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唐诗歌
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历程在《唐诗品汇》中杜甫被列为盛唐诗人，现代研究者中早有人提出这不妥当。因为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动荡不已的形势中的，尽管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体现着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如爱好雄伟壮大之美等等，但许多新的特点，如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注重写实，从朝廷的利益考虑而抑制自我内心的激情等等，都已经出现，并相应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杜诗的创作倾向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先祖杜预为西晋名将和名学者，祖父杜审言为武后时的名诗人。这一家族历代仕宦不绝，但到杜甫的父辈已显衰落之象。所以杜甫一方面自豪地夸诩其家族“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同时又感叹“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进雕赋表》）。唐人重门第，重诗名，追求仕途事业和诗歌的成就，成为杜甫的两大人生目标。
杜甫早慧自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他先到了吴越一带，二十四岁时赴洛阳应试未第，又“放荡齐赵间”，过着“裘马颇清狂”的日子（《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已是名震天下的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这些年是杜甫一生中生活最为放浪无拘的时期。
杜甫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作三个时期。其早期之作和盛唐诗歌的普遍风气相一致，如《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表现出充满自信的情调和英雄主义的倾向；又像《今夕行》写“家无儋石输百万”的豪杰式的赌徒，《饮中八仙歌》写李白、张旭等人任情纵酒的风姿，也散发着盛唐社会的浪漫气氛。但杜甫的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其诗歌的显著特点也尚未显现出来。
安史之乱前夕，杜甫本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而社会的危机也日益突出，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于天宝十一载（752）的《兵车行》，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它标志着杜甫诗歌转向严肃的写实和具有批判性的方向；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又把这种创作精神推进到更为深刻和尖锐的程度。这是杜甫于天宝十四载由长安赴奉先探家后写成的，诗中写到他到家中才得知幼子已经因饥饿而死，这使他感到巨大痛苦；而正是由于个人的不幸，他对人民的不幸也有了深切的体验：“人门闻号胱，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也正是因此，杜甫在表示自己对王朝和君主忠诚如“葵藿倾太阳”一般不可改移的同时，写下了如此具有震撼力的诗句：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人蜀前的数年，他的诗歌在上述方向上进一步发展，内容则更为丰富。叛军的残暴、社会的残破、人民的灾难、个人的不幸都成为其诗歌的题材，以强烈的感情和正视人生苦难的精神为基础切人社会政治现实的杰作，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这些作品奠定了杜甫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在这些诗作中，有的着重从自身的处境出发抒发战乱带来的痛苦，如《春望》写他被迫困守长安时的焦虑，《月夜》写对相隔异地的妻儿的思念，这些诗感情明晰而深邃，十分感人。而另一类作品则描述了战乱给广大民众带来的灾难，感情就较为复杂。从历来被称扬为“忧国忧民”的杜诗名篇“三吏”、“三别”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一点。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因而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首先看他的《新安吏》的前半部分：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宁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至此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深切的悲悯之情。“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但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安史之乱的爆发乃至攻邺之战的失败根本是由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造成的，已经被迫牺牲到尽头的人民有无义务继续为大唐王朝放弃他们最后的生存希望？而诗人就在这危险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涡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舍弃李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勉强地寻找折中的途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十分痛苦。如果不苛责杜甫，应该承认像“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新婚别》）、“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垂老别》）这样凄惨的描述，像“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慨的呼喊，仍是充满激情地写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孤弱的个体受国家力量驱迫的巨大不幸，这样的诗终究是难能可贵的。
入蜀以后是杜甫诗歌创作的晚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内容也较前一时期更为广泛。
在杜甫晚年，唐王朝爆发性的危机转化为反复不已的动乱，而他对自身的前景也日觉灰暗，因此诗歌创作与中期相比也有所不同。像《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怀着急迫的心情描述社会现实状况的作品已经很少见，但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态度有时更为尖锐严峻。如《三绝句》中写官军的残暴：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杜甫是一位感情深挚的诗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了《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夔州离开一处住所时，还不能忘记常来自已院中打枣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对她多加体谅。他对亲历的忧患生活的记述，也以笃于情为最突出的特点，如《羌村三首》之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烈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此诗作于杜甫从长安逃至凤翔而后去廊州探家时。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清清晰地呈现出来。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而他的反映大众苦难的诗篇，尽管有时难免有些矫饰成分，但其中由己及人的感情却是真实而深厚的。后世学杜甫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人很多，但他们往往只是从官员的责任感出发去写这类诗，甚或只是自我表白，所以很少能达到杜甫的成就。
杜诗中自然景物的描写及写景与抒情的结合也有新的特点。诗中的自然景物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象化了的；在前人的诗中，其呈现状态通常和诗人的情绪相一致。这种情况在杜甫那里当然也很常见，他有时甚至完全依照主观情绪营造景色。但杜诗中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春望》开头两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自司马光（见其《温公续诗话》）以来一直解释为诗人忠爱之心的含蓄表达；但其实它和《伤春》的开头两句“天下兵虽满，春光且自浓”一样，都是写自然与人情的不一致。岂但自然，人心也常常互不相通：“野哭初闻战，樵歌稍出村。”（刈稻了咏怀》）而杜甫将人世的混乱、人心的凄凉与自然的“欣欣物自私”（《江亭》）之态对映，内涵着相当复杂的感受。总之，杜诗中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表现较前人显得更为丰富多变。
杜诗在声律、节奏方面亦有精深的讲究。自古诗格律化以来，律诗以及受律化进程影响的古体诗（后者对声律的要求不严格），常规是通过平仄声的交错与对立求得声调的和谐，而杜甫对声律的运用则要复杂得多。他的古体诗有多例是连用平声或仄声的，像“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铁堂峡》），前句四平，后句五仄，先扬后抑之感十分强烈。而在有定格的律诗中，一方面杜甫对声调的辨别比常人更为精细，而在需要的时候，他又经常打破定式，形成所谓“拗句”乃至“拗体”。对五、七言诗句惯用的立二下三、上四下三的音步，杜甫也常用特殊句法来打破它，以避免通篇的平滑流利而形成有力的顿挫。像“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就是把表示色形的单字置于句首，形成一个停顿，而强化了诗的意象化特征。他的《白帝城最高楼》是拗律的代表作，声律和句法的特殊性都表现得很突出：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民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从句法来说，这首诗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昧，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在杜甫以前，七律尚未脱尽歌行的风调，且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佳作不多，语言大多过于平缓。到了杜甫，不但完善了它的声律体制，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它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问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表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层次丰富，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再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息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此诗动词和具有动作感的形容词用得超常地多，且所表现的动作是有连贯性的，全诗显得去势迅疾，一气流注而下，充分表现了作者欣喜若狂的心情。如果用五律的话，就难以写得如此波澜奔涌，淋漓尽致。再有，从本节所选录的三首诗，我们还能看到杜甫的七律因情绪而变化的多样的风格。
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肃宗大历五年杜甫去世，之前王维、李白、高適、岑参已相继去世，至此，自开元、天宝时期就活跃于诗坛的大诗人都已离开人间。这以后的代宗大历、德宗贞元年间没有出现大诗人，是唐诗史上相对岑寂的时期。但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在艺术上仍有积极的尝试，延续了唐诗发展变化的脉络，也留下了不少为后世传诵的佳篇。
在当时诗坛上活动的诗人首先可以说及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他们中多数人在盛唐时代度过青春时光，又目睹了安史之乱及战乱之后的破败萧条。盛唐诗的激昂风发之气、由杜甫所开创的写实精神在他们诗中都有所显露，但这些并不是他们诗歌的主调；他们更多抒写了对国家、社会的失望，对人生的黯然惆怅之情，以及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在山水、在佛理中所追寻的恬静、幽远的趣味。胡应麟说唐诗至钱起、刘长卿“气骨顿衰”（《诗薮》），大体是指这些诗人的作品缺乏激情和力度而言。
刘长卿（约727—约790）字文房，是这群诗人中年辈较早的一个。他性格刚做，进士及第后步入仕途，两被诬谤而遭贬谪，晚年才起为随州刺史。时代变乱加上身世坎坷，使刘长卿诗中的情绪总显得消沉而灰暗。如《感怀》所写“愁中卜命看《周易》，梦里招魂读《楚词》”，而《小鸟篇上裴尹》则以卑微无依而又深恐“鹰鹤搏”的小鸟自况，哀叹“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这和李白以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自喻正是相反的对照。但这种消沉的情绪是和对唐政权的不信赖相联系的，它也意味着对现实更清醒的认识。所以刘长卿的边塞诗很少咏唱将土为国捐躯的激情，而更多表达从军者的失望与哀伤，如“万里飘飖空此身，十年征战老胡尘”（《疲兵篇》）、“报国剑已折，归乡身幸全”（《从军》）等等。
刘长卿的诗特别五言律绝写得相当精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构境意识特别强烈。他善于写山水景物，但其优长之处并不在于对客观景物的细致刻画，而在于将观察所得的景物元素重新营造为能够最充分地体现主观情绪的意境。像“苍山隐暮雪，白鸟没寒流”（《题魏万成江亭》），山和鸟在画面上淡化、消失的瞬间，世界呈现出一种深有意味的空茫。又像“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秋杪江亭有作》），“一孤雁”和“千万山”不可能是真实视野里的对照，而是诗人对景物元素强化、再造的结果。如果说这种对山水景物的主观化营造是对前人经验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刘长卿对生活中的真实人物的活动作构境式的描绘，则更具有个人独创性。如《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
灵澈是刘长卿的一位僧侣朋友。作为一首送别诗，本篇没有关于双方关系、相见与作别过程的任何说明，一切都被淘洗干净，只留下一幅清雅淡远而又饶有情味的画面。更为人熟知和喜爱的是《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读这首诗，我们甚至不再会考虑归者与“芙蓉山主人”是谁，诗中的一切元素都只为一个生命中的境界服务：在艰难与凄寒中跋涉的人，遥遥看到一个小小的温暖的等待。这真是令人动情的场面。
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批评刘长卿“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这也是事实。如他诗中的色彩，也是以“青”、“白”为最多，未免有些单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