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曾国藩在政治上最后失势，也是他自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该隐退了。最让曾国藩闹心的事要数天津教案了。俗话说，弱国无外交。曾国藩处理此案满含委屈，就因当时的清王朝实际上只有一个空架子。以曾国藩的聪明，他非常清楚自己主持这个事的后果。但是，在关键时刻，他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属无奈。
1870年，在当时的天津有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民叫武兰珍，年方19的他竟然用迷药拐卖儿童，被官府抓了起来。当时天津的知府叫张光藻，知县叫刘杰，二人联审武兰珍。为了逃避责任，武兰珍胡说八道说是受了法国天主教仁慈教堂的一个教民叫王三（也是中国人）的诱惑才干了此类丧尽天良的坏事。
为了核实此事，二人便派人到教堂询问王三。这种无中生有之事，教堂的大主教自然不会放在心上。没有想到的是，在发生冲突以后，法国人竟然开枪将知县刘杰一个名为高升的随从打死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自然难以平静收场。百姓平日便看不惯洋人，此事一出，彻底惹了众怒，百姓不仅把法国驻天津领事打死了，连他的秘书也给打死了。冲动是魔鬼，大家冲动起来，干了件更大的事—— 一窝蜂把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给烧了，并附带将附近的英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教堂也都给烧了，沿途打死、打伤不少外国人。
到了此时，已远非国内小事，7国外交部门自然不干，他们联合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还派出各自的海军舰队在塘沽口列队示威，要清廷给个交代，交代不好，便要“放马过来”。平心而论，此事确实因中国部分暴民而起。但老百姓多半盲目，他们与义和团一样，觉得只要打倒洋人就是对的。
朝廷两面为难—— 一方面不能得罪洋人，另外一方面也得考虑老百姓的呼声。最后，朝廷派遣曾国藩处理这个事。曾国藩在收到处理教案的圣旨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此去津门，有去无回”。他非常清楚这个事太难处理，处理好了无人感谢他，处理不好则需承受众人诋毁，弄不好，还会成为中国千古罪人。
所以，曾国藩走之前就写了遗嘱搁家里：“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最后，曾国藩把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两人革职发配充军，把参与打死人的中国暴民，抓了20个人判死刑，29个人流放，给死亡的外国人抚恤金49.7万两白银，并派人到法国及其他几个国家去道歉，双方就此修好。
曾国藩非常清楚当时的局势——两次鸦片战争，清廷从来没有打败过洋人，若洋人真攻入北京，清朝可能就土崩瓦解了，所以只能先维持稳定，争取时间搞洋务运动，让国家先强大起来。其实朝廷内部认为这件事情曾国藩处理到这种程度已经很圆满了，但民间对洋人积怨已深，自然骂曾国藩为洋人之走狗。
枪打出头鸟，办理“天津教案”的苦果导致曾国藩名声大跌，引起全国人民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此事给曾国藩带来了无法洗刷的耻辱，更彻底摧毁了他的精神世界。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20日），晚清第一汉臣曾国藩于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
老梁论成败
在时代的潮流里，任何一个人都是时代的产儿，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和生存环境，要想在历经大浪淘沙之后，仍然让历史牢牢地记住你的名字，你就非得有点儿真本事、干点儿大事儿不可。
曾国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那种难能可贵的“屡败屡战”的决心和斗志。除此之外，他能对自身进行深刻反思，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比照古人的榜样，“故诸葛败祁山，且谋减兵损食，勤求己过，非虚言也”。最终，以一介书生打败了太平天国，终于走完了他“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之路，成为一个“完人”。
当然这个“完人”也有很多缺点，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其为人之可贵。著名的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曾写《曾国藩传》一书。在他看来，曾国藩一生维护的是儒家文化，而他的整个人生，都体现出了孔孟之道的胜利。
生不逢时，名臣变身裱糊匠
“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晚清有个李鸿章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他与自己的老师一样，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有这样一首诗很是客观地描述了李鸿章这个人：“一生荣华出曾门，三朝辅政至中堂。少时有志匡华夏，老来失策亲虎狼。马关喋血卖国契，糊裱难堵漏风墙。辛丑叠恨终呕命，至死屈身背骂名。”
许多人把李鸿章当卖国贼来看，那么，李鸿章到底是不是卖国贼呢？实事求是地说，把“卖国贼”这个帽子扣在李鸿章头上，确实有点儿冤枉他——他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也非常有作为的晚清重臣。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晚清重臣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是“左宗棠做事，曾国藩做人，李鸿章做官”。这个做官并非全是贬义，李鸿章会做官，是因为他权倾朝野，客观来说，他也希望能够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而且，终其一生，都未放弃这一理想。
贵人相助，组建淮军救上海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受父亲的影响，从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远大的政治抱负，要出人头地，要追求功名利禄，不甘平庸。李鸿章的父亲，曾经考取过进士，后来李鸿章以其父亲为榜样，在24岁那年考中进士，直接进了翰林院，师承曾国藩。
1852年太平军起义，起义军把咸丰帝的八旗军打得溃不成军，这时候曾国藩组织的湘军成为一支生猛力量，与太平军打仗，接连击败太平军。为了自建功业，同时也为了向老师学习，李鸿章向皇帝请求，回老家安徽办淮军，为朝廷分忧。
不过，他一手组建的淮军战斗力奇差，在与太平军交手的时候接连吃了几次败仗，最后差点儿全军覆没，要不是当时安徽的巡抚把李鸿章救下，他可能连命都丢了。战败的李鸿章只得投奔老师曾国藩，在老师帐下当了一个幕僚。
曾国藩对李鸿章非常器重，知其有才，并愿意教授他。于是，李鸿章在曾国藩手下韬光养晦，不仅学到了治军手段，更学会了为人处世的道理与治世窍门。不过，李鸿章不是一个甘于平庸寄人篱下的人，跟着自己的老师虽然顺水顺风，但他绝不满足于为他人效力。
随后，太平天国的军队在安徽又陆续跟曾国藩的湘军打了几场仗，结果，这一次太平军攻下了安庆与芜湖，暂时打退曾国藩的部队，接下来又直接攻陷了南京。南京离上海很近，当时的上海已是大清的钱袋子。石达开的军队在1860年两破江南大营，剑指上海，上海滩岌岌可危。
上海富商慌了神，他们公推一个名叫钱鼎铭的去找曾国藩求救。钱鼎铭之父与曾国藩有同门之谊，因此，他一出马，曾国藩自然愿救援，而且，他也必须救援——上海乃大清重地，自然不能失给太平军，但若分散湘军力量，难保太平军不偷袭。
此时，李鸿章找到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求其推荐自己为将。曾国荃与李鸿章私交不错，于是便向哥哥提出，不如让李鸿章率部分军队回安徽，再次组建淮军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同意以后，李鸿章率曾国荃手下大将程学启的开字营和陈飞雄的熊字营，共计3000多人马回到了安徽。
到了安徽以后，李鸿章以这两队人马为核心，迅速在老家借助他父亲和一些宗亲的力量，笼络了10000多人，成立了14个营，浩浩荡荡地就开奔上海。
早在这之前，李鸿章已晓谕上海各个地方，让上海的富豪家家筹钱，共筹集了18万两银子。随后，李鸿章又雇了7艘英国的商船从海上把淮军10000多人运到了上海。但就算有3000湘军精英做主力，淮军战斗力依然不佳。此时，李鸿章又发挥了自己“借”的为官诀窍——当时，美国人华尔于上海组织了一支洋枪队，李鸿章花钱雇佣这支洋枪队来训练自己的淮军。
随后，李鸿章又向上海富商们借钱，买了3000条洋枪武装淮军，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孱弱的淮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出色的军队。正式与太平军开战之后，李鸿章对太平军是连胜三仗，严重地挫伤了太平军的锐气。李鸿章的淮军进入上海之后，又跟曾国荃的部队形成了对南京的合围之势，对于最后打败太平天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时间，李鸿章在上海滩威名大震。很快，李鸿章的淮军由14个营变成了50个营，人马到了70000多人，成为当时保卫大清的极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有了日后成事的资本。
杀降苏州城，奠定李鸿章清末名臣之地位
李鸿章之所以能够权倾朝野，与自身的努力与运气，还有曾国藩之支持分不开。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李鸿章兵不血刃率部进了苏州城，队伍虽然进了城，但包括郜永宽在内的八大王始终不肯缴械投降——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贪心不足的他们忘记了这样的事实——败者是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提要求的，而在当时，太平天国之败已成定势。
此时，李鸿章利用他们的信心，设计让他们率余部进入了内城之中。然后，紧闭城门，在城楼上往下射箭，这一射，整整几万太平军全部被屠。现代电影《投名状》中便有对此的描述。历史上称这一惨案为“苏州杀降”。杀降自古便是一件不祥之事，而此事更是为李鸿章惹了大祸。
此事出来以后，原先与李鸿章合伙打仗赚钱的洋人戈登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一气之下，戈登解散了他的队伍，和李鸿章翻了脸。随后，戈登还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苏州还给太平军。同时，他还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撤回洋枪队。
在李鸿章看来，杀了这些太平军是小事，他万万没想到洋人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酿成重大的外交事件，只得四处疏通、上下打点。此时，朝廷很知趣地站出来替李鸿章说话了，说这些太平军本身就背主求荣，背叛了洪秀全他们就该杀，所以李鸿章杀他们只是在履行自我义务而已。其师曾国藩也称赞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为了缓和矛盾，朝廷颁旨赏赐戈登，封他为提督，赐穿黄马褂，戴孔雀花翎。戈登向英国公使布鲁斯提交辞呈，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万两白银的赏金以及朝廷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抛开战争的是与非，这件因“杀降”而引发的混乱完全是两种文化观念撞击的必然结果。杀降这事虽然被许多人所不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加快了太平军灭亡的速度，在当时也有一定的正面意义，杀降事件标志着太平天国在苏南根据地的覆灭，为清廷剿灭太平天国提供了有利条件。
长期的内战并不利于国家建设与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崛起于内忧外患之际。无数史实证明，只有先保证国内局势的相对平稳，才有机会实行改革，使国家休养生息，逐渐走向富强。李鸿章此举加快了结束内部战争的步伐，使清朝那本已摇摇欲坠的政权又延续了近百年。
从李鸿章个人来讲，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权，才能施展他心中彻行洋务运动的抱负。此事之后，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签订辱国条约，再造玄黄者的难言之隐
可以说，李鸿章之所以能够逃过“杀降”带来的一系列反击，与恩师曾国藩的支持离不开。而李鸿章为了报答恩师，也往往会在朝廷中对他表示支持。
1864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围攻南京，太平天国岌岌可危。此时李鸿章已拿下了苏州，等于整个东南地方的局势已定。朝廷下令，让李鸿章带着淮军直扑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把南京迅速拿下，解决朝廷的心腹大患。
这本来是李鸿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可他却放弃了——此功应属恩师，自己不过是趁了湘军无暇之便而已。李鸿章随后上奏折称，淮军披荆斩棘攻打苏州，全军军士已累极，不适合再长途跋涉。他采用“拖”字诀，一拖再拖就不出兵。几个月后，曾国藩出兵将南京拿下。
李鸿章师承曾国藩，为人处世与曾国藩极为相似，而其人生轨迹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替大清朝背了黑锅。
李鸿章跟外国列强签订《马关条约》等一系列卑躬屈膝、丧权辱国的条约。确实，李鸿章在诸多丧权辱国的合约签订过程中，都是摇尾乞怜者，但冷静一想，这是他作为外务大臣的职责——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李鸿章自然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会留下好声名，他曾经对手下人非常愤懑地发过一通牢骚：“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虽然这番话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但他这一声浩叹却是真实而客观的。公平道来，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个悲惨结局，整个社会都要负责任。把全部责任都让李鸿章来承担，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投降派”，这确实是有些过分了。
实际上，李鸿章内心也不愿意去签署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不是一个傻瓜，他是出去看过世界的人。当初他和左宗棠、张之洞都积极参与洋务运动，想通过这些军事上、商业上的振兴，给大清朝带来希望。他多次直接参与洋务运动中的方方面面，非常有民族意识，希望这个民族富强起来。可是如果总与国外势力开战，国家就没有工夫来提高国力。所以当时李鸿章考虑委曲求全，哪怕割地求和，能够缓一缓，有工夫把大清的国力搞上去，然后再逐一收回来。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李鸿章希望维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可是这种考虑有他个人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因为李鸿章保的是岌岌殆哉的腐朽的清王朝，清王朝的灭亡不是他李鸿章能左右的。说来遗憾——他在民间顶着卖国贼的骂名，在清廷内部还要防止与自己不同阵营者的冷枪暗箭，他这一辈子活得并不舒心。
李鸿章的内心情绪从他的照片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中年时候的照片可以说是威风洒脱、踌躇满志；可看他晚年的照片，虽然依然不怒自威，却显得特别沉稳。他知道这个世间有很多无奈和凄楚的事，知道自己决定不了很多事；到了暮年，再看他的照片，那双眼睛，眼神非常深邃，整个人显得更沉稳，一点儿表情都没有——这时候他已经知道天命是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