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开一个街区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我们左转上了金斯布鲁斯大街，迎接我们的是一片喧闹嘈杂。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是美国最早的独立音乐学校，1867年就成立了，比朱莉亚音乐学院还早38年。院内的乔丹厅是学校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它建成于1902年，至今仍然是波士顿音乐生活的中心。不过这些庄严堂皇的建筑外表只不过是那天上午正在进行的疯狂活动的背景而已。在位于乔丹厅和学校宿舍之间的狭窄小路上停满了旅行车。一大群新学生正忙着把自己的行李和乐器搬进宿舍。阳台上则有一支即兴聚集的铜管乐队吹吹打打。当我们忙着从车上卸下行李的时候，头顶上的铜管乐队吹出了一首编排得不同于传统版本的苏萨进行曲。
走进宿舍楼，电梯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工工整整的手写体布告：电梯坏了。我和我的父母以及其他二十多个少年音乐家以及他们的父母在电梯口耐心地看着电梯门开开关关，不知该如何是好。直到宿舍主管梅丽莎愤怒地冲过来撕掉了墙上的布告。“电梯是好的，”她说，“今天到处都有人贴‘电梯坏了’的布告搞恶作剧。”
和布告所警告的相反，这栋楼里的电梯、照明系统、电话和卫生间都能够正常工作。这给我们上了第一课，在音乐学院里永远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你的耳朵更可靠些。
在我所住的楼层有来自小号、长号、萨克斯、法国号、打击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各个专业的同学。还有古钢琴和作曲系的同学。我的室友来自路易斯安那，是一个说话细声细气，看上去有些挑剔的单簧管演奏家。我们吉他专业一共有四个人，其中包括马库斯，他是来读硕士学位的。哪怕在我们打开我的行李时，狭小的屋子里都开始窜出音乐来。
我迫不及待想要一头蹦进我的新生活里。可是我的父母却到处徘徊，不愿离开。他们对着吱吱作响的门指手画脚，又在我房间的窗台上放上吊兰。这是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了。在这之后，他们将在二十四年来第一次迎来一个空荡荡的家。整个下午，我们参观了学院的各栋建筑，尽管早上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看过一遍。我们又沿街去参观了一下刚才路过的音乐厅。最后我父母再次检查了我的寝室，然后我送他们到电梯口。
“见鬼！”当我们走过隔壁房间时，我听到里面的长号手凯文传出的叫声。他正在听他的室友戴夫吹奏中音萨克斯。“这小孩是个怪物！”他喘着气叫道。走廊里的人们都朝这间屋子聚拢过去。
我的父母听到这话不禁莞尔一笑。然而数年之后，戴夫就成为了纽约顶级音乐工作室的签约音乐家，与B.B.King,“电塔”合唱团， 保罗·西蒙，斯汀等大牌合作。而当时他不过是住在我对面的那个小孩。我和父母在楼下的大堂道别，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上楼加入了凯文屋里的派对。
八到十个男孩子挤在宿舍的床上。其中就有长得胖胖的，留着卷发的，来自加州的大提琴手，名叫罗宾。他大提琴拉得出神入化，也是“感恩而死”的忠实粉丝。他曾将杰瑞·加西亚的一盘录音中的曲目都改编成了大提琴合奏作品。汉克，是住在走廊最后一间屋子的爵士小号手。他身材纤细，说话带着很重的布鲁克林口音。他和戴夫在角落里吹着标准的爵士乐。我和其他人则凑到凯文那里研究起他那一大堆磁带。我们通过比较相互之间的音乐品味来彼此熟识。
“你叫汉克·马可波罗？”他问汉克。很确信自己喊对了他的名字。
“他是块不折不扣的比波普爵士排骨。”打击乐手吉姆在一旁打趣。他正在解封他的马林巴琴。
我们一直闹腾到凌晨三点，最后马库斯出来让我们安静下来。他高高瘦瘦，有着一种温和、鬼魅般的气质。他走进这间云遮雾绕的屋子，礼貌地轻咳一声，然后建议我们最好都去睡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感觉天旋地转，思量着我总算找到了我真正的家。
事实上，第一晚的狂欢只是假相。音乐学院的真理是练琴。一大清早，小提琴手们就偷偷溜过一楼大堂里那座六吨重的贝多芬铜像，窜进了教学楼的各间琴房里，然后像一个祈祷者似的开始了每日的音阶练习。接着钢琴家们登场了，把贝森朵夫牌大钢琴砸得砰砰作响。我住在对街的宿舍里，是根本不需要闹钟这玩意儿的。一到七点，空气就被无数肖邦和拉赫玛尼诺夫给填满了，音响足以让死者醒来跳华尔兹。十点左右，声乐专业清嗓子的声音已经清晰可辨，他们不时在钢琴上敲出一两个音或者在各调上弹出“do-mi-sol-do”的和弦。十一点的时候铜管乐手们也加入了进来，把他们那些更敏感的邻居们都轰出了大楼，赶去吃午餐。这一片吵闹声一直要持续到吃过晚饭，然后爵士乐手们一摇一摆地接手了整个场面，他们一整晚都在练习。
当我一个星期之后坐在这栋教学楼里等待第一节专业课时，我已经搞明白了一件事：无论你在宿舍里有多闹腾，巨人般的贝多芬精神统治着这栋楼。每一间屋子里都有虔诚的音乐家在憧憬着他们的音乐事业。
一心取胜的野心膨胀到了这栋建筑的每个角落，到处都是暗中较劲的气氛。每天我们都被彼此的乐声所包围，每个人都成为这种喧闹声的因素。它是庞大的、复调的喧闹，无可逃避。每个人都想成为最好的，那个取得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