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我初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上了 RobertAshmore教授的课。Ashmore教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哈佛大学汉学泰斗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博士（Ashmore曾经在中国“人间蒸发”多年，直到 Stephen West 教授偶然发现了他，才接受来伯克利任教的聘请。），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博大精深，兼之教学是用绝大多数学生最方便的英文，让国内本科毕业的我甚为狼狈。我们（是的，“我们”，我很有认同感）伯克利有尊重学生、照顾新生的传统。第一堂课下来，Ashmore教授特地过来问寒问暖，还问我这门课还中不中听？我羞愧难当，用自以为中规中矩的口吻答道：“Well， it’s pleasant.” 看到Ashmore教授笑容依然，从国内刚来没几天的我就放心了——这句英文还算得体吧。但课后，Harrison 同学——在洛杉矶长大的华裔——对我说，我的答辞殊为不类，有冷淡与敷衍之嫌。原来，pleasant（字典里说是“愉快”、“惬意”）一词用在如此的场合里就显得过于保留，用意虽然是称许，却仿佛并不情愿，再加上我当时刻板的表情，那口吻就相当于“唔，还可以吧。” Harrison 也安慰我——没关系，大家都理解你……刚来的嘛。
我很吃惊：原来自己连用英语说自己想说的话都成问题呢。可人家Ashmore的本科还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读的呢。我也希望下次面对Ashmore教授的时候，能有一个补救的机会来表达我对于其教学的极度欣赏。下个学期，又选了Ashmore教授的一门课。期末，Ashmore教授果然又笑容可掬地问：怎么样，还中不中听？这次我早有准备，立刻激昂地感叹道：“Oh！ It’s hilarious！”（hilarious 是个 GRE 档次的词汇，字典上的意思为“极度的欣喜”。） Ashmore教授的笑容未改，但我已对自己的言辞不放心了。果然，课下 Harrison 又对我摇头了：你知道吗，hilarious 用在这里的意思是说Ashmore的课滑稽可笑，甚至荒唐。我又愕然了，心里很同情再度濒临崩溃的 Ashmore——其实这两次我都是真心想表达钦佩之情的。
Harrison 又安慰我了——没关系，大家都理解你……刚来一年嘛。
去年我终于博士毕业了，和Ashmore教授喝啤酒时我又提起了虐待他的 pleasant/ hilarious 往事，他咧着嘴用纯北京话安慰我：也没啥，都扛过去了。
伯克利忆往（二）：耶稣的新娘
在伯克利，我也曾混迹于形形色色的教会。有一次去伯克利、奥克兰之间，一个以韩裔为主的教会，听一个年轻的实习牧师布道。他刚从北京传教回来，觉得自己为信仰付出了很多，滔滔不绝地讲述怎样在北京受磨难，比如污染、交通混乱、社会水准与美国的反差，等等；又说返回旧金山机场时海关一句“welcome back home”（欢迎回家）让他热泪盈眶。在教徒的掌声中他忘情地说：“虔诚的人才能领悟——上帝随时在创造miracle（奇迹）——It’s a miracle that 在北京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和妻儿平平安安，没有遭遇车祸。”
于是——散场后我找到老牧师说：“我和我的家人、亲友在一千多万人的北京生活，并没有觉得是出于任何什么奇迹，这一千多万北京人居然没有相继被车撞死。我相信耶稣本人和使徒如彼得、保罗不会这样解释 miracle。以色列人和罗马人也不曾‘欢迎’耶稣和使徒‘回家’——耶稣及使徒与道貌岸然的法利赛人、自命清高的“文士”不同——耶稣及使徒的家就是受人欺凌的撒马利亚妇女、乞丐、疯子、妓女、病人的家，以及所有畅开心灵悔过的普通人的家。这些卑微的人确实看到了奇迹——耶稣及使徒们的爱——而这奇迹是从经文中勉强不来的。”老牧师严肃了，替见习牧师向我道歉。
虽然——我不知道耶稣是否有一个最牛的爸爸在天上，但有句话激荡我心：“耶稣把自己交给我们就像新郎把自己交给新娘。”我渴望回报耶稣的爱，但多年的体验使我不相信下面一句：“教会是耶稣的新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白求恩大夫和切·格瓦拉，尽管他们不提耶稣。
伯克利忆往（三）：Heavenly Healthy Food
王朔写于90年代初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是这样开头的：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二十年过去了，这话还显得那么及时，至少让我深有同感。
在70年代头几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是离开出生地来到“帝都”这个大城市，但一直也没有找到“故乡”的感觉，客居而已。帝都的亲友们，原谅我吧，姑且放下乡土自豪感，听我胡言乱语一时，然后再骂我，怎么样？如有说得不当之处，罪责全在我本人，我先谢罪了。
是的，50年代晚期出生的王朔，与70后早期生人的姓王的我，对贯穿这个城市的无终止的迅速变化，同样地感到厌倦。王朔在90年代初所描绘的“时至今日”，亦成为继续迅速变化至今日的起点。我可以蛮有把握地作证：那时的堵车，与现在是一样的严重的，只不过是今天的路段向外扩展了。那时的空气和现在一样不好，只不过现在知道什么是PM2.5了。
是的——“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挺时髦的城市”，但真正的 bug 都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王朔当年再聪明，也想象不到日后还会有房地产这朵奇葩。帝都，变成了让人们不知所措，且不适合正常人类居住的高端大气国际化“杀马特”。
在无旧可怀的境地里，我的怀乡之思，早已怒而掉头转向了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伯克利。
你可能会鄙夷地问：你这是“反认他乡是故乡”、“月亮是外国的圆”的找骂的明目张胆的病例么？
好吧，我会蛮横地回答：是又怎么样？
这几十年来的帝都，还剩下多少可怀的能留给明天——我指的是在已经得到重点保护的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又有哪位北京亲友，是住在故宫里、十三陵下面，或长城之巅的？
又有哪位来自乡村或小城的亲友，从鲁迅、沈从文到今天的都算上，没有看到故乡的日渐凋敝、破败、失望、闭塞、每况愈下？在故乡与大城市两端受煎熬？
若不理解，则请君回过头看开头的部分。
我知道，我不张嘴，便是沉默，若一旦张嘴，找到话语迸发的缺口，便是找骂……写文章，不能太暴露了，太暴露了就不好玩儿了。好吧，还请诸君担待一小会儿，或者还请您走好，后面还很长……
其实我毫无吹嘘那个地方的“牛×”之意。那地方当然“牛×”了，有什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世界牛校，是60年代自由言论运动的策源地，嬉皮和左派知识精英的“延安”，等等。
但这些，与我今天所要说的，完全没有关系。
我今天要说的，是它处处和“迅速变化”的我们的帝都北京，完全相反。也就是说，它完全不变，给人真正的安全感。
请切勿迷信于“发展主义”的所谓“三年小变样，五年大变样”的“中二病”。（或者说，我们不需要那种“该变的不变，不该变的猛变”的发展主义？）
不变，并不一定是走向衰败和遗忘。不变，可以是永远稳定地阳光灿烂着微笑着。我在不变的伯克利待了七年半，后来也回去过，让我这个曾经的游子获得怀乡般的“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的治愈，也即如同王朔所想象的，“回味无穷的故乡”。
故乡，就应该是这样的，给人以安全感。
北加州冬季多雨，旧金山—伯克利—硅谷一带，虽纬度不低于北京，但冬天的气候其实如同广州一般——微冷、多雨。雨后，蓝天，灿烂的阳光，湿润的太平洋海风中仍然弥漫着针叶林浸雨后的香气，人们又变成T恤、短裤、拖鞋的打扮了，平凡的一天也成为节日。在大学门口的甬道边上，会看到一个弹钢琴的盲人。是的，盲人，长方脸，戴着黑的方框墨镜。而且弹的是真的钢琴，虽然真的很破旧。他沉浸在生命的欢乐中和自己手指下按出的欢快爵士旋律中，脸上露出微笑。而且，他还自带来一把可爱的鲜艳的遮阳伞，如同我们买冰镇饮料上面插的那个小伞一样。
用现在的网络形容词来形容，这就叫“有爱”吧。
下面来说说这地方的另一种“正能量”——积极、乐观、人情味地生活。
如果在通往青铜的Sather Gate的甬道上往左一拐，下台阶，就到了Lower Sproul Plaza了。我也根本不想说高和低的两个Sproul Plaza的鼎鼎大名、光辉历史。我只想说Lower Sproul Plaza的“Heavenly Healthy Food”（“天堂健康美食”），我常去那里吃午饭。那是师生们常去吃饭的一排餐馆中的一家摊位，越南口味。
最显眼的是店主越南姐妹俩，四五十岁吧，个子确实娇小，长相也不算出众，但极其热爱生活的样子，黑头发上还总是别着一朵鲜艳的花，在我这个中国人眼里很“越南”。她们卖越南式的各种“粉”，还有春卷，日本名称的各种寿司和Teriyaki。她们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记得曾经在她们摊位上边贴了一个貌似“Low Carb”（“低碳水化合物”）的时髦说法，但不幸写成了“Low Crab”——“低—螃蟹”了。在这个知识分子扎堆儿的校园，倒也无人笑话别人的文化水平，所以有人用粗马克笔，在那上面又给纠正了过来就是了。
生意忙的时候，貌似是她们的妈妈，一个更老的越南老太太，也生龙活虎、热爱生活地来帮忙。她们长得简直一模一样，都很瘦，一米五几的样子，很“Low Carb”，只是老太太皱纹多些。雇的帮工，自然有拉美裔大叔了，还有年轻学生和自家的女儿——也许也在Cal念书吧。
我的要点不是在说民族大团结的祥和局面，而是说，人类确实是可以过上与世无争的安详生活的。我看见了。它不是幻想，不是怀旧，不是想象中的“民国范儿”或“老上海”，而是真实的当代生活。
在这种生活里面，防范心理的用处不是很大，讨好别人也没有什么必要。
我中午来吃饭，两个姐儿俩之一总会问我：“Doctor Chan，今天来点儿什么？”“你今天看起来挺疲倦的”或“你今天挺精神！”“哟，换了一件儿T恤，I like it！”或别的什么的问候，但并不含讨好或招徕生意的意味。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似乎永远也毕不了业的“Doctor Chan”了。可能有个Dr. Chan，长得胖墩墩的和我这个多年苦逼的文科博士生差不多，弄混淆了吧。——也好歹认定了我是华裔，没有当成日本人或越南人、韩国人什么的。这个“Chan”到底对应中文哪个姓，咱也真不敢乱说就是“常”。Andy Law 都可以是刘德华的说。咱不会粤语，而粤语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是在这里仅次于英语，是和西班牙语并列的大语种呀。跑题了。
最让人印象深的是，2010年，我离开伯克利回国已经两年了，再一次去了那里，在“Heavenly Healthy Food”，越南姐姐丝毫没有意识到我已经缺席两年了，也丝毫没有意识到我已经毕业了，一下子就说：“Dr. Chan，好像有一阵子没见到你了，你是出远门儿了吗？”
真好！两年的间隔，瞬间不存在了。“故乡”从未离开。
这里，永远不会变，人也不会老，永远那么安逸，如同“芝麻街”，人的脾性，如同蓝天和golden California sunshine一样，比较透明。
只要一回到国内，就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屏蔽得多。
我这几年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教书。广州与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对我来说，交集是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粤语比重都较大，棕榈树也较多。但即便在特立独行之士比例大于全国平均数的珠三角，人情上也要比在伯克利稳重多了。
记得在中山大学西门外的麦当劳，前几年陆续有两个女职员先后挺起大肚子怀孕了。那时我回国时间还不是很长，孩子也很小，对拙荆当年怀孕的辛苦，记忆犹新，所以每每很想问问怀孕的服务员：几个月了？情况怎样？这在伯克利，在湾区，太正常不过了，人与人之间比较放松，还可以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儿，（这在国内更不可能了，因为胎儿性别是医学机密呀！）然后再鼓励几句。但，我终于忍住了，因为心里知道国内是不可以这样“冒犯”的。我在出国前已经在社会上混过，是了解的，知道没有人会随性地多说一句。于是大家都像机器人一样，付账，对孕妇的辛苦视而不见。
在一种普遍的情绪压抑机制下，大家只好“甄嬛”了起来。谁不甄嬛谁倒霉呀！2007年回国之前，当然还没有甄嬛。但我已经很清楚，回国意味着什么了。于是重温了三部老的电视连续剧，各有寓意和针对性：80年代的《万水千山总是情》，80年代的《上海滩》和90年代初的《围城》。我就不点破了。
读者朋友，您还能继续忍受我的唠叨么？其实您对吐槽体，对土豪、吊丝、高富帅、清新、文艺等等各种的文体边界都比较习惯的。然而我这个却很难归类，只能算是脱线的唠叨……
即便您想骂我，但也会发现，我也并没有太出格……
再回到王朔所说的“故乡”的话题上去吧。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在帝都的机场送拙荆去马来西亚出差培训，突然看到了 United Airlines（美联航）的柜台，上面赫然写着“To San Francisco”（“去旧金山”），当时我们脑子里的不顾一切的闪念是：当场买机票回去！
回程的一切都将毫无悬念，十分确定：从旧金山机场到东湾的高速公路是旧的，但也不坑洼，捷运（我们这边叫“城铁”）是旧的，但也很可靠。隔了几年，一切仍还会如此，不会有突然出现的高楼和突然之间消失的高楼。不会有开发区，不会有拆迁。盲人钢琴家也还会在那里，“天堂健康美食”也还会在那里。
当然，帝都的现实生活可不是这个玩儿法的。
所以，在看到美联航的“To San Francisco”之后，闪念只能是闪念。
我们克制了冲动。
所以，故乡，就从活生生的现实，陷入了只属于灵魂和精神的范畴。
那里有打着阳伞的微笑着的露天的盲人钢琴家，有“Low Carb”的“天堂健康美食”和安全感。
伯克利忆往（四）：“Ideology”和“Re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