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欧阳修是一个爱好游览、亲近自然的人，在各处地方官任上，他也写了不少以近体短篇为主的写景抒情诗，面目与上述一类不同。其特点是语言浅近自然，意脉流畅，读起来感觉很亲切。这类诗有的写得随意，有的则写得浅显而优美，如《初至颖州西湖，种瑞莲黄杨，寄淮南转运吕度支、发运许主客》：
平湖十顷碧琉璃，四面清阴乍合时。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啼禽似与游人语，明月闲撑野艇随。每到最佳堪乐处，却思君共把芳卮。
诗意是连绵而下的，不像唐代近体诗多有跳跃性。中二联的写景，那种人与自然的亲切是很动人的；而像“柳絮已将春去远”这样的句子，则是宋人诗中语意平易而意趣新奇的佳例。至若《三桥诗》，如画的诗境中还带一点难得的浪漫性：
朱栏明绿水，古柳照夕阳。何处偏宜望，清涟对女郎。
在欧阳修的各项创作中，前人对其散文成就的评价最高，但他的一些“古文”名篇如《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论》属于政论性质，至于他为父亲所写的墓表《泷冈阡表》，前人或与韩愈《祭十二郎文》相提并论，然而气质并不相类：欧阳修之文重在颂先人之德并列述自己荣宗耀祖的成就以告慰先人，不重在抒情。所以他留下的文学散文数量实为有限，其中最著名又最能代表宋代散文特点的是《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作于庆历六年欧阳修谪知滁州时。文章用语浅显，其主脉为散体句，中间写景部分穿插字数不同的骈偶句，既纾徐流转又富于韵律感。全篇结构细致绵密：从“环滁皆山”的扫视开始，视线转向西南诸峰，推近到琅琊山，人山中溪泉旁，随峰回路转，见泉上小亭，引出作此“醉翁亭”、自号“醉翁”的太守，和“醉翁之意”在乎山水的议论，趁势导向山中四时之景，再转回写“醉翁”的酒宴，酒宴散后的情景，最后点明太守为“庐陵欧阳修”。全文既萦回曲折，又连绵不绝，无一句跳脱。文中每一个意义完足的句子都用叹词“也”结束，共出现二十一次，构成咏叹的声调。总之，这是一篇写得十分用心的文章。它的明显缺点是有些做作：滁州周围除“西南诸峰”就没有什么山，说“环滁皆山也”只因它对文章而言是个好开头（据说这是作者反复修改的结果）；连用二十一个“也”字，也让人感到不自然。至于十分绵细的意脉，实际是情感受理智控制、表现得平缓有分寸的状态，它对读者情感的激活力量也相应地比较薄弱。
《秋声赋》是欧阳修的另一名篇。它上继杜牧《阿房宫赋》的一些特点，开创了宋代“文赋”的体式，而启迪了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其首节如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急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从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其后是对秋景的描绘，突出了所谓“秋气”摧残万物的力量，借此抒发自身的人生悲哀。文章保留了赋的某些基本特点，同时又把早已高度骈偶化的赋体改变为吸收骈文之长的散文体式，使这一古老的文体再一发焕发出新的生机。
多读欧阳修的诗、词、文，会不断地感受到作者的才华和以正统意识形态为基点的理性对这种才华的抑制，这或许就是宋代文学的命数吧。
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神宗初年以其改革主张受到重用，主持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但他的一套激烈变革的政策措施不仅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执行中也产生很多流弊，遂招致强有力的反对，几起几落。后期退居江宁。在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后不久，忧愤而卒。
王安石很早就以太平宰相自许，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他对“文”的看法，是主张“贯乎道”（《上邵学士书》）而“有补于世”（《上人书》），没有实用价值的文章在他看来是不用作的。所以他虽名列“唐宋八大家”，却几乎没有文学性的散文传世。其名篇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本是与变法有关的政论，而即使像《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这样的小品，立意也不在表现人生情趣，而是要说明某种道理；甚至像《游褒禅山记》这种应属游记类散文的作品，也用了近半的篇幅来讨论人生哲理，结果既不像游记，又不是纯粹的议论文。
在罢职闲居的日子里，王安石写了不少写景抒情的诗作，有时可以从中看到他的孤傲的形象，如《寄蔡天启》：
杖藜缘堑复穿桥，谁与高秋共寂寥？伫立东岗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
与北宋中期梅、苏、欧等人特别推崇韩愈不同，王安石非常敬重杜甫。杜甫晚年的诗，常把自我的形象孤零零地置于肃杀的秋色中（如《登高》），以表现心境的悲凉，王安石这首诗与之有些相像。只是他作了些淡化的处理，譬如诗中自然景象不像杜诗中那么广阔而涌动不息，从而避免了情绪的扩张，但通过那萧索苍凉的诗境，作者内心的不平和隐痛还是可以感受到的。而在另一些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却又表现得似乎从容闲淡，如《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火，缓寻芳草得归迟。
在“细数”、“缓寻”的动作中，诗人的神态是那样萧散而从容不迫。然而一个英锐而固执的政治家如今有尽多的时间消磨在“细数落花”上，一种百般无聊的寂寞情怀也是可以感受到的。“解玩山川消积愤”（《宝应二三进士见送乞诗》），他对自己的流连光景之举作了最明白的解释。
宋诗对语言的精细讲究，王安石可算是一个代表。他的诗对语言常常是反复锤炼，以求达到精练而圆熟的状态；因其工巧，能看得出用力之处，但很少生硬的感觉。上引《北山》诗中的后二句就是很好的例子，又如《泊船瓜洲》中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这个“绿”字，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王安石也是一位勤奋而渊博的学者，他对诗歌语言的讲究，还表现在喜欢和善于化用前人的语汇，他甚至说：“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见《石林诗话》）像《书湖阴先生壁》中“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句，据说都是用了《汉书》中的材料。这种借助才学写诗的方法，也是宋诗转向知性化的表现。不过王安石能够用典而不留痕迹，算是很难得的。
在体式方面，王安石最擅长的是七绝，晚年写作尤多。一般认为他的七绝在宋代是最出色的。
苏轼苏轼的诗文代表了北宋诗文的最高成就。而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天才。在当时的文人中，苏轼是最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他对儒、道、释三家学说都很熟悉并各有所取，他的思想通达而平易，不喜欢过于玄虚、过于亢奋、过于偏执的论调。宋代各种笔记里记载了许多苏拭的幽默谈论，这种幽默的个性即来自于对人性容易陷入虚妄与偏执的清醒认识。
在文学思想方面，苏轼所崇奉的原则与欧阳修等人一样是“明道”和“致用”，他也正是欧阳修亲自从科举考试中选取的并极为欣赏的后辈才士。但他的文学气质要更浓厚一些，因而并不完全为这一原则所拘囿。譬如李白在当时受到一些人的苛评，苏轼则赞美他“雄节迈伦，高气盖世”（《李太白碑阴记》），有神往之意在。他也较为重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前人每引用孔子“辞达而已矣”一语，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答谢民师书》则说：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
这里公然对孔子加以曲解。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艺术爱好的欧阳修走得更远了。
他散文品类众多，其中有不少是史论或政论，如《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等。以性质而言，这些文章并不属文学散文，但从中可以感受到苏轼的个性与才华。其议论往往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人，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
苏轼的文学性散文，主要见于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文体中。这类散文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在似乎松散的结构中贯穿了意脉，显得自然。飘逸和轻松。如《石钟山记》先是对郦道元、李渤就石钟山命名缘由所作的解释提出怀疑，而后自然地转人自己的游览探察过程，最后引发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可“臆断其有无”的议论，提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道理。文章虽也表现出宋人好说理的性格，但并不像王安石作《游褒禅山记》那样长篇大论，姿态强硬。
在语言风格方面，苏轼的散文较欧阳修为紧凑，更注意修辞的新颖醒目，较韩愈则显得平易些，没有那样拗折奇警。他更善于通过景物的描摹，在声音、色彩的组合中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句式则是骄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如《石钟山记》中的一节：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问；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夜深入静，月照壁暗，山石矗立，柄鸟怪鸣，几笔之间，便是一个阴森逼人的境界。
《前赤壁赋》是苏轼最著名的散文作品。它虽是承《秋声赋》而作，但已完全摆脱了过去赋体散文呆滞的形式与结构。全文在自夜及晨的时问流动中，贯穿了游览过程与情绪的变化，写景、对答、引诗、议论水乳交融地汇为一体，而文字之清朗秀美，不可多得。下引开头部分：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于如冯虚御风，不知其所上；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掉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其后是主客的对答，通过自然的永恒性正是体现于万物之变化的宏观眼光，消解了人生短暂而渺小的悲哀。这种认识固然构成了对激情的消融，却也引导了对逆境的超越（其时苏氏贬谪黄州），使人不至于沉陷于一时一地的遭遇而无从自拔。
此外，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的妙品。如《在儋耳书》写自己初到海南岛时环顾四面大海的心境：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
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