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这些警察非但没有抢占东宝，反而被东宝人打得鼻青脸肿。据当时参与此事的日本警察说，他们进了电影厂以后，发现厂内就如同战场一般，壕沟、铁丝网、碉堡样样俱全。这帮职业动画人跟他们交手时进退有序，甚至还有战斗阵形出现，而指挥者中就有斋藤。
原来，当时侵华日军因兵源紧张，大量发动国内各职业人员参军，仅东宝电影公司内部，就有300多名普通职员被征兵，参与了侵华战争。但是这些人大多与斋藤相同，在战场上消极厌战。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积累了正规战争的经验，这些演员大多跟八路交过手，深知打仗是怎么回事。而当时的日本警察因为不准配枪，只能用警棍，而且大多数都是在战后才当上公务员，毫无战斗经验，与这帮退伍的职业军人打，自然是落了下风。
心狠手辣的鬼子兵
斋藤邦雄只能代表部分日本人的形象，而当时日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军国主义的忠诚拥护者。他们不仅凶残暴戾，而且认为日军才是正义的一方。他们之所以这样想，完全是接受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洗脑。侵华日军在战争中还树立过很多典型，比如，在淞沪会战时，日军就曾大肆宣传过一个叫爆弹四勇士的日本“英雄”形象——这四人在淞沪会战中，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抱着掷弹筒冲向了中国布置的铁丝网，最后与铁丝网一起被炸上了天。
看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我们会发现日本军人非常有纪律性，其“服从命令”的天职也执行得非常彻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军官行事过火而引发的内讧时有发生。
松村国元死于淞沪会战。他死后被国内不明真相的民众奉为民族英雄，但事实上，其死亡完全是一个自取灭亡的意外。淞沪会战时，松村国元任少佐，其性情残暴，而战争又放大了这种残暴。他不仅对中国人狠毒，对日本人也同样狠毒。他手下有个名为衫浦的中队长，为人老实，待人亲切。可以说，他们二人是军队中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松村看不惯衫浦，便经常把最难的任务交给他，而且经常言语之间羞辱他。这种羞辱在军队中多被认可——日本社会至今仍有以强凌弱的文化遗存，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在弱者面前强者会越发凶狠嚣张，假如弱者敢于反抗，还可以得到“有骨气”的评价；如果逆来顺受，那会被认为“不成器”而越发受到欺压。这种对于弱者的压迫，别人也会认为是对其“鞭策”而给予理解。
衫浦偏偏是一个老好人，他不仅对松村的刁难逆来顺受，而且对自己的下属也特别好。淞沪会战展开时，松村派给了衫浦中队一个艰巨的任务——让他率领一个中队去攻打中国军队驻守最严密的江湾。结果可想而知——中队伤亡惨重，衫浦本人也当场被中国军队击毙。得幸归来的衫浦下属痛惜长官的阵亡，于是便期望松村为衫浦本人举办一个小型的告别会——毕竟，这是战场上唯一一个对他们还算爱惜的长官。
遗憾的是，松村并未将这一请求当回事儿，反倒出言羞辱已死去的衫浦与前来“邀功”的失败者。这种羞辱在平日或许能够被容忍，但这些士兵刚刚死里逃生，又失去了敬爱的长官，其内心的惨痛可想而知。哀兵必胜的反面是哀兵必反。松村此时就是在自寻死路——他的言语越来越不逊，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悲愤的士兵们当场开枪将其打死。
松村的残暴其实是战争人格的一种。是人都有人性存在，可为什么日本军官往往会在战争中表现出近乎畸形的残忍呢？其实这种残忍往往与其军队文化紧密相关。当时日本军队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战败的日本军官，必须剖腹自杀，这是为了保存个人荣誉，更是为了激励军人的抗争天性。在这种文化熏陶中，许多日本士兵的残忍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不忘老本行的大阪商贩师团
在日军中，松村一类的残忍者有，衫浦一类的心善者也有，人群永远如此，有残忍便有善良，有勇者就有怯懦者。日军中，有一个令人惊讶的、集体性怯懦的军团存在。
大阪第四师团之奇特，就在于其组成人员大部分为商人，这些商人在国内时便特别有经商头脑，热衷于低进高出、讨价还价。在战争期间，各类资源匮乏，他们也大行商道，做了不少不按常理出牌的事情。
大阪第四师团最大的特点是从来没有打过胜仗，虽然这支师团的组成人员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而且装备精良，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打过胜仗。为了训练该团的战斗力，日本军部特意派来了一位靠凶猛狡诈而臭名昭著的将领山下奉文来担任指挥官，给第四师团做军事训练。山下奉文绰号“马来之虎”，曾经在新加坡把英国将军柏西瓦尔打得上吊自杀，盟军曾将其视为自己最大的对手。
山下奉文奉命训练第四师团两年之后，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仗——苏日诺门坎之战。可是，第四师团竟然打了败仗。
1939年，日本关东军和苏联朱可夫将军的军队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发生战斗。当时，日军处于劣势，于是，紧急调来两支部队增援，一支是仙台第二师团，另外一支就是大阪第四师团。当时，仙台第二师团一接到增援的命令，马上整合部队朝诺门坎地区急行军，到了目的地之后，迅速地投入了战斗，然后迅速地被苏联打败，最后迅速地撤出战场，迅速地返回。第二师团是日军中典型的急性子军团，其行军特点就是快。
第二师团迅速备战的时候，第四师团在干什么？上级发现前线报告说援军迟迟不到，于是便派专员下去查看。谁知，专员到了第四师团后发现，全员生病，而且得的病皆不相同——有常规感冒拉肚子的，有非常规睡觉落枕的，有脚底下长鸡眼的。
在专员督促下，第四师团不得不“带病奔赴前线”。这一路上，第四师团的士兵们一步一个脚印，累了就歇、时走时停，美其名曰，不能以疲惫之师去迎战。就这样，同样的路程，第二师团4天就到了，第四师团却用了8天。到了以后第四师团才发现自己白来一趟：由于援军不到，前方日军几乎全军覆没，上头不得不命所有部队撤回，苏日双方宣布停战——第四师团白跑一趟。
当时，由于太过出名，第四师团被日军调离中国。军人遇到调动往往有告别仪式，告别时，每个团都有自己特定的语言。仙台第二师团的告别语有两种：情况好的时候告别，就说“武运长久”，意思是希望武力的扩张越来越大；形势危机的时候告别，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就在九段坂，战死者往往会被供入神社，其意自然是死后带着荣誉相会。而大阪第四师团告别时，只有一句话“御身大切”，其意指保重身体，别傻傻地只知玩儿命。
除此以外，第四师团内部还口口相传一套“三不要”原则——“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有了这三条原则，他们才能在战场上有那么多“骄人”的战绩。
1945年，日本投降，第四师团当时在曼谷休整，得到消息后，整个军团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家——当时，整个日军中都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就这一点来看，第四师团绝对是日军中的异类。
令人瞠目的是，回到东京的第二天，这支奇特的部队竟然集体跑到了驻日美军的军营前，这让当时的美军吓了一跳，全军戒备，以防出现意外。结果，这些曾经的军人竟然排着整齐的队伍，默默地坐在美军的军营前，在自己面前铺了块儿白布——他们从自己的军包中掏出了各式各样从中国带回来的战争纪念品，摆在布上，就开始吆喝着干起了老本行，原来，他们打算赚点儿外快，好回家过日子。
大阪第四师团为何对经商如此积极，但却对打仗兴趣寥寥呢？在古代日本各地，社会的基本结构是这样的：大名拥有土地，农民依附于大名的土地，形成严格的等级意识，所以，日本民众富有服从精神，狂热地效忠天皇。但大阪不一样——它是有名的商业城市，特别是第四师团，其成员都是成年人，他们大部分在入伍前已经从商多年，这些人与土地没什么关系，也不会去尊重拥有土地的大名，再加上这些大名总制定些苛捐杂税，让商人们交钱，导致这些从商的人对大名非常讨厌，对大名身后的政府也没什么好感，所以，也很难为天皇而死。
他们的信条是，不管为了谁，最好是自己好好地活着。再加上善于做买卖，他们和军方也喜欢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这就是残酷的战争在不同人性身上的不同表现——有的懦弱，有的嗜血，有的冷静。
老梁论成败
其实，真正嗜血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就那么一小撮人，这些人，一旦战败，接受正义审判的时候，往往会显示出自己色厉内荏的一面。而战场上还有一部分日本兵，是被军国主义洗脑的良民，他们在疯狂的杀戮中麻痹自己，当杀戮过后，他们往往会很难逃离各式战争后遗症，不断地忍受着噩梦的折磨。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像大阪第四师团这样坚持自己的生活信念的。虽然他们因为自身的原因，作恶比较少，但终究还是侵华日军的一部分，同样对中国人民犯下过罪行，手上也都沾着中国人的血。战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改变了这些斤斤计较的小商小贩的命运。
从武士道到军人道——日本人的洗脑术
“二战”时期，日本是一个奉行“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谓“军国”，意即将军事至上当成国策的国家，而军国主义本身所推崇的是“军事至上”或“武力至上”。使用传统概念来说，即以战争为手段，对外全面实施侵略扩张，压迫与奴役他国人民，对内则实行军事警察的暴力统治。
随着1860年日本全面启动“明治维新”并建立“天皇制”国家体制后，日本的民族教育开始由“尊皇”全面地转往“尊神、忠君、爱国”三位一体的军国主义教育，同时，忠节、礼仪、武勇、侠义、素质五项武士道精神，也不断地演变成了军人必须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武士道由此衍展成“军人道”。可以说，在侵华战争中，这种“军人道”思想就是由针对不同人群实施不同的洗脑方式而深入日本普通民众之心的。
不同人群，不同洗脑方法
“二战”期间，日本军方为了把平民百姓变成战争的机器，第一步就是洗脑，洗脑这招对付小孩比较简单。日本军方经常会组织小学生看一些比较暴力的比赛。比方说柔道拳击对抗赛，这种对抗赛往往是真的对抗，两者打得你死我活，电影中经常会有一些血腥刺激的画面。比赛之后，组织者会再放一场宣传军国主义的电影，电影中多是真刀真枪实拍的一些杀人场面，最后的结局都是日本取得了胜利，把太阳旗插到了“敌人”的地盘上；然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带动孩子们一起鼓掌——这叫热爱战争从娃娃抓起，所以，那一代成长起来的日本的孩子，都觉得打仗、杀人是最正常的事。
对付成年人，特别是有点儿知识的人，这一洗脑步骤会比较复杂，对此类人，日本政府的主要方法是思想蛊惑，比如向普通人宣传：日本人口增加、资源短缺，有些受灾地区的少女被迫对外国人卖身，所以日本必须要主动扩张。接着，政府还会宣扬种族论——日本的种族是最优秀的，却要忍受这样的资源匮乏，而别的种族猪狗不如，都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享有好的资源！最后，宣传者会进行总结：这样苟延残喘的和平是真的和平吗？我们必须用战争来获得真正的和平！
所以，在“二战”时期，不少日本民众都接受了这种“日本正义论”，并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但其中也有少部分不愿接受此类论调，而这些人往往在日本国内忍受着非人的待遇。
当时，这些未接受政府理论的日本国民被称作“非国民”，“非国民”就要忍受“非人”的待遇。日本对“非国民”的定义是，战争期间没有尽到国民的本分、没有为战争尽到义务的人，也就是思想犯，这些不容易被忽悠的人通常是日本的知识分子。
有个叫稻永仁的小学老师在日本战败后写过一本名为《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的书，在书中他提到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因为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他被判为“违反治安维持法”逮捕，并被贴上了“非国民”的标签，扔到了战场上当兵。
在军营中，“非国民”就意味着军队会默许任何人对他进行半公开的暴力行为。于是，不管是新兵还是老兵，谁不高兴都能揍他一顿，除了拳打脚踢，还有用36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的，这些都是打人的工具。
稻永仁说，比起五花八门的私刑，挨打是他最能接受的，因为还有各类侮辱个人尊严的私刑存在。比如，军营中有一种名为“黄莺越谷”的刑罚，该刑罚是指，让人弯着腰从床底下爬过去，再从床上跳回来，还要不停地发出像黄莺一样“咕咕咕”的叫声；还有把训练用的木枪交叉绑成像格子门的模样，立起来以后，让受惩罚者在另一头，从格子里伸出一只手，捏着嗓子以女声喊：“来玩玩呀！”这种模样其实就是学妓女揽客——被罚者声音不大不行，不柔媚也不行，若非如此，就要挨打，有些人甚至会被打得手都抬不起来。
一些老兵在私刑之前往往都会以“这是给你们灌输军人魂”为借口。这种公开的借口也表明了日军的一种普遍观念——军队就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组织。把人改造成没有思考能力，只会条件反射地执行长官命令的战争机器，这是把普通人改造成杀人机器的第二步。
以活人为靶子，锻炼杀戮之心
洗脑的目的是让日本的士兵接受战争，认为战争是必要的，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让新兵修炼成没有自我意识、只会服从命令的战争机器。而洗脑的第三步，就是把一个只会服从命令的机器，彻底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当时，日军将其称为训练心理素质，而其具体操作方法是练活靶子。
为了培养军人的杀戮心，侵华日本部队想出了这样一种惨绝人寰的方法——他们把在战争中俘虏的中国士兵排成一列，双手绑在背后，并在这些士兵的破烂衣服上面用红粉笔画上圆圈，标出心脏的部位。接下来，就让日本新兵开始练习拼刺刀，但是，刺杀时不能往红圈里刺。
之所以不能往红圈里刺，是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俘虏刺死，而往旁边刺，“靶子”活的时间会长一点儿，带给人的震撼也会更大一些。当时，这种训练场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刚开始时，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新兵自然受不了，他们脸色发白，刀尖打颤，特别是在看到、听到几刀下去人没死时的惨叫连连、浑身是血后，很多新兵都会面临精神崩溃的危险。但多次的训练以后，人心便会对这种残忍视而不见——在反复的活人刺杀中，他们已不再将对方视为活人，而是视为可以由自己任取性命的“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