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商王朝旧属国支持的武庚于是和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等人取得了联系，和奄国、蒲姑（又名薄姑，今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一带）、淮夷（当时居住在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等几十个方国一起发动了叛乱，准备袭杀周公和成王，然后取而代之。
此时的周王朝，遭遇了一场比当初的周武王灭商还要严峻的考验。当初周武王伐商之时，周军不过是单线作战，并且还避开了商王朝的主力部队。而现在，周公不仅要面对武庚与三监共同发动的叛乱，还要对付受武庚教唆而叛乱的东夷部落。
面对如此紧急的状况，周公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对局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在周武王死后，周王朝内部最有实力的三个人就是周公、召公和姜尚，只要他们三个人搞好团结，周王朝内部就会坚如磐石，其他人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在朝堂之内，召公是唯一可以与周公分庭抗礼的人物，只要召公不反对，朝中的其他大臣就没有资格和力量反对。而在朝堂之外，最具备实力最有发言权的则是齐君姜尚。而姜尚，他的立场和周公是一致的。毫无疑问，姜尚是忠于周王朝的，并且，姜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鉴别力也不容置疑。不过，姜尚虽然是朝廷重臣，大国诸侯，但他对于姬姓王室成员来说，毕竟是个外人。虽然他是周成王的外公，但他如若在情况不明时插手干预，就很有可能会落下一个外戚干政的名声。而管叔鲜等人发动的叛乱，打得则是清君侧的旗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兄弟阋于墙的同室操戈，是周王室内部的家务事，姜尚不方便插手。那么就让周公自己来解决他和管叔鲜等兄弟之间的事情，而让姜尚去解决东夷和周王朝“夷夏”之间的事情好了，正好东夷就在齐国的附近，一切名正言顺。当然，要想让姜尚出力，也还需要调动他的积极性。于是周公和召公再一次进行了深入的商讨，然后以周成王的名义，委派召公前往齐国，授权姜尚攻打叛乱的东夷。声明所有齐国平定的土地，都归齐国所有。而周公自己，则专一对付武庚和三监。
公元前1042年，周公奉成王之命，率师东征，讨伐叛乱的管、蔡及武庚。
这是一场表面上看起来充满变数但却没有产生丝毫悬念的战斗，武庚和管叔鲜被周公所率的大军打得大败。管叔鲜等人完全错估了形势，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扯起兴师问罪的大旗，东方的夷族再群起而响应，朝廷内部立即就会乱成一锅粥，周成王迫于压力不杀周公也会把他罢黜，那样就更有利于他们浑水摸鱼。
但战争的胜负是要凭实力说话的，更要看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当时商亡周兴，天下刚刚从战乱中重建，人心思定，将士和百姓都不愿意再打仗，这是一个客观实际。所以天下百姓都拥护周王室而不支持管叔鲜等人，这是人心所向。其次，周王室内部团结一心，目标一致，不论是周公、召公还是姜尚，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平息叛乱，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而管叔鲜这边则不一样，参与起事的每一股势力都心怀鬼胎，各有各的打算，管叔和蔡叔兄弟希望夺取王室的最高统治权，武庚希望借管叔蔡叔之力趁机复辟商王朝，而东夷部落则希望借机扩大他们的地盘。所以，周公一方形成了合力，而管叔鲜一方则分散了力量。其三，周王朝的军队训练有素，而武庚本人是没有嫡系军队的，有的只是管叔蔡叔的军队，双方实力悬殊。而且由于是反叛，管叔鲜等人连战前的军事动员都做得不够充分，通常情况下，参与此类军事行动的高级将领，他们大多都是被胁迫的。管叔鲜等人为了师出有名，打着清除周公辅助成王的旗号，但周公却拿着周成王的诏书出现在了两军阵前，这就是使管叔鲜等人直接失守了起兵的道义高地和并失去了民意基础，军心登时瓦解。
管叔鲜等人的行为为后世许多人所效仿，比较著名的有西汉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和明朝时的燕王朱棣靖难之变。其中的区别的是，朱棣成功了，而吴、楚七国及大部分的人失败了。
战争的胜负更取决于双方最高统帅的的智慧和素养，周公凭借他常人鲜及的睿智，打赢了这一仗。如果周公不能准确分析形势，不去积极争取召公、姜尚的支持而为了自证清白选择下野，那么他的下场将会非常之惨。一旦管叔鲜等人势力壮大掌握了主动权，处于下风的周王室在侥幸心理驱使下，为了息事宁人，就一定会拿业已激流勇退的周公开刀向叛军妥协，天真地希望管叔鲜等人收手。而管叔鲜、武庚等人既然发动了叛乱，那就绝不会因为周王室杀了一个已经下野的周公而停下他们的脚步，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夺取最高统治权，而不是好心地帮助周成王坐稳天下。800多年后西汉晁错的最终结局，就是最好的例证。但幸而，周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不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周王室。这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必备的基本素养，周公无愧于他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称号。东汉末年的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汉献帝，而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不可务虚名而处实祸”，恐怕就是从周公这里借鉴了成功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