管她。你放心大胆地脱吧。我们马上就把老太太从浴池里捞出来了，给你重新换上水。”
我说：
“老太太糊涂了，可我还是清楚的吧。眼看浴池里有个女的，我心里实在不舒服。”
正在我与护士僵持之时，那位医助走了进来。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难侍候的病人，”他说，“简直是蛮不讲理，这也不顺他的心，那也不合他的意。一个快死的老太婆洗个澡，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老太婆说不定已经烧到了四十度，稀里糊涂什么都顾不得了，恐怕连看东西都像腾云驾雾似的。退一步说，凭你这副尊容，难道就能让她在这个世界上多留五分钟？说实在的，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些不省人事的患者，至少他们对我们所安排的事不提任何意见，不会挑毛病，也不会和我们搞学术讨论。”
正在洗澡的老太太这时开了腔：
“快把我扶上去，要不我就自己上去，看我不狠狠地揍你们。”
他们立刻就去张罗老太婆出浴池、吩咐我快脱衣服。
趁我脱衣服的工夫，他们把浴池放满热水，根本没冲洗一下，就要我坐进去。
他们已经摸透了我的脾气，所以不管什么事，都尽量顺着我，不再同我争辩了。可是等洗完澡，却给了我一套不合身的大号衣服。我以为这是对我报复，有意拣了尺码不对的衣服给我穿。不过后来我发现，这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已形成了规矩。他们这儿的规矩是小个儿穿大号，大个儿穿小号。
再说，我那套衣服比别人的还好些。我那件衬衣上医院的印章在袖口上，还无伤大雅。其他病人衬衣上的印章有的在背上，有的在胸前。这在精神上很伤患者的自尊心。
由于我体温不停地往上升，就没有去和他们争辩这些事。
我被送进一间病房，面积不算大，里面却住着三十来个各种各样的病人。有几个看来病情很重，有些相反已经快好了。有的人在吹口哨，有的在下棋。还有的在病房里窜来窜去，念着各个病床床头上写的字。
我对小护士说：
“我别是进了精神病医院吧，我以前也进过医院，可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人家医院到处都安安静静，有条不紊。你们这里简直像个菜市场。”
护士说：
“也许您想让我们把您送到单间去，再给您派个警卫赶苍蝇捉跳蚤是吗？”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嚷嚷着要找主治大夫，但来的却偏偏又是那位医助。我当时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一看见他竟昏了过去。
大概过了三天，我才醒过来。
小护士告诉我：
“哦，您可真是命大。您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有一次我们不小心把您放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可您竟没有掉到外面去。现在如果不再从周围的病人那里感染上别的病，那就可以衷心祝贺您恢复健康了。”
我这体质真还算过硬，除了传染上一次，再没什么毛病了。眼看就要出院了，突然得了小儿百日咳。
护士说：
“您大概是从隔壁的病区传染上的。那是儿科。您准是不小心用了百日咳病孩用过的餐具，通过这个媒介传染上的。”
我的体质总体上还算不错，没多久，我又开始康复。可是快要出院时，我又吃了不少苦头，又病了。这次的病是神经性的。皮肤上出了许多神经性小疹子，像斑疹似的。大夫说：“你神经别再紧张了，慢慢会褪下去的。”
大夫说不让紧张，可我能不紧张吗？因为他们不放我出院。他们一会儿说把出院的事忘了，一会儿说缺点什么手续，再不又是某某人不在，无法注销。后来有一回病人的家属全都拥来探望，医务人员忙得脚底朝天。那位医助说：
“我们医院里挤得满满登登的，根本没有时间给病人办出院手续。再说你才过期六天，就吵得四邻不安。我们还有好了三个星期没出院的呢，人家都耐心等着。”
在我不断的寻问下，他们很快就让我出院了。
我回到了家，妻子对我说：
“你知道吗，别佳？一个礼拜以前，我们还当你已经去了极乐世界呢。那天我们收到了医院的通知，上面写着：‘接到通知后速来医院领取您丈夫的遗体。’”
我妻子魂不守舍地赶到医院，看了死者以后，才知不是我。那里的人向她道了歉，说是会计室弄错了。他们那儿另一个人死了，不知为什么却当成是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痊愈了，只不过出了一身神经性的疹子。由于这件事，我不知道什么缘故感到很不是滋味，真想跑到医院打一架，可一想起那里的情形，我又打消了此念头。
从那以后，我生病就呆在家里。
回报
——［俄罗斯］格·叶·雷克林
在谢肉节上，
阿列克谢·伊万内奇长官向众人讲起他以前所遭受的各种痛楚，
他最痛恨的两个人：
一个是库里岑；一个是我父亲。
爸爸告诉我，他星期五的谢肉节要到阿列克谢·伊万内奇·科祖林家去吃发面煎饼。我没吃过发面煎饼，也不清楚那个科祖林为什么要请爸爸去他家，但不管怎样，我吵闹着，一定要去，非去不可。
星期五到来了，我终于吃上了发面煎饼。感觉好吃极了，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它松软、酥脆、颜色鲜红。拿起一张煎饼，往上面抹点滚烫的奶油吃下去，鬼晓得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会使你忍不住去拿第二块。还有什么酸奶酪啦、鲜鱼子酱啦、鲑鱼啦、切碎的干乳酪啦，这些只不过是当做点缀和陪衬的小零碎而已。葡萄酒和伏特加酒多得犹如汪洋大海。吃完煎饼，大家就喝鲟鱼汤，又吃浇了汁的山鹑。一个个吃得那么饱，以致我父亲悄悄地解开肚皮上的上衣纽扣，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他的这种自由派作风，便用餐巾把肚皮盖上。这时候我已知道科祖林了，原来他是我们的长官，他现在恐怕也吃得够饱了，把自己的坎肩和衬衫都解开来，露出他的肚皮，一抖一抖的。午餐以后，大家也不离座，在长官的恩准下，又抽起雪茄烟，闲聊起来。我们都洗耳恭听，阿列克谢·伊万内奇大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话题幽默风趣，但都是有关谢肉节的。长官侃侃而谈，分明想显示一下他的机智幽默和说俏皮话的本领。我不理解他讲了些什么，可我的爸爸不停地捅我的腰轻声说：
“快笑呀！”
于是，我“哈哈”大笑起来，弄得大伙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
“对！对！棒极了，”爸爸小声说，“你瞧，你已引起他的注意了，他老人家正瞧着你呢，他也在笑……这样做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真的会赏给你个助理文书的位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