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该《笺谱》只限量发行一百部，我当时以书店的名义订购了三十部进行出售，其余的则由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分摊掉了。郑先生的那部分不知道是不是留在北平卖出去了，鲁迅先生拿到的那部分则基本上都送给了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的图书馆或者外国朋友了。而我拿的这部分则眨眼之间就被日本客人抢购一空，后来几笔订单都因为没货只能婉拒掉，这时候中国人里面也开始陆续有人找我订购了。因为很多人表示无论如何都想得到一本，于是我向先生请求再发行一百部。即便是再版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因为版本作者人数较多，所以比较麻烦），还好最后终于完成了。我尽力争取还是只拿到了四十部，也是一会儿工夫就卖完了。如今市面上《北平笺谱》已经算得上是珍品了，可谓一本难求。
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在东京成城学园当手工老师的内山嘉吉君来到上海旅游（他后来凭借雕刻作品两次入选二科会），他在上海期间与鲁迅先生往来密切。
他无意间说起愿意帮忙教一些有关版画入门方面的知识，这次聊天很快取得了效果。在鲁迅先生的热忱努力下，最终定下来由内山嘉吉君为美术学校十三名在校生进行授课讲习。由于内山完全不会说中文，鲁迅先生就临时当起了翻译。演讲的会场用的是日语学习会的教室，至于版画工具几乎什么都没有，只能把用过的铅笔头削尖装上转轴代替真的刻刀。短短几天的讲习结束了，姑且不论炎炎夏日坐在连一把电扇都没有的教室里，又闷又热、汗流浃背有多难熬，单单是这十三名学生的这份求知的热情和老师们的热诚之心都无疑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刻上了重重的一笔。从这一点看，这次讲习虽然简陋，却是极具意义的一次大运动。
正是通过这次讲习，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新兴版画家。自此以后，新兴版画家就如雨后春齊一般将自己的足迹印在了中国大地上。
鲁迅先生为了给这帮学生制作参考资料，计划制作一本俄罗斯版画作品选集，命名为《引玉集》。在日本进行珂罗版印刷，做工十分考究。首次出版发行了三百册，不到一个月就卖完了。
中国的这股版画热潮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其中又以广东最为火热，画作风格多数模仿俄国流派的纤细特点。上海地区的作品则是继承了德国流派的粗矿，而北平地区似乎仍然更偏爱纤细的画风。而此时国民政府却突然宣称要将这些新兴版画家一网打尽，好像是把这些版画家都当成是共产党了。总之这次暴行使得十三名画家里有十个人最后行踪不明。恐怕这些人到今天为止仍然下落不明吧。
每次一回想起这些事，我就有一种责任感，禁不住热泪盈眶。
鲁迅先生为了鼓励这些新兴版画家，自己出钱给首次出版的一百册版画选集撰写了序文，排版并制作成书。这样就有了第一集《木刻纪要》。
我计划举办第三次版画展览会。《木刻纪要》出版后，版画这种日文说法统一改成中文说法“木刻画”。新出版的个人作品集或是同人作品集统统都用上了木刻画这样的字眼。
终于迎来了第三次展览会，这次的举办地点定在了施高塔路千爱里四十五号，展览会也已经改名叫木刻画展览会了。此次展览会得到了鲁迅先生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前来参观的人非常多。甚至展会上还来了三组中国小学生，由学校老师带着前来参观。不用说也看得出来，中国的木刻画业开始蓬勃发展了。
木刻画热潮迅速弥漫开了。没多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内部就举行了一次木刻画家作品展览会，先生和我都去参观了。学生们热情地把我们围在中间问我们的意见。我为了便于参考，把这次展览会上除去非卖品的所有作品都买了下来。
虽然这些作品多少还透着少许幼稚，然而却很容易看出来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绝非随着性子玩玩而已。不同于被称为“闲人的艺术”的日本木刻画，中国的木刻画带有非常浓厚的实用色彩。我和先生看到作品整体的风格倾向，都感到非常高兴。
然而，如果说风景木刻画还算可圈可点的话，人物木刻画就比较拙劣了。
说起人物画，传统的中国画很少有写实的，肉体描写更是几乎没有，这或许导致了展览会上的人物木刻画基本没什么看头，里面的人物看上去跟机器人差不多。
年轻人似乎喜欢刻画一些举行工厂大罢工、高唱革命歌曲的团体人物像。只不过这些画大都没有张力，让人感觉不到热情。很明显能看出，这些人在素描方面的不足，为此先生总是特别指出这点，提醒年轻人注意，不过始终没引起多大的变化。当然这种改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广东地区一些人的个人作品集渐渐出版了。上海地区的木刻画则由当地特色的小报作了插画。紧接着漫画杂志、图表以及杂志插画都被木刻画占领了。一些主流报纸、小说、诗歌等单行本的插画也几乎都开始大量使用起木刻画了。刘砚和罗清桢等人还特意到日本研究木刻画。他们制作了《罪与罚》中的插画并出版了单行本。而《引玉集》由于希望其再版的读者众多，再版后我的店里一直在销售。
这时候鲁迅先生已经卧病在床了，病情时好时坏。他会经常过来店里坐坐，即使在病中他对木刻画的热情也丝毫未减。他打算复刻德国老画家科尔维斯基的木刻画作品，对出版相关事宜一直亲力亲为，耗费了许多心血。从原文的翻译到纸张的选择再到题字、序文等，都坚持一个人完成。
不知何时，俄国大使馆注意到了木刻画的流行。从国内运来了数百种大小的木刻画，并由俄国大使馆主办，在北平、汉口、南京、上海、广东等地举行了木刻画展览会。中国的木刻画事业也迎来了最高潮。
鲁迅先生也接到了使馆方的邀请。他不顾自己有病在身，仍然前去参观，每次参观回来，iiM青总是大好。
“老板，我去看了。真的很不错哟。素描什么的都非常好，人物刻画得很仔细，血管什么的都清晰可见，让人感觉跟活人一样有力。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我看到很多作品都想买下来，可是一幅画就要五十元、一百元，我的钱包实在是负荷不了呀！只定了四五幅，等送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签收下。”
后来先生又和我聊了会儿就回家了，之后一直没见有人送画过来，挺奇怪的。一直等到各地展览会都结束了，画才送到。
如今在对舶来品征收重税的俄国，用材便宜的小小木刻画能这么火热也不足为奇了，我仿佛从这种现实中看到了中国的明天。中国人自古就赏玩水墨画。到底是先欣赏再作画，还是先有画才出现鉴赏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黑白水墨画使中国人享誉世界。而这也让我相信，我对于同属黑白艺术的木刻画持有的希望绝不会只是一个梦而已，而是一点点变得愈加清晰。
其间科尔维斯基的木刻画集成功问世了。只不过还未来得及销售就被一些木刻画爱好者分购一空，我只抢到了三十部放在店里销售。木刻画集的广告是先生亲笔写下广告语的作品，而该广告图从一开始就被人订下了，我一拿到手就立刻给对方了。
新兴木刻画就像一滴活水，给枯寂沉闷的中国艺术界带去了新的生机和色彩。
先生去世前几天，在法租界的仙桥青年会馆又举办了一次木刻画展览会。先生大概是感动于年歓的蓬勃朝气，于是不顾重病在身鱗前去参观了。这次的木刻画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可谓是面目一新。先生和几名木刻画家一起在会场里微笑着合影留念。只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会是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相片。十月十九日凌晨，先生最终还是离我们而去了，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的海洋里。
如今在中国极其兴盛的木刻画事业，离不开当初鲁迅先生的悉心播种及灌溉，正是先生的热情培育才有了木刻画事业的茁壮成长。先生既是先知者，又是一位考古学家。在鼓励新兴木刻画的同时，仍然不忘尽心尽力保护旧木刻画，真不愧是一位温故知新的智者啊。
（1938年，《上海漫语》）
重蒴中的鲁迅
10月18日午前六点钟左右，许夫人来了。带来了一封如今已经可悲地成了绝笔的先生的信。
老板：
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因此，巳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拜托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给我办！
草草顿首
拜10月18曰
“原来十点钟的时候，是有一个约会的。”一面看信，一面听着许夫人的话，我的胸里感到一种难言的悸动。
时常总是写得齐齐整整的信，今天，笔却凌乱起来了。我马上打电话给须藤医生，请他就来。随后我就跑到先生家里去了。那时候，先生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但脸色非常坏，呼吸好像也很困难，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会来。那藤椅就是先生最近时常坐在上面的一张躺椅。
先生的呼吸看来好像非常困难，我静静地把他的背部按摩着。许夫人也同样地在按摩，但是一点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在我的家里藏有治哮喘的药，鸡蛋油；有一次我曾问过先生吃不吃，但先生却说是不必，所以也就没有吃。可是，今天我觉得或许要吃也未可知，所以，不管妻说“不行，先生绝不会吃的”，我还是把装在胶袋（Kapsel）里面的药拿了六管来。作为须藤医生来到之前的治疗，我就问先生吃不吃，先生说：“唔，吃吧。”于是，我马上揭开膝袋的盖子，拿到先生的嘴边去，先生就一口气吃了三个。我很高兴，心中私自祈求它能够奏效。
我要先生稍为睡一下；先生却说，一躺下来就很不自在；因此，还是坐在椅子上，有时把身体摇摇，并将上半身伸直。我看着，也觉得他的确很不自在。我们要他停止吸烟，他终于把吸剩的丢了。当我跟许夫人都在按摩着他的背部的时候，须藤医生就来到了。须藤医生一踏人房门就用那好像些把先生看个透彻的姿势跑了进来。当我在那完全用家乡话说着“怎么搅起的？”的医生脸孔上面，明明白白地看到忧色时，我就不得不一个人在心中私自祝祷着。
先生从很困难的呼吸当中，用断断续续的话语，说：“从今天四点钟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请快替我注射。”那时候，医生巳经把注射的手续准备好了，马上就在右腕上打了一针。
可是，先生的呼吸好像还是很困难。过了一两分钟，先生说：
“怎么搅起的，总是没有效果。”
医生虽然说是再过一两分钟再说，但也还是在作着第二回的注射准备。并且说，如果一针不见效，就再打一针。已经过了五分钟了；但先生的呼吸并没有变化，依然还是很困难；因此，医生又在右腕上面作了第二次的注射。过了一二分钟左右，先生说好像稍为好点了。呼吸，也好像显得比较舒服些了。我和许夫人都不知不觉地松了一口气，几乎同时地开始按摩着先生的背部；但先生要我们停止，我们这才一同停止了。先生的苦闷稍为和缓了一点，跟须藤医生开始讲起话来了。这时候，恰好是八时前五分。我因为/V点钟在店里有个约会，就拜托了须藤医生，回到店里来了。什么通知也没有，我以为巳经不妨事了，就安心地跟来客谈话。可是，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因为想要请松井博士诊察一回，所以就马上把汽车驶到福民医院去接松井博士；但，偏巧博士因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问到了他的去处，须藤医生就亲自去接他。这时候，石井医生偶然地跑来了，把先生今天发病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就走了，说是马上要去问候一下。
过了一会，须藤和石井两医生回来了，说是病很重，今天须得十分注意。不，他们还说好像很危险：但我不能够对许夫人说这些话，我把看护妇叫了来，吩咐她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法，每隔两个钟头注射一次，呼吸困难的时候，就作酸素吸入。我马上准备好酸素发生器送去，一面叫药店准备酸素管，然后就先行用酸素发生器施行吸人。那时候，先生已经睡在床上；酸素的吸人，看起来似乎多少使呼吸舒服了些，于是，先生就说起话来了：
“我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我就对他说：最好是静静地休养，医生也说是要让先生静静地休养，所以，请你还是不要想各种事情，好好地休养一下。这当儿，酸素管已经拿来了，就再行准备酸素管的吸人，看起来酸素管的吸人倒很不错，先生好像能够安睡了。在这以前，我为顾虑万一起见，曾对许夫人说，病势很重，有注意之必要，并打电话叫先生的令弟建人先生来。他马上就来了。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去了。但我总觉得不放心，因此，就叫j店员住在先生的家里。
于是，我也就先回到家里来了，但总觉得不放心，所以，再把石井医学士请来诊察。结果，说是病势很重，还是叫先生的令弟来好；因此，我又叫人打电话请建人先生来。一儿，建人先生来了，我就把医生的话告诉他，请他注意。当他跟我在楼下的客堂间谈话的时候，许夫人糖念着我，劝我回去休息。但我总觉得不放心，却又没有把这话说出来的勇气；只得绕着弯儿，说是打算跟建人先生谈到天亮。但夫人却非常操心地说：“先生也很安静的，还是请你回去吧（请建人先生也在楼上休息）。”我觉得使夫人操心也于心难安，遂于晚间十二时半动身回家了。
我不是神仙，自然无从预知那竟会变成跟触的永诀！
回来后，我就把先生的情况告诉那还没有睡，正在等着我的妻；一面祝祷不要有什么急变，一面就寝了。但我的神经非常兴奋，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
翻来覆去的苦闷着，只是祝祷先生能够平平安安地直到明天。午前五时的钟声敲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了老板老板的喊声。我吃了一惊，跳了起来，把窗子打开。“请你马上来！并且请你马上请医生来！”于是，我当即叫佣人去请石井医生和须藤医生马上来诊视；然后，我就急跑到先生家里去。那是午前五时五十一分。可惜——
先生的额还温暖，手也还温暖；但呼吸已绝，脉搏也停止了！我用一只手握着先生的手，一只手按在先生的额上：温味渐渐地消失下去了。许夫人靠着台子悲泣着，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语，只是跟她一同悲泣。石井医生来了，但巳经“没有法子”接着，须藤医生也来了，但也“没有法子”不管怎样地夸耀着文明的医术也还把它没有办法。那就是生命。
我马上就通知鹿地夫妇及其他的人们：
“呜呼哀哉！鲁迅先生长逝矣！时为1936年10月19日午前时25分。”
“我的病究竟怎样了？”这一句话，将永远不会从我的耳朵里消失去吧！
“人生如朝露”“人生如梦”实在不是虚语啊！
（1948年，《鲁迅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