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九时，溘然长逝矣。痛哉！同行诸人，议在协和医院入殓，治丧处及停灵处，群主以社稷坛为当。乃通知段执政。执政得信，议论纷纷，分赞成反对两派。京中人亦如之。有熊希龄者，湖南凤凰人，曾应科举登第，湘省之名贤也，屡在北京组阁，故颇得执政府与人民之信用。彼闻总理停灵，时有意见争执，乃出而斡旋，政府与京中人，始均释然。乃段执政派代表王某到顾邸，与兆铭接洽，竟表示执政府对社稷坛治丧，不能同意。兆铭语余：“总理创造民国，今应芝泉约，到京病故，在社稷坛治丧，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执政府竟反对，派王某达意。王现尚在此，兄盍有以折之。”余闻言发指眦裂，即呼代表来。兆铭指余语代表：“此李协和先生也。”余乃以“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乃得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尚能持异议耶”等语折之。王气馁，即答以归报执政而去。
入殓时，由莫斯科代表鲍罗廷引导先行。总理遗骸，覆以国旗一面，舁入协和医院，并用莫斯科送来玻璃棺殓之。诸同志分为若干组，次第舁之而行。第一组由汪兆铭领导，余领第二组。国中诸贤达，颇有冀得一舁为荣者。盖因诸同志事先决定，非其人则不与之舁也。抵社稷坛，厝灵榇于大殿正中。诸人均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而退。兆铭此时言及总理，辄涕泗滂沱，如丧考妣。乃不料其至今日，反效秦桧及张邦昌卖国行为，惜哉！
停灵后，远近来吊者日十余万人。段初拟亲自来吊，旋忽托词脚肿，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致祭。余等初以执政将至，布置极为周密，余并亲撰答谢书一封，措词立意，恭敬稳练。其辞曰：“邦国不幸，元首上宾，举国悲哀，山颓安仰。中山罹病之始，承执政府派员视疾延医，厚谊隆情，靡不周至。今日开吊，复蒙执政躬临祭奠，并致哀词，家族及治丧同人，实深感德。回忆辛亥建园，中山倡之，而合肥和之，马厂起义，则合肥倡之，而中山和之，是中山与合肥，在民国以往之历史，已有至大之关系，为全国人所敬仰。曹吴乱国，联合兴师，合肥与中山又共扶国难，是合肥与中山在最近历史，其密切之关系，更有异于寻常者。中山与合肥实吾国两大天柱，兹不幸折其一矣！后此两公应负之责任，则合肥一人应负之。羹沸频年，四百兆同胞，陷于水深火热者，不获绥济须臾，想合肥视民如伤，必有以慰九泉良友海内同胞者。烈钧代表致谢，而远引及此，表同人敬慕贤者之意耳。惟合肥察焉。”旋闻派龚代祭，全体索然。然当时犹有人民及学生二三千人，集于阶前，欲瞻仰执政之威仪也。执政能失信于治丧处，而治丧处不能失信于人民，余乃对众作简单之演说，略谓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诸位青年，今后当注意改造时势，必须郑重人选也。并宣布执政不能来之原因，众大哗。龚到时，守门学生，不许其由中路而上，龚不得已，乃由侧门。龚致祭后，梁鸿志复来，余即以答谢书，交彼带去。段得书大悔。
冯玉祥闻总理逝世，有电致鹿钟麟云：“孙中山先生者，国民党之总理，而世界之伟人也。今应执政约，入京商国事，不幸病故在此，党国遂失领导，伤痛无已。闻已推定诸贤治丧，由李协和总其事，余远在张家口，不能即来参加，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之事，望吾弟悉听协和命。倘因此发生意外。兄与弟当共负其责。”钟麟访余，以电示之。余遂商鹿部署，此后乃无不克举办之事。治丧费用浩大，幸孔祥熙综计开支，费用得以不匮。
开奠三日，吊者塞途。各方挽词，备极哀崇。为数尤夥，堂庑皆满，多有重叠悬之。中多杰作，惜无从记忆耳。余挽词云：“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挽词除个别字外，与前录相同。但《民国日报》明载：“总理逝世三周纪年，李烈钧有挽词曰……”故此处所记时间有误）武宁孝廉潘学海笔也。
次日移灵，余集合鹿总司令派来官兵训话，并制图表，分散诸人，令其照行。灵车用炮车一辆曳之。至碧云寺，先用多数木板，搭成一长坡形之斜道，总理灵榇到后，目前舁灵诸人，仍按原定计划，上前服务，以数十丈长之麻绳，系灵榇之首端，曳之而上。总理英灵，遂暂安息于此寺中。一切布置，皆孔祥熙设计规划者也。
在北京诸友，虽日忙治丧，然时时集会讨论今后应行之工作。（惟兆铭与鲍罗廷辄作密谈）咸以为中国革命诸同志，只知注意南方，对北方颇少注意，故革命事业，未能彻底完成。今后应改变观念，纠正昔年之方法与方向。众意佥同，由是多数人悉注重北方。余以国民第三军总司令孙岳，曾为庐山牧马厂督办，复为旧友，第二军总司令胡景翼，为余在日本大森所办浩然庐之毕业生，亦有数面之识，惟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冯玉祥，但耳其英名，而未尝谋一面也，总理丧事又承其来电关照，颇得便利，中心至为感激，拟往谢之。旋得前司法总长徐谦之介绍，准备前往张垣。
余是时因治丧伤感与劳顿，往香山雨香馆休憩。雨香馆者，冯幼宇之私第也。一住多日。适林森、张继、邹鲁诸贤，联袂惠临，告以本党之危机，旋即在西山召开会议。
冯得徐书后，益知余之为人，即派员赴香山迎余，执礼甚恭。余以其厚谊可感，乃行。比至，焕章已亲率军队，迎于车站，握手言欢，彼此均有相见恨晚之慨。旋即聘余为总参议，任操场及讲堂工作。此后国民军及北方诸事，乃得与闻。而焕章之卓然异人处，招贤以礼，治兵有法。余意焕章待友极勤恳，人或以虚伪毁之亦过矣。
国民军旋与奉军作战，焕章请余至山海关指导一切。余请派助手，乃增聘声涛为副总参议。余与声涛遂偕行。同卧山海关旅舍，时以电致焕章，贡意见。焕章复电，亦有“相见恨晚”之语。声涛曰：“此指公也。”余曰：“此指兄也。”居数日，复接焕章电曰：“余有事西行，此间诸事，已交张之江、鹿钟麟负责办理。望两公弗以焕章远处苏俄，而吝教益。深望两公仍以昔日赐教焕章者，教张、鹿也。”
有俄籍军事教官数十人，分任各军教育极勤谨，焕章亦甚礼遇之。教官有回国者，焕章必祖饯尽礼。间或请余作陪，席间有时请余代表致词。余尝宣讲三民主义之价值，及与共产主义同异之点，俄人亦殊感动。
南苑四通八达，为通各方之孔道，居民辐辏。焕章驻军于此，各兵士之家属，有远近来探视者，焕章均令各部队长官为之款待，去时并令送给川资。兵士有疾病，则延良医诊视。有一兵士，患败血症多年且剧，良医束手，焕章问医曰：“亦有法医治否？”医答曰：“有，但处方不易耳。”焕章曰：“盍言之？”医曰：“颇难。”再问之，则谓：“病入膏肓，非输血不可。此须选得年轻力壮，身体洁净，而又有输血之诚意者乃可。”焕章乃握医生手曰：“我有诚意乎？”医曰：“先生治军，素以诚闻，视官兵若子弟，故军队亦能戴先生如父母，敬先生为神明，在北方诸贤。罔不知者。”焕章乃伸臂注视医曰：“速取针来，即取我血输之可也。”医不敢取，又不敢不取，焕章乃笑引关公割骨故事，谓医曰：“取则取耳，何用踌躇！”医始大胆取血，满三百CC而止。全营官兵，感激涕下，狂呼总司令万岁。营中兵士，无论年龄大小，遂无不乐为之效死矣！余虽远在他方，闻其事亦为抆泪不止。噫。此其所以为焕章欤！
首都奠定及龙潭之役
十五年十月，国民革命军克江西，余奉命赴赣，乃南下，取道港、粤前往。既抵粤，寓治河督办署。督办戴恩赛，先总理之东床，亦余之旧雨也。时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驻南京，势颇盛。余与孙为留日同学，乃寓书劝以大义。得复谓：苟余前往，愿以苏、浙、皖三省归诚，而免地方糜烂。余以南京为总理指定首都，若乘此底定，宁不甚善，因决计赴沪洽商。比抵沪，函招驻沪军长周凤歧晤谈。使者返，乃以俟布防妥晤见答。余知事已中变，遂改由闽赴赣，而命秘书熊公福，溯江上抵赣。后知孙仍主抗，为之太息。然我军是时已招降皖省，出师浙江，余遂奉命主赣政焉。
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率师攻南京，克之。孙传芳退走徐州。同时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下浙江，进克上海，北军势益蹙。时国民政府，已由粤经江西迁汉口，而共党分子，恃功骄恣，党中异趣之徒，真对蒋总司令中正怀不满，于是宁、汉两方，呈分裂之象。余欲求调解，乃与谭延恺由南昌赴汉口，商决召集三中全会。南京中委出席，仅余与延恺数人耳。
开会时（实际指七日预备会），主席孙科报告预备会决议案毕，旋即提出国民党总章修正之动议。众多赞同，延恺起立，反复辩论不稍屈。正争执间，唐生智忽排挞而入，向大会报告，解决总司令卫队及送陈铭枢登舟之经过情形，闻者多有喜色。主席乃宣告休息。余见会未终，众各纷纷散去，乘间辞出，渡武昌至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询以开会情况，余答曰：“所幸总司令未来耳。”旋即飞电南昌，谓：“钧急返。”当日（应为次日）乘长兴轮抵浔，换车赴南昌行营。总司令蒋中正待余，握余手曰：“如何如何？”余曰：“请速作移节之计。南京本为总理指定首都，国府势必迁往，方足以奠国本而壹观瞻。”蒋公然之，遂东下。未几南昌果发生“四二政变”，程天放、许鸿、罗时实、王冠英，巫启圣、曾华英、钱品松诸同志被捕，群情愤慨。余不忍操同室之戈，糜烂地方，乃迁驻上饶，先后由姜伯彰、巫启圣、王镇寰、刘伯伦、蒋笈、徐惠如、许鸿等分负党政责任。会程潜攻克南京，余亦兼程赴宁，与中央诸公成立国民政府，定鼎金陵矣！
是年七月，王天培师溃徐州，蒋总司令诛之，因愤而去职（蒋介石八月十一日杀王天培，二十二日辞总司令职），总司令部遂结束，而由军事委员会继统诸军，北军势复猖獗。其时首都初定，谭延恺、蒋中正、于右任、张人杰与余五人，受命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年九月十七日，国民党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开会议决，推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府其他常务委员为胡汉民、汪兆铭、蔡元培、谭延恺。此处所记有误）。为时未久，建国规模，正事规划总司令部既结束，首都形势，骤告紧张，人民纷纷迁徙，京沪列车，几至无插足地，凌乱之状，不可殚述。因而人心浮动，纲纪荡然，政府大员，且不少走沪上者。余虑纷乱至此，万一国本动摇，则革命大业，功败垂成，将何以对总理暨诸先烈，且何以慰立功将士之志，正力谋安定人心，维持秩序，不意孙传芳突在江北蠢动，风声鹤唳，全京骚然。余为国本计，独持镇定，不为动。幸国府党部，尚有少数干部，如许静芝、李安、王子壮、萧同兹、汤增璧、许鸿等，皆极得力，余乃奔走布置，士气大振。
未几，孙传芳所部号称数才，突在龙潭附近，偷渡江南，有进犯首都之势。余乃急电第七军李总司令宗仁、东路军白总司令崇禧，即率所部入都警卫，并电令海军司令陈季良、陈绍宽速率海军全部，入都警戒龙虎狮马诸山之线，并告以孙部渡江，系乘小艇偷渡，且有坐木盆浮水面而来者，俾知所警戒，令其沿江截击，以分敌势。幸李、白两总司令，行军神速，不数日即全部到达，加入前线。时孙部虽偷渡，部署犹未定也。其时第一军何总司令应钦，得余电，亦率部由无锡、镇江进逼，我军遂大合围。刘峙时驻笕桥，闻讯率第四团疾趋龙潭。行至中途，火车相撞，血流被面，左右劝少休，峙曰：党国生死关头，何能计及个人。裹伤前进，与孙军激战于龙潭，破之。孙逆传芳渡江部队，经我围剿大溃，孙逆仅以身免，其部队夺舟北渡，坠江溺毙者，不可数计，狼狈情形，真有舟中之指可掬之概。数日之间，龙潭战役，遂告结束，首都根本重地，因得安如泰山。余治军数十年，身经百战，然未有破敌神速如是役者，是皆何、李，白、陈诸公之力也。
首都复奠，各大员及全京人士，先后回京。乃一面安定人心，一面策划北伐。次年三月，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复职（蒋介石复职，为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继续大举北征，迭下徐州、泰安，遂克济南。冯玉祥亦统率革命军，于九一七誓师后，解长安围出师潼关，会议徐州，参加北伐。其时日本帝国主义，与北京军阀勾结，阻我义师，于是有“五三惨案”。余旧部蔡公时烈士，受命为山东交涉员，被执不屈，死之。一时殉国或被戕者，正不知几何人，伤哉！嗣后几经交涉，我北伐之师，始得长驱北进。五月克北京，张作霖退出关，为日本炸死（六月四日，张作霖于皇姑屯被日炸死）。张学良继承父职，旋亦易帜。北伐大业，遂告完成，全国亦由是统一。
翊赞中枢及审判张学良经过
自十六年（当为十七年）全国统一后，余因养疴沪滨，对中枢政治，未负实际责任。而期望精诚团结，一致御侮之忱，无时或已。以故党国中多变故，而余则奔走南北，斡旋和平，誓本至诚，妄抒刍议，自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幸各方有力者，均知以大局为重，一心一德，齐赴事功，虽目前战事不免小挫，而最后胜利，终属于我。然卒能造成今日有利之形势者，固不尽余言之见听，而本党领袖，与党内外贤达，同舟共济，俾抗建前途，一趋光明。内而慰全民之愿望，外而得世界之同情，将由此一战而强中国，而维持全人类永久之和平，以企于大同，私心为之称快。
致中央电
南京中央委员会尊鉴：电示诵悉。数年以来，钧以民主政治，难期实现，益以多病之故，未获恒驻襄辅，良用歉然。昔孙子膑脚，犹能乘牛车，为齐划策，破魏救韩。钧故体弱，但日人横暴若此，合力御侮，焉敢不勉，大计决定，自当入京。师克在和，众擎易举，本党军人之散居各地者，想已分电遣使奉邀矣。谨复。李烈钧叩。
致中央电
国事危殆，亦云极矣！救之之法，昔曾陈述，时至今日，仍当积极图之，犹之父母有疾，不能不用药也。自古圣贤，固未有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者，今病虽已深，苟未入膏肓，治之非绝无望，特须叫病所在，对症下药耳。目前危险，固在敌人之强，而根本病源，则在人心已去，非特不能信任政府，恐转外向他人也。当国家危疑震撼之秋，而执掌大议及效命前敌肯，仅见少数之国民党人，多数人民未能发生其作用，在敌国视之，犹认为民气消沉，斯岂尽人民之过哉？为今之计，诚宜迅颁罪己之文，广开言路，凡昔党内外所建议，其有裨于救国者，迅采行之；而负政治责任者，尤应审度大势，早定方针，一致奋起，披肝沥胆，与国人相见，赴汤蹈火，与敌人周旋，或能挽江河于日下耳。目击艰危，如芒刺在背，谨更尽其愚，以当宗汝霖最后之哀呼也。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于南京。
致中央电
密。前以察事严重，曾屡电焕章先生，详告政府处事之难，与相望之雅。昨接东日复电云：“台电敬悉。弟揭帜抗战，原期对外牺牲，湔雪国耻，旬日以来，备感压迫。顾卒容忍者，为国难之严重，实不愿发生内战，以贻国家民族之羞。刻政府军队到察省者十三师，对同盟抗日军，愈迫愈紧。平绥车昨已不通。弟为国家前途计，为民众免除内战痛苦计，决对汪、蒋所提四事，完全接受，冀得谅解。希公暨诸友与政府商之。弟冯玉祥。东辰。”等语。谨此奉闻。李烈钧叩。
致中央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