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左传》的成书过程看其作者
关于《左传》作者是谁的争论，之所以至今尚未有定论，这与《左传》的成书和传授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弄清这个问题，争论就不会有了。
古代一部书的形成与今天大不一样。它的作者往往不是一个人，在流传过程中又往往有所增补。这就使一部书的出现，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先秦古籍往往如此。《左传》也是这样。正如顾炎武所说：“左氏成书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一条)用这种思想来观察和分析《左传》的作者，我认为，以上六种意见，比较而言，姚鼐、童书业的意见最为中肯。他们的考证甚详，对吴起与《左传》的关系的看法是持平之论。他们首先肯定《左传》不出一人之手，是经若干人不断增补而成书的。他们肯定吴起对《左传》的成书作出的贡献最大，但是又没有否定左丘明对《左传》的贡献。左丘明在春秋末期为鲁国史官，因其出身贵族，世掌史职，语言文字的素养很高，而鲁又有丰富的鲁史材料，左丘明又具有整理这些材料的能力。因此，左丘明很可能是《左传》的草创者，并将它传授下来。
徐中舒先生关于《左传》出于子夏的再传弟子之说，缺乏确凿的论据，所引“孔子以《春秋》属商”，又引“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等材料仅说明孔子把《春秋》传给子夏，而不能说明子夏再传弟子作《左传》。在《左传》的传授问题上倒与曾子一系有直接关系。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说：
“陶潜曰：‘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此事之儒’。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传孝道、与曾申同学。陶氏谓其传春秋，亦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一旁证”。这里钱穆没有说清楚的是，乐正子春与曾中同学于曾子，乐正子春传春秋，曾申也传春秋。吴起学于曾中，也传春秋。这样才好理解“春秋出曾氏与吴起有渊源之一证”的活。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向所讲的《左传》的传授关系：“左丘明授曾申，中授吴起”是可信的。关于吴起的师承关系，也有吴起师子夏之说，但此说不能成立。因为吴起守西河与子夏设教西河并不同时；吴起守西河的西河在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而子夏设教西河的西河在今河南汤阴县东，两地相距甚远，不可混为一谈。(详见附录(一)《吴起师曾申考》)
有人认为，从《左传》是刘歆割裂古史而伪造的前提出发，而怀疑刘向所说的《左传》的传授关系。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清末今文学家康有为等，站在学派立场攻击《左传》是伪书，说是出于刘歆伪撰，后来也有人跟着这样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春秋以来的大部头史事撰述，而且明显站在鲁国史官立场的记载，而又对晋楚事较为熟悉，非当时人是无法撰写的，偏偏要说是西汉末年的刘歆据《国语》编写，简直近于戏言，只能看做是些臆说，因此不足深辩。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说《左传》的传授关系正如刘向《别录》所说。因而我们认为，姚鼐、童书业的意见最为中肯。而认为《左传》完全作于吴起，未免是过激之论。
吴起在《左传》的传授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大量增补了鲁、三晋和楚的材料，最后编定成书，并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因而吴起对于《左传》的成书贡献最大。在吴起死后，《左传》继续流传，又有所补充，这就是《左传》出现吴起死后事的记载的原因。但是，《左传》的成书，主要是在吴起手里完成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三、吴超传授和编撰《左传》的主客观条件
关于吴起编撰《左传》的主观条件，首先是他有良好的儒学基础。他在鲁国时曾师事曾子的儿子曾申，学习儒家经典。《左传》的传授当在这一时期。吴起后来改学兵法、思想转向法家。但是在他身上儒家的烙印是十分明显的。《吴子》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可见吴起在为将以后，仍有儒家凤度。不仅如此，他的军事思想也有儒家的成分。这不能不说是吴起编撰《左传》的有利条件。
《说苑?建本篇》记载：“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起大讲了一通“《春秋》之意”、“元年之本”的道理。亦可见吴起对《春秋》之学是有其特长的。否则魏武侯不会以这样的问题问他。而吴起也讲不出那套大道理来的。这是吴起传授和编撰《左传》的又一旁证。
吴起是一个有名的军事家，他在鲁时研究兵法、并为鲁将，以少胜多，打败了强齐，之后他被谗出走到魏，为魏镇守西河，打了许多胜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吴起兵法》，这些经历，对《左传》中大量、生动地描写战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条件。
吴起著《左传》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吴起一生经历了卫、鲁、魏、楚几国，而这些国家都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其中鲁国关于史料的整理有良好的基础，特别有左丘明初步编撰的《左传》。魏国是三晋之一，而且在战国初期很强大，史籍也很丰富。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在汲郡(今河南省汲县)发掘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就保存了战国时魏国的历史的大量直接记录。楚国历史记载也很丰富，《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国史官倚相能读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史籍烦多。而《■杌》则是专门记载楚史的史书。这些，吴起都有条件涉猎。
第二、有充裕的编写时间。吴起在魏共二十七年，其中镇守西河长达二十三年。镇守西河主要是带兵打仗，但闲暇之时有充裕的时间从事传授和编撰《左传》的工作。
据雷学淇《介■经学》记载：
“吴起以《左传》传其子期，魏人多与闻者，故襄王时史臣述《纪年》《师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与《左传》符同”。从这里可以看出，《左传》与魏的关系十分密切。吴起传授《左传》是在魏期间。他在传授给其子吴期时，还有其他的人也知道。可见吴起传授《左传》是完全可信的。
左丘明草创《左传》时，因其初创，所以许多记载是不全的。而且左丘明死后的许多史实，这些都由吴起来增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说：赵匡、啖助、王荆公、叶石林、郑渔仲等“皆疑《左氏》非孔子时书”。所举《左传》中有左丘明死后的事多起。我认为钱穆及赵匡等人以此说明《左传》与左丘明无关是欠妥的。因为仅这些材料并不能否认左丘明草创《左传》之功，《左传》中出现的左丘明死后的许多事，当是吴起增补的，所以殊不足怪。
鉴于吴起有编撰《左传》的主客观条件，所以我们断定，吴起是《左传》的主要编撰者，他著《左传》的时间主要是任魏西河守之时。他由魏到楚，身负重任，从事变法，没有许多时间来编撰《左传》，但是，他仍然可以利用其为楚令尹的有利条件，利用楚国的历史资料，充实《左传》关于楚史的部分。这就是《左传》里鲁、三晋、楚等国记载丰富的原因。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