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前景灿烂，不容侵害，否则必遭惩罚。如果各种心理科学的代言人只要研究精神分析，便能够把分析的方法和态度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那么，他们仅满足于从分析中读到的那点发现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通过唯一可能的途径——亲自进行精神分析来逐渐学会理解分析。因此，需要分析的神经症患者，他们从智能动机出发接受的往往是二流医生的分析。他们承认分析，但又希望他们自己偶尔也能加强能力。为了实施精神分析需要大批的分析家，他们不需掌握太多的医学知识。但这些“教学分析家”（teaching analysts）——让我们这样称呼他们——需要接受过特别细致的教育。如这一要求能达到，必须给他们从有启发、有受益的病例中积累经验的机会。因为缺乏好奇心的健康人并不会求助于精神分析家，所以只有神经症患者才有可能求助于分析家，进而使“教学分析家”在严格的监督下获得今后的非医学性活动所必需的教育。所有这一切要求有一定限度的活动自由，来不得一点限制。
或许你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纯理论意义，或者你不允许这些理论影响非专业分析问题。那我告诉你精神分析还有另一个应用领域——一个超越庸医以外的、医生很少问津的领域，我指的是培养儿童这一领域。假如一个孩子开始表现出不随人意的发展倾向，假如他变得易怒、倔强和心不在焉，那么，儿科医生，甚至校医都无能为力，即使儿童已明显表现出神经症症状，如紧张不安、厌食、呕吐或失眠。由愿意关心孩子世界并懂得怎样通向孩子心理生活之路的那些医生来实施分析与教育措施相结合的治疗，能够立刻产生两种效果：消除孩子的神经症状和改变他们已开始的不良性格。我们认为儿童的这些不明显的神经症是他今后生活中严重疾病的基础，故对儿童进行分析是对其后天疾患的最好的预防方法。不可否认，精神分析仍有它的反对者。我不知道他们（反对者）是否有办法阻止教育分析家或分析教育家的活动。我认为这种阻止不太可能，但人们也不能太乐观。
让我们再讨论一下对成人神经症进行分析治疗的问题，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探讨也不是不遗余力的。我们的文明把几乎不能忍受的压力强加在我们身上，这种现状得改变一下。不管有多么困难，精神分析注定要成为人类改变现状的方法，这样想是不是太离奇了呢？也许某个美国人会偶然想到花一点钱让他们的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接受分析培训，把他们变成同文明神经症作斗争的救护者。
“哈！一支新的救助大军！”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想象是有根据的。到那时涌往欧洲学习的热情的人们都不会去维也纳，因为那里的精神分析还没成熟就被禁止了。不要笑。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取得你的支持，一点也不是。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也不能向你保证这种事肯定发生。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即你对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所做的结论一点也不重要。它可以在小范围内发生一点作用。但真正重要的事情——用心理分析影响人的性格发展的可能性——决不会受规定与禁令的影响。
跋（1927）
我写这本小册子（它是日前讨论的起点）的直接诱因源于一起在维也纳法庭的对西奥多·赖克博士（Theodor Reik）——一位非医务人员——进行了精神分析的诉讼案。我认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所有的先期诉讼程序进行完之后，接纳了众多专家的意见，这起案件终告结束。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本书作用的结果。只是这诉讼案论证太不充分，可悲的原告提供的是不值得信赖的证词，所以取消对赖克博士的起诉，或许并不是维也纳法庭对一般的非专业人员从事精神分析问题的深思熟虑后的判决。当我要在我的小册子里描绘出我的对话者——“公证人”的形象时，我想起了一位高级职员。他是一个态度友好、非常正直的人。我跟他谈起赖克案件，应他的要求，我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个人观点。我知道我没有使他确信我的观点，这就是我与“公证人”的谈话也没最后达成一致的原因。
我也不奢望我会成功地促成那些精神分析者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上的态度取得一致。在这个讨论中，任何把匈牙利学会与纽约派的观点相比较的人都可能会得出结论：我的书没产生什么效用。每个人仍坚持自己以前的观点。但我也不相信会是这样。我想我的许多同事已修正了他们的极端偏见。他们大多数已接受了我的观点，那就是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应按照传统办法来处理，但它若起因于新情况，就需求新的判断。
我对于整个讨论的观点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认同。我的主要看法是：重要的问题不是精神分析者是否取得医学文凭，而是他是否为从事精神分析而进行过必要特殊的训练。非常迫切的、须首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训练最适于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我现在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不应是医学院校为未来的医生制定的那种训练计划。我认为医学教育对达到专业精神分析是既费力又曲折的办法。确实，它提供精神分析者许多所必需的东西，但又使他学了太多对他无用的东西，而这容易转移他的兴趣，并影响他对心理现象的理解与思考。应制定一个精神分析专家的训练计划，它必须包括精神科学、心理学、文明史和社会学以及解剖学、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知识。作为一项智力与观察力的训练，应教的内容实在太多。人们有理由相信，有一些课程还是被忽略了，尽管它们对精神分析实践的影响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这个训练计划也很容易遭到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种精神分析院校并不存在，只是我个人的理想而已。确实，这是个理想，但却是个能够而且必须实现的理想。在我们的训练机构里，尽管有许多方面的不足，但理想已开始变为现实。
读者们会注意到，对我所假定的公理仍存在很大争议。我曾假设，即精神分析并非是医学的特殊分支。我不清楚怎么会对此有争议。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不是旧意义上医学心理学的一部分，也不是病态心理学的一部分，而只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当然，它不是心理学的全部，但它是心理学的结构，或许还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把它应用于医学的目的并非不可以，但这不表明它隶属于医学。电击和辐射也有它们的医学应用，但它们所隶属的学科只是物理学。这并没引起历史性的争议。整个电击理论源于对神经肌肉反应过程的观察，然而今天无人梦想把它说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人们辩解道：精神分析是内科医生在努力帮助他的患者过程中发现的，但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更进一步说，历史性的争论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可回顾一下历史，从一开始，医学界就用一种不友好、其实是敌对的态度对待精神分析。这似乎可以表明，医学界从不承认今天的精神分析，尽管我不能接受如此暗示。但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看，我仍有些怀疑医生们对目前精神分析的追求是基于阿伯拉罕（Abraham）的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他们是为了破坏还是为了维护精神分析的目的而希望拥有他们反对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