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用于神经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我们是可以坚持这个看法的。神经系统通过互相联系而形成一个整体，其大部分，虽然不是难以超越的，却有着很大的抵抗力来防止一般的、一贯的兴奋紊乱。因此，正常人在清醒状态下，观念器官中的兴奋不能传递到知觉器官去，这样的人就没有幻觉。为了有机体的安全和效率起见，各器官复合的神经装置是十分重要的，循环和消化器官通过强力的抵抗而与观念器官分离开来，它们的独立性也就确定了。它们不直接受到观念的影响。但是抵抗脑内兴奋传到循环和消化器官的强度在个体之间是不同的。要想发现所有各种程度的情感性兴奋，就要一方面从一个完全没有“神经质”理想的人（如今很难遇到），在任何情境下心理行为保持稳定不变，而只是在必须执行特别工作时才受影响，无论在什么样的危险中，这样的人胃口和消化始终是好的，这是一类人；另一方面，从一个“神经质”的人，即使最小的刺激也可引起心悸和腹泻这样另一类人中研究。
然而，这可能是正常人具有抵抗大脑兴奋性传到营养器官的能力。这些抵抗与电传导线路的绝缘是一致的。当大脑兴奋的电压高时，在异常薄弱处就发生电流穿透绝缘处，而这种情感性兴奋则传到周围器官中。在那里接着发生一种“情绪的异常表达”。
我们已提到作为这个结果相应的两个因素，其中之一我们已详细讨论过了。这第一个因素就是高度的脑内兴奋，它不能通过观念性活动或运动性的发泄而降低下来，或其兴奋性太高，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处理。
这第二个因素就是传导的特殊通路中的抵抗异常微弱。这可由个体的先天素质（天生的倾向）所决定；或可由持续长时间的兴奋状态所决定，就像有人会说的，“他的神经系统的整个结构松开了，降低了整体的抵抗能力（青春期的倾向）”；或可因为身体虚弱的影响诸如疾病、营养不良（由于耗竭状态的趋势）所决定。这些特殊传导通路的抵抗可因促进出人大脑的通路的有关器官以前的疾病而降低。一个有病的心脏较健康的心脏更易受情感的影响，一位患子宫旁组织炎的女士对我说：“我的腹部有块共鸣板，如果发生什么事，就会引起我以前有过的疼痛。”（由局部疾病所致的倾向）
在运动性行为中，情感的兴奋在正常情况下的发泄常常是无用的，而运动性行为却是有顺序的和相互协调的。但是一个过强的兴奋可能会迂回地发泄或突破协调中心，以原始的运动方式溢出。在婴儿中，除了哭叫时的呼吸动作外，情感的产生和表达只是以这种原始的肌肉不协调的收缩如弯曲身体、乱踢的方式。在发展过程中，肌肉越来越多地是在相互协调和意志力的控制之下。但是，表示整个躯体肌肉运动至最大用力程度的角弓反张、乱踢及来回猛烈摆动的阵挛性运动是终身存在的，它们是大脑最大兴奋的反应方式——是癫痫发作的纯粹生理性兴奋的反应方式，也是或多或少癫痫样抽搐中大量情感发泄的反应方式（即癔症发作的纯运动方式）。
确实这类异常的情感反应是癔症的特征。但它们也可发生在不是此症的情况下。他们所显示的或多或少是高度的神经紊乱，而不是癔症。倘若他们的出现是一种情感的后果，虽然其很强烈，有一个客观的基础，但这样的现象不能描述为癔症性的。只有当它们明显地自发出现，成为一种疾病的特征时才是癔症性的。根据许多观察，包括我们自己的观察，表明后者是基于记忆——回想起最初的情感，或者是事实上那些反应没有发生，而只是以回忆这些反应而取代它。
也可做这样的假设，即任何一个正常智力的人在心灵处于休息时，一系列的观念和回忆穿过他的意识中。这些观念是不太逼真的，他没有在记忆中留下痕迹，也不可能在以后说联想是怎样发生的。然而，如果一个观念在最初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当它出现后，则那种情感以或多或少的强度恢复。因此这个被情感“色彩化”的观念清晰和生动地出现在意识中。由记忆释放的情感强度有很大的易变性，根据不同影响，其情感量在暴露中的“损耗”，特别是根据最初情感已被“发泄”的程度而定。在《绪言》中我们指出，例如在一种受辱时的发怒情感在多大的变化范围内，通过回忆而再现，这就取决于这种受辱时的情感是否被偿还或沉默地忍受着而定。如果在最初的情景下充分地达到了其心理反射，则对它的回忆所释放的兴奋量是十分少的；若不是这样，则回忆永远迫使受辱对象的嘴说出当初被压抑的辱骂性的话，这可能就是对当初刺激的心理反射。
如果最初的情感不是正常地发泄出来，而是以“异常的”反射表现的话，则后者同样是通过回忆释放的。这种由情感性观念引起的兴奋被“转换”（弗洛伊德）成躯体的症状。
这种异常的反射可能因为经常的重复而被完全容易地表现出来，这似乎可能是释放观念的作用力是如此的完整，以致情感本身的出现竟是微弱的，甚至完全不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完成了“癔症转换”（hysterical conversion）。再者，这时的观念不再产生任何心理上的并发症，可能患者忽视了这个观念，或者即使它出现了，也很可能被遗忘，就像任何其他不伴有情感的观念一样。
如果我们记住事件的相反顺序过程，而且又没有发生原先已形成的反射，则我们较易接受这样的可能性，即引起一个观念的脑内兴奋以这种方式被某些周围通路的兴奋所置换。我将选择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例子，以喷嚏反射来说明。如果鼻粘膜的一个刺激因某种原因不能用喷嚏这预先形成的反射而释放出来，则引起一种我们所熟知的兴奋和紧张的情绪。这兴奋不能沿着运动通路而溢出，这时就抑制着所有其他的活动，并波及大脑。这个日常生活的例子告诉我们当心理反射（psychical reflex）、甚至是最复杂的心理反射不能发生时的模式。上述我们讨论的兴奋和报复本能的特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并且我们能遵循这同样的过程甚至达到人类成就的最高领域。歌德没有觉得他有这方面的经验，直到他以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发泄出来后才觉察到。他的情况是属于他预先形成的反射情感，只要这种情感没有引起痛苦，则他的兴奋的增加便持续存在着。
大脑内兴奋和周围通路的兴奋过程在量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也只有在没有反射被释放的情况下前者才会增加；当脑内兴奋转换成周围神经的兴奋时，则它减少和消失。因此，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本应该产生情感的观念立即释放了一种异常反射，即一当兴奋产生就立即溢出，则不会产生可观察到的情感。“癔症转换”那时就完成了。最初属于情感的脑内兴奋已转入周围通路中的兴奋过程。最初是一种情感性的观念，这时不再激起情感，而只是异常反射（abnormal reflexes）。
现在我们所走的一步已超出了“情绪的异常表达”。癔症现象（异常反射）似乎不是意念性的，甚至善于观察的聪明病人也是如此，因为引起癔症的观念不再带有情感色彩，不再在其他观念和记忆中被划分出来。它们的出现纯粹是躯体症状，显然没有心理基础。
是什么用一种产生特殊的异常反射的方法，而不是某些其他反射的方法来决定情感释放？我们的观察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很多病例中表明释放是遵循着“最小抵抗性原则”，并且其发生是沿着其抵抗性因为反复发生而被削弱的那些通路上。这包括了我们已提到的由已经存在的躯体疾病促成一种特殊的反射的情况。例如，如果某人经常患心绞痛，这也可能由情感而激起。另外，一种反射也可因为情感最初发生时有意涉及肌肉的有关神经支配而容易被挑起。因此，安娜·O（第一个病例）在惊恐中试图伸出过去靠在椅背上睡觉的右臂来挡住蛇；从那时起，当她看到任何像蛇样的物品时，就引起她右臂的强直。或者在她的情绪中她强制性地双眼对在一起去看表的两根指针，而这种会聚性的斜视再次成为那种情感反射的一种，等等。
这是由于同时发生的作用实际上在控制着我们正常的联想。每一个感知觉都把最初同时出现的感知觉召回到意识中（参看教科书里举例羊的视觉想象和咩咩叫的声音等）。如果最初的情感伴有生动的感觉印象，则后者在情感重现时会再次被回忆起来；而由于这是一个释放过量兴奋的问题，因此感觉印象的出现，不是作为一种回想，而是一种幻觉。我们几乎所有的病例都提供了这样的情况。这也发生在一个女病人中，她在经历一种疼痛情感的同时，因牙骨膜炎而患剧烈的牙痛，之后无论何时当她的这种情感重新出现或甚至回想起来时就患有眶下神经痛。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按照联想的一般规律而促成的异常反射。但有时（虽然必须承认，这只发生在较严重的癔症中）联想观念的实际顺序存在于情感和它的反射之间。这里我们是通过象征主义而做此决定的。促使情感和反射的联结常常是利用某些玩笑的词语或有关声音的联想，但这只发生在似梦中的状态下，那时一些临界能力处于低下而且处于我们这里要处理的一组现象之外。
对于我们来说，在许多病例中，其一系列的决定因素仍然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常常是很不完整地窥探病人的心理状态，而且对于癔症现象在最初起活跃影响的观念方面的知识也不完整。但是我们可以假设该过程完全像我们在某些较感兴趣的病例中能清楚地观察到的那样。
释放最初情感的经验，即兴奋转换成躯体症状，我们把它描述为心理创伤，以这种方式引起的病理表现，即由创伤引起癔症症状（术语“创伤性癔症”已应用于这些现象中，如作为生理性损伤的并发症，创伤，这个最狭义的词语，构成了“创伤性神经症”类别之一）。
由创伤决定的癔症现象的发生与由心理兴奋的癔症转换完全相似，这种心理性兴奋既非来自外部的刺激，又非来自正常的心理反射的抑制，而是来自于联想过程的抑制。由兴奋所引起的最简单的例子和典型是我们想不起一个名字或不能解出一个谜语等等。如果某人告诉了这个名字或给了我们这谜语的答案时，则一连串的联想便停止下来，兴奋消失，就好像其处在反射链的尽头一样。由阻断一系列的联想所致的兴奋强度与我们对其所感的兴趣程度成正比一一就是说，与它们使我们的意志投入行动的程度成正比。然而，由于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无论其可能是什么，总要涉及大量的工作，虽然可能无意义，但是即使强力的兴奋供使用，并且没有受压制而释放，结果也从未成为病理性的。
然而，如果由于同等重要的，不可调和的观念抑制了联想过程，例如如果新的思想与过去建立的观念情结有冲突，则这些联想一定会成为病理性的。我们怀疑许多服从宗教和过去更多地服从宗教的人们所受的折磨就是如此。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病人的某些意志兴趣发生作用，兴奋及其伴随的心理痛苦（不愉快的情绪）反而可达到某个相当的高度。例如，一个多疑的人感到自己在幸福和灵魂的拯救上受到威胁。然而，当某人成长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情结与某些事情的回想有冲突或只是某人自己的想法与一些事不相容时；换句话说，当某人感到良心上的一阵极度悲痛时，则这样的一个因素始终是存在的。出于个人自己的人格和被满足的意志兴趣在这里发生作用，由于它抑制了联想而使兴奋增加达到最高程度。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像这种不可调和的观念之间的冲突有其致病的作用。问题主要出在观念和过程与性生活有关联：一个道德敏感的青年会有手淫；一个严格谨慎的已婚妇女会意识到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的诱惑。事实上，性欲感和观念的初次出现极其经常的是其本身就足以产生一种兴奋的强烈状态，而这是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道德纯洁观念存在着冲突的缘故。
在这类兴奋状态后通常接着出现心理并发症，诸如病理性的抑郁和焦虑状态（弗洛伊德，1895b）。然而，有时同时发生的情况产生一种异常的躯体症状，在这时兴奋被释放。因此，当不清洁的感觉产生一种恶心的生理感觉时可能出现呕吐或神经性呕吐，就像安娜·O这个病例中（病例一），道德的焦虑激起了会厌的痉挛等。
对因极其强烈和不可调和的观念所致的兴奋做出一个正常的适当反应是用言语说出来。一个敦促这样做的有趣的逾常情景可用米达斯的理发师的故事来说明，他向不可信的人大声说出自己的秘密。我们遇到同样的冲动就好像主要的历史风俗中的基本因素之一，即罗马教堂的忏悔。诉说事情是一种宽慰，即使当这个人不是对神父诉说或即使诉说后没有罪恶的赦免，但这发泄了紧张。如果不是这样释放兴奋，则有时它转变成躯体现象，就像附属于创伤情感的兴奋一样。以这种方式所产生的全部癔症现象，弗洛伊德描述为郁积性癔症现象。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癔症现象产生的机制上的说明受到的批评是太公式化和太简单化了。因为一个原来没有神经病变的健康人，他有独立的思想和自以为身体很好，但他可能发展成真正的癔症症状，这其中必然有许多同时存在的情况。
下述病例可作为该过程复杂性质的一个例子。一个12岁的男孩，以前曾有夜惊，其父有高度的神经质。一天他从学校回家感到不适。他诉说吞咽困难和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