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
张爱玲（1920--1995），原籍河北丰润，出生于上海租界。祖父张佩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清朝重臣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父亲张志沂（号延重1896--1953）是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一定的旧文学素养，对西洋文学也略有通晓；母亲黄逸梵（黄素琼1896—1957）是“五四”新女性，能画油画，做雕塑。夫妻间关系不和，在张爱玲还不到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因无法容忍父亲抽鸦片、讨姨太太的生活，和她的姑姑一道远涉重洋，留学欧洲。幼年的生活使张爱玲对封建旧式大家庭内的种种腐朽和没落有着最为深切的体验，母亲的缺席使她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同时父亲纷扰的人事也养成了她异于常人的敏感。1931年，张爱玲就读于著名的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在那里接受了西洋文化的熏陶。中学时代，她的文学才华开始初露端倪，《不幸的她》《霸王别姬》等早期作品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发表于《西风》上的《天才梦》获得该杂志征文比赛名誉奖第三名。1939年，张爱玲通过了伦敦大学的考试，但因战争，改入香港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香港战事使张爱玲亲身体验了生命朝不保夕的无常以及人性所显露出的懦弱与自私，这对她后来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1942年春，张爱玲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
1942年，张爱玲在上海的一份英文月刊《二十世纪》（《TheXXthCentury》）上发表了题为《Chinese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的文章，用英文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文章刊出后颇受好评。后来，收入散文集《流言》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中国人的宗教》《银宫就学记》等篇目最初都是发表于这一时期的英文作品。短暂的英文写作之后，张爱玲转向了中文小说的创作。1943年5月，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在《紫罗兰》杂志复刊号的显要位置。6月，该杂志第二期又登出了《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作为后起之秀开始引起文坛的注意。7月到9月，《茉莉香片》《倾城之恋》和《心经》分别在《杂志》和《万象》上相继问世。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成为了上海滩知名的女作家之一，小说佳篇迭出，好评如潮。
1943年9月，发表于《杂志》11期的《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成名作。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自流苏是封建旧式大家庭中众多女性的一个代表，出嫁以前是大家闺秀，一切的教育都为嫁人做准备。她没能嫁得一个如意郎君，于是离婚住回娘家，然而当带回家的钱被花光之后，哥嫂都觉得她是家里的一个负担。在娘家没办法住下去时才发现：一旦走出了婚姻，自己就没了活路——“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流苏开始张罗给自己寻找一个安全的婚姻，这成了她唯一的出路。传统的旧式教育使她没有机会参加社交活动，全家上下忙于两个尚未出嫁的妹妹的婚事，更没有人来替她的将来着想。徐太太给她妹妹宝络介绍了一个华侨富商的儿子范柳原，在相亲的舞会上，因为会跳舞的缘故，范柳原偏偏看上了流苏。范柳原是一个过惯了浮浪生活的洋派少爷，虽然看上了流苏，却并不想娶她做妻子。他把流苏带到香港，准备把她当作情妇养着；可流苏想要的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婚姻，以便自己的后半生有个安稳的依靠。在和范柳原煞费苦心的周旋中，流苏曾一再用旧的礼数观念来提醒自己，企图保持自己淑女的矜持，然而为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安稳婚姻，她不得不冒险地当了范柳原的情妇。她最后的冒险因为香港陷落这一偶然因素而成功，两个人步入了婚姻。
《倾城之恋》从题目到故事内容都有着通俗小说的眉目，使人很容易把它归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行列，然而张爱玲在创作时，却并没有仅仅流于一个通俗言情故事的情节叙述，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主人公生活处境及心理的细致描绘上。在变换了的新时代里，流苏过去所接受的那套大冢闺秀的标准使她在婚姻市场上不再具备明显的优势，反而衬出了她的落伍，仿佛是一件过时的古董。张爱玲对白流苏尴尬处境细致入微的展示，实际上是她对众多生长于旧式文化传统中女性处境的一种统一思考。流苏之所以能够和范柳原结识，靠的不是她那一套旧式闺秀礼数，而是新派作风——跳舞。这一富于讽刺意味的情节安排使张爱玲对旧式女子的思考最终指向了背后那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小说在此有了更深层的蕴涵：时代处在一个变革的转型期，旧生活方式、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正一步一步走向式微。张爱玲凭着她的敏感捕捉到了时代的先机一“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1944年8月，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由《杂志》社出版。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的历史时期，抗日救国是当时文坛创作的主潮，作家更是将文学视为一件肃穆庄严的事情，希望能用自己手中的笔来为抗日救国这一神圣事业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张爱玲《传奇》的创作却显出一种潮流外写作的世俗化倾向。首先是小说的题材选取上，对正在进行着的全民族抗战，她很少在作品中予以反映；而是把目光定睛于处于衰败中旧世家的男男女女，小奸小坏的市民群。打开《传奇》，收入其中的十五篇作品，大多都是俗世男女之间的“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用尽心机，想要把自己嫁出去，以便使自己的后半生有经济上的依靠；而范柳原则为着既可享用流苏，又可不必承担责任的目的，与流苏煞费苦心地较量。《红玫瑰与白玫瑰》描述的是佟振保在圣洁的妻与热烈的情妇所构成的两难处境中艰难的挣扎。《金锁记》里展示的是一个女人疯狂的一生：为着守住自己的黄金，她用所有的精力与心血，随时准备与任何有可能夺走她黄金的人做最残酷的斗争。张爱玲小说创作题材选取上的这种世俗化倾向与她对中国旧小说的情有独钟有关，她八岁就开始读《红楼梦》，《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小说也都读过多遍，当时小报上刊载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因为有旧小说的味道，她也逢着必读。而中国的旧白话小说，从《三言二拍》到《金粉世家》，走的大抵是市井寒人的创作之路，余世英称之为“小传统”，它可以不管士大夫文艺大传统中的“典雅”、“庄严”，“士大夫文艺的一些禁忌，例如赤裸裸，兼且十分兴头地讨论钱财、吃喝、乃至性欲，小传统文艺倒极可以自由干犯”，因此“中国旧小说烟火蓬蓬，充满了浮生的趣味”。而这又正好与张爱玲的创作观念相吻合，她认为许多作家都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视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其实后者是前者的底子。“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所以，张爱玲借用了旧小说的眼光，把自己的写作题材圈定在了对庸人俗事的平实描写上，而对于革命、战争却很少涉及。
张爱玲小说创作世俗化的倾向表现在人物的创造上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反英雄化描写。当年《传奇》的扉页上印有作者如下的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在这里，张爱玲所谓的“普通人”指的是与英雄、超人相对的庸碌之人，他们是“才质既不特别秀异，性格亦非大好大坏，对生命也没有太多的反省、困惑的一些平常的人。”张爱玲认为“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不彻底的，是软弱的凡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等都属这一类人物。作者在描写他们的时候，并不安排给他们什么崇高的理想、不凡的抱负，甚至是离奇的经历都没有，有的只是庸常猥琐的生活实际，以及置身其中的琐碎挣扎和烦恼。葛薇龙只想遇到一个知情知意的人；白流苏想的是嫁个人家以便后半生有着落；佟振保的理想是圣洁的妻与热烈的情妇的两全其美。他们所有的快乐与忧愁都源自于此，并不为国家、民族等重大时事分心，也从不对自己的生命处境做深入的思考，活着就是经营饮食男女。张爱玲的这些人物既没有了什么脱俗的追求，在性格上也就没有高尚、完美的品质，凸现的是小人物常有的自私、冷漠、软弱等特点。流苏要嫁人不是因为追求美好的爱情，只是要找个经济的依靠；范柳原不愿意结婚也不过是为了逃避做丈夫的责任；佟振保娶了白烟鹂是为了撑面子，弃了王姣蕊是怕妨害自己的前程；而川娥的父亲居然不肯出钱给重病的女儿治病，一心想要别人来出医药费。
作为新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张爱玲世俗化的创作倾向使得她与“五四”文学有些偏离。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作为旧文学的对立面被抬举成为文学。的正统，而旧文学则相应地被人们有意地贬低和遗忘。“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更为坚持启蒙立场的“五四”精英文学所唾弃。故而，对于“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外国文学几乎是唯一的范本。所谓‘欧化’的倾向统一了小说文坛。”而张爱玲对中国旧小说的有意继承，一方面显示了对“五四”文学传统的一种叛逆，对“五四“文学全盘否定传统文学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反驳；同时也是对当时由于对文学抱过分严肃的态度，从而限制文学自然发展的倾向的一种缓冲。
《传奇》的创作中，张爱玲不仅显示了她对中国旧小说的熟悉与继承，而且也展示了她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1943年11月发表的《金锁记》最充分地证明了她这方面的功力。傅雷在当年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就曾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夏志清更是把它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传奇》人物谱系中的一个例外，她是一个彻底的人物，一个彻底的疯子。对于主人公曹七巧的塑造，张爱玲紧紧围绕“黄金”来铺展故事，一并来交代人物性格及其发展。七巧的婚姻是由黄金促成的：她之所以嫁给一个害骨痨的残废人，完全是因为他是官宦人家的二少爷。七巧之所以能够说服自己在死寂的生活中苦苦撑活，原因也是为着丈夫死后可以有点财产。七巧喜欢自己的小叔子季泽，这是她死气沉沉的生活中唯一的活气。然而，她还是亲手碾碎了这个梦，因为他威胁到了她的黄金——她用青春和一生的幸福为代价所得来的黄金。七巧终于守住了自己的黄金，同时也完成了一个暗暗的转换——从最初的被人戴上黄金的枷锁，到现在自觉地把自己封锁在黄金的枷锁里。张爱玲用极为传神的笔墨向读者描绘了七巧赶送季泽这富于转折意义的一场戏：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浅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绷得全身的筋骨与牙齿都酸疼了”。
七巧送走了季泽，也从此掐死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鲜活内心。然而七巧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小说的后半部分又细细地向我们讲了七巧如何因为嫉妒可以享受正常婚姻生活的儿媳，而把儿子紧紧拴在自己跟前，使儿子的婚姻无法继续。七巧也不肯让自己的女儿获得爱情，害怕将来的女婿威胁她的黄金。所以她精心设计一场戏，葬送了女儿的即将告成的婚姻。至此，七巧的故事才在让人骨寒的氛围中告一段落，可是故事并未终结，“三十年前的月亮甲，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张爱玲发表《金锁记》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女，但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七情六欲的看破，对于人的生存处境观察的老练，以及文字间透出的对于俗世生活的透彻把握，再次显示了她与中国旧小说深厚的渊源。“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
张爱玲不仅对中国的旧文学十分熟谙，西式教育使她对现代文学也颇为通晓，再加上在上海、香港——这两个东西方文化撞击最激烈的地方的生活经验使她的创作并不止于庸人俗事的简单描写，而具有了现代性的精神气质。张爱玲亲身体验过发生在香港的战火，在大轰炸中，曾经“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从前，想到现在，近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呢？”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她见证了人在时代与环境面前的软弱无力，参透了人在生命朝不保夕境况下的惶惑与自私。所以，她的笔能刺透世俗的表象，深入挖掘到人性中最隐秘的地带，“老练深沉而又真诚无伪地扫描着现代人的疲惫，将目光凝视于人的本性在外界的力量冲击下所形成的种种反应。”这就促生了她在《传奇》中对人物挣扎、猥琐、无奈的尴尬境地的描写；《传奇》中的人物虽然没有英雄的抱负和追求，没有超人的资质和毅力，却也十分认真地生活，一度认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把握住自己眼前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命运手中随意翻转的一枚棋子，实际得可怜的愿望也无从实现，一切全不在自己的把握，活着的出路只有妥协和屈服。葛薇龙到底成了为姑妈弄人、为乔琪乔弄钱的工具；自流苏也不得不做了范柳原的情妇，范柳原最后也无奈地走人婚姻；振保的结局是圣洁的妻和热烈的情妇都不属于他了。这对俗世男女生之道路上糊里糊涂的跌撞滚爬的描绘，实际上是张爱玲对现代人生活处境的一种喻况，其间也渗透着她对人性以及文明的思考，“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想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人生“素朴的底子”就是“饮食男女”，是人挥之不去的兽的性质，并有着“永恒的意味”。张爱玲的这些思索与现代主义对文明的反省、对人的本性、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暗暗契合。因此，《传奇》虽然套着传统的装束，内在的实心却是现代的。因此，“即使不说张爱玲是最重要的小说家，却可以说她是最具有西方现代精神特征的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