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儿，我实在也不愿意顾忌别人说什么，要想说明那时的心情，这是一个最不能令人满意的难题！假如一定要勉强表白出来，我觉得只有用年青人在初恋时，同爱人初度密会以后的心情才能作部分的比较，因为我们的心境里还有一些伟大的憧憬和热烈的情绪。我在想明天的事情，将来办刊物的计划，我把自己被打掉饭碗所受的气和对于当前生活上的恐慌都一概置之度外了0我们的精神十足，兴高采烈地大踏步地走着，一道走回了学校。
群众包围中的鲁迅
我们回到学校，有些同学还在等候消息，等到我们报告了出来。一会儿，传遍了每一间寝室里，睡了的，都钻出那暖和的被窝，挤到一间屋里来了，一个个都显得异常的欢欣、鼓舞。我们同那位同学报告得很详细，我相信，同老头子的谈话，绝不会遗漏一句，听的人都显得很热心，对于那样琐碎的叙述都觉得有无限的兴趣。即使是老头子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没有忽略掉。
“鲁老头儿的烟抽得真厉害那位同学说，“我们谈了那样久，没有看到他断过。”
当时还有那样热心的人，主张去劝他少抽些，说是要他为大众爱惜他的身体。
有的人笑了：“你去劝吧，我们公推你，他要能够少抽，还用得着劝！”那个同学却不服气，很认真地答复：“要是见着他，我就要劝他……”
另外又有人在喊：“不要闹了！我们来商量明天的事情！”
讲演的场所，大家主张在那个最大的第五教室。会场的布置，决定把原有的桌椅换成长板凳，各项负责都分配好了。大家都计划得很周到，在明天还要临时组织纠査队，防止那些领津贴的“学奸”们捣乱；还要提防我们的学校当局为难，还要担心军警来干涉，虽是那时并没有戒严，并且又是普通的学术讲演，但这些“岔子”都为大家必须顾忌到的。
一切都商量妥当了，又有人提出问题：“我们的通告什么时候贴出去呢？”
对于这问题，引起了小小的争论，有的主张今晚上就贴出去，有的却坚持着不要违背老头子的意思。
“……再说贴得太早，人一定很多，大家都听不清楚！”反对的人却指斥这意见太自私，应该想到普遍的影响，应该想到这是不容易得到的机会。结果我们决定了违反了老头子的意思，当天晚上把通告贴出去。几个同学立刻挤出去了。
一直闹到电灯都熄灭了，人们都显得很精神，大家都没有感到包围在黑暗里，所有的心思都被突然放射出来的一片光明吸引着了。
次日早晨，我在床上一觉醒来，蓦然间听着猛烈的狂风在屋顶上怒吼，一阵紧一阵地好像立刻就要把大地摧毁了。我想到今天的事情，担心着发生什么意外的变动。在这年头儿，特别是我们这国度里很多事情是会使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况且我们请来讲演的又是一切“自由”都被剥夺完了的危险人物！
我同昨天一道的那位同学叫了一辆汽车，在九点以后到了宫门口，我们被领进了那间“雀笼”，老头子正在穿衣服，现在巳不大记得清，只想得起那是一件糊满了尘土的破旧棉袍。一支燃了一半的纸烟放在桌沿边，一股轻烟袭泉地在那干燥的闷热的空气中缭绕。
“我们就走吧？”他很快地把衣服穿好，在桌上拾起一个空的纸烟盒，把那筒美丽牌的纸烟抽出来塞满了一盒。
“走吧
经过那条过道，他在左手边那间房门口站住了。
“妈，我走了，至多一两个钟头就回来了。”
我们这位老头子好像小孩儿一样，那么恭顺地在那儿静候他母亲的嘱咐：“好，快些回来，这样大的风。”那位慈祥的母亲，比她的儿子还要矮小。走出门口，老头子惊叫起来了：“你们还叫汽车？”
钻进车厢以后，我才很详细地把我们的算盘算给他听，说是这样大风天，这样远的路程，三个人来回坐洋车也省不了钱；最后，我这样开玩笑：“况且，胡适博士还主张，为了人道，人不应该坐洋车，要坐汽车。”
老头子仍然不放心，逼着问：“车钱呢？是学校出吗？还是你们出？”
“学校哪肯出钱？”那位同学笑起来了，“我们的钱主任连周先生的住处都不肯告诉，他说……”
周先生听完了那位同学的报告，显得很愤慨：“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仿佛只有他研究的那东西才是对的，别人都不对，都应该一齐扑灭！”
我忘不了昨晚上谈起办刊物的计划，在这儿我又向他提起，请他定一个时间出来我们再切实谈谈。
“你就住在学校里吗？”他问，“一会儿讲演完了就在你那儿谈好不好？”我不禁笑起来了，“那怎么成？那不会把我那间屋子挤爆？”我接着提议，“我们一会儿还是跟周先生转来。”
“好吧
车已经出了和平门，来到了厂甸，一转身冲进了师大的校门，迎着大批的同学涌了上来。
人们涌着，挤着，抢着报告，说是教员休息室和一切办公室都上了锁。嘈杂声中有人在骂，在这一片恶浪中立刻激起了一片呼喊：
“我们欢迎鲁迅先生来讲演，我们同学欢迎，不要学校当局招待！”
“我们到学生自治会！”
周先生不作声，被我们领到了学生自治会办公处。
人们立刻把那间大屋塞满了，板凳上，窗台上，重重叠叠的堆起来，挤得一隙不剩。
“请大家让个凳子出来给周先生坐！”
无论你撕破喉管，仍然不发生丝毫的效力，人们不由自主地挤拢来，老头子满腔的热情已经同这一批疯狂的群众融成一片了。
“周先生嘈杂声中有人在喊：“你那顶帽子戴多少年了？”
老头子没有回答，笑了，把那顶油晃晃的帽放在餐桌上，摸出那个美丽牌的纸烟盒，抽出一支烟燃了起来。
“周先生，你一天要抽多少烟？”
“少抽几支呀！周先生！”
群众中不断地在同他开玩笑。人们的心头都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于这位老头子表示敬意并不由于虚伪的客气而是制止不住的发狂的亲切。“喂，找得到水喝吗？”老头子一面措汗，一面问我。
没有等到我答复，群众中涌起一片呼喊：“工友！快提开水来！”
窗台上，几个人从人们的头顶上翻过去了。
一大壶开水从人丛中传递进来，老头子已经抽完了一支烟，又接上了另“周先生，听说陈独秀巳经判决了，他现在的情形怎么样？”
这问题引起了老头子特别的注意，脸上的笑纹忽然消逝了，抬起头来把窗台上的那位发问者盯着，断然地口气答复：
“很好！他的情形很好！他很受优待！”
讲演的场所我们从第五教室临时改到风雨操场，等到负责布置会场的同学来报告，我们才从人海中涌出了自治会。
风雨操场那间宽敞的屋已经挤得水泄不通，窗沿上坐满了人，还剩大批的群众涌塞在大门口。
“让开！让开！”
“从窗子上进去吧！”
无数的人声在喊，每个都不由自主地挤去挤来，我们几个同学用尽全力挣扎，死死地把老头子护着。
“请大家让让呀！看把周先生挤坏了！”
我想：糟了！我很失悔，不该昨晚就把通告贴出去！我恐怕：我们几个同学的力量不济事，闯什么大祸！
好容易挤上了讲台，我的大氅挤掉了两个纽扣，出了一身大汗，老头子站在讲台侧，一边揩汗一边喘。
“今天我们请鲁迅先生来讲演，”我跑到台口上去放大声浪作简单的报告，“关于鲁迅先生的一切，用不着我在这儿介绍……”
一片掌声随着又是一片呼喊：“我们听不见！”
窗外也在喊：
“我们听不见！”
我站在台口上，双手举起来招呼。
“请大家不要嚷！请大家维持秩序！”
但呼喊的声音愈来愈激烈：
“我们听不见！”
“到外面去吧！露天讲演！”
鲁迅在西北大学讲学
那样的骚扰平静不下去，我也弄得无法可想，老头子向我点点头，他同意了露天讲演。但我却迟疑起来了，心想：“老头子受得了？这样大的风！”
“露天讲演！”
屋里的群众实要暴动了，无数的激流往外面冲，门和窗户霎时在这一阵剧烈的恶浪汹涌中摧毁了。
我们跟出去，操场坝中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人山人海地包围着。
老头子从人们的头顶上抬上了方桌。
整整的继续了好几分钟的鼓掌，讲演开始了。
我相信，在那样多的群众当中，未必有多少人听得清。老头子的腔调压不住风的怒吼，他那满口的浙江话就连我们包围着坐在他脚下的桌沿上记录的人都不大听得懂。然而，人们却很安静，好像巳经满足了，个个都闭着嘴仰起头来把他望着，始终没有人作声。
讲演完了，一片掌声又涌起一阵呼喊：“再讲点！”“再添点儿！”老头子笑了，俯下身来问我：
“怕他们不大听得到吧？”
“再讲点！”呼喊的声音更高涨了。依了群众的要求，老头子又添了一点儿。
群众跟着涌出了操场，老头子被重重叠叠的人们包围起来了。
几个同学拉着我，一律都是涨红着一张脸，不住地喘，声音在喉管里发抖：
“请你给周先生说一声，我们要给他照一个像，先前讲演的时候，他总躲开不给我们照……”
我传达了他们的要求，并且介绍过了。周先生表示接受，同时解释：
“他们先不给我说，我知道是什么人？”
老头子本来想走出去，说是他还要到琉璃厂去买点东西，但我们却坚持着还是去叫一辆车来。要不，这样多的群众摆不开，怎么能够拖起一道在大街上走？
等到把车叫了来，我们钻进了车厢，包围在四周的群众中又挤了个人进先我一眼望着很面熟，但一时又记不起他姓甚名谁。
我们的车子开出学校，群众一直追到了大街上。
在车厢里，经老头子的介绍，我才记起那位挤进来的人原来是数年前曾经在一位朋友处会着过的台静农。
“刊物的事情，我们可以一块儿谈谈。老头子把我们望望，又把台静农望望。”
我们到了信远斋，老头子买了很多的蜜枣和果脯。我望着店伙在一包包地捆那些食物，忍不住发问：
“周先生买这样多，是不是要请客？”
他笑了，吐出一口烟子来答复：
“你们才应该请我，我明天就要走，难道你们不送一点礼物？”
我们回到了西三条，他拿出一些脆的薄饼（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出来向我们说：
“我现在请客了，这东西很不错！”
谈到了出刊物的问题，在先是人的问题，我们决定了哪些人来作中心，斟酌哪些可能同我们接近的人们拉来一块儿合作；大家又提了一些书店出来，分配着去找关系接洽出版。并没有费印多少时间，就把一切问题都商量妥当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老头子已经决定明天晚车离平，台静农已经替他把车位定好了，他把时间和车上改的名字告诉我，笑着问。
“这该像一个商人的名字？”台静农又很慎重地嘱咐我！
“这是谁都不知道的，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明天”，老头子把台静农望着，“上午在法学院，下午在中大，别处都不能去了，中大回来就上车。”
我想应该他休息一会儿，不得不拉着那位同学告辞了。
记得他把我们送到门口，现出一脸的苦笑说：“那些人说我卷土重来，现在我又要卷土重去了！”
卷土重去了
鲁迅先生离平的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没有到车上去送他。几天以后，报上传出了一种离奇的消息，说是鲁迅先生经过济南的时候被扣了，但我不久就接到他由上海的来信，和一包新出版的书——大概是《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三间集》一证明了那是谣言。
长久禁锢在死气沉沉的故都的一般青年，因鲁迅先生的来平突然活跃起来了，除了我们正在筹备出版的《文学杂志》，那时的文艺刊物真是有像所谓“雨后春笋”似的勃发起来，如像《北国》、《冰流》、《北方文艺》、《创作与批评》等等，都是公开发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众。1932—1933年之间，北平的文艺刊物发行到十种以上，谁都认为这是故都的文艺复兴时代。
许多朋友要给鲁迅先生出纪念册，到处搜集照片和讲演稿，静农也愿意供给一些材料，记得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跑到静农家里去，敲开那道为我熟悉的门，突然发现一个巡警在里面请我们进去，我觉得很奇怪，“未必静农现在请巡警来替他看门？”我同那位朋友望了一眼，迟疑起来了。但，既来碰着，不进去却又办不到。我们被强迫着请进去了。到了院坝里一望，那排北屋完全贴上了封条，我们被领进了一间小小的西屋，那里面坐的尽是一个颜色的巡警。
于是我们被审问了。
问我们找他什么事？同他什么关系，把我们的身上同皮包里检査了一遍，并且把我们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一一抄了下来，还要叫我们等着。
“他因为欠了别人的账，现在押在局里有一位巡警很客气地给我解释，“你们找他什么事情？让我去打电话问问，请等一等。”
但我们不愿意等，我说他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不必再等，又不是很紧要的事情。
然而，我们的争辩终于无效，白白地被拘留了几个钟头，好在还没有被送到局里去就释放出来了。
想不到，平常那样谨守慎为的静农竟会遭我们的当局这样的待遇，我以为，大概同鲁迅先生来平有些关系，但，同鲁迅往来的也不只静农一人，为什么单独他一人遭殃？
这事情实在使我越想越糊涂。更令人糊涂的是听说情形很严重，大概还有生命危险！
这对于我们筹备刊物同出纪念册都受了不少的影响，我给鲁迅先生报告当时的情形，当即得到回信：
xx兄：
14日信收到。刊物出版后当投稿，如《上海通信》之类。
小说当于明年向书店商量，因为现已年底，商人急于还账，无力做新事情，故不能和他谈起。
静农事殊出意外，不知何故？其妇孺今在何处？倘有所知，希示知。此间报载有教授及学生多人被捕，但无姓名。
我此次赴北平，殊不值得纪念，但如你的友人一定要出纪念册，则我希望二事：一，讲演稿的节略，须我看一看，我可以于极短时期寄还，因为报上所载，有些很错误，今既印成本子，就得改正；
二，倘搜罗报上文章，则攻击我的那些，亦须编入，如上海《社会新闻》之类，倘北平无此报，我当抄上。
此复即颂时祉。
迅启12月21夜
关于静农的事情，等到一个多月以后，一切巳经“大白”以后才听说是这样的：当中大社会科学系主任马哲民被捕，在他家里捉着一个教员，说是住在台静农处，以后军警又在台的家里抄出一箱友人存放在那儿的仪器，误认是炸弹，连静农本人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可怕的东西，于是事情就非同小可了。等到检验出来，这场悲喜剧才算结束，静农却白白地坐了一月多的监禁，他家里受了一场大大的虚惊。
等到他出狱以后，我们的刊物已经筹备就绪了，刊物的名字决定用堂皇而又普通的《文学杂志》，出版及发行巳经同北平的西北书局接洽妥当了，书店在“绝不赔本，绝无危险”原则下愿意让我们试办两期，以后看销路好了可以继续出版才正式同我们订立合同，试办期内要我们每期出一百元的印刷费，稿子由我们编好最后要给书局审查。当时，稿子在我们是没有多大的问题，对于将来的销路我们也很有把握，只是这两百元（共出两期）的印刷费却什么办法都想尽了，好在大家饭不吃都不要紧，刊物是非出不可。各人一元两元地自愿认出来，同时还由私人去募集，不足的就派出，我们知道鲁迅先生的经济情形并不很充裕，给他派了二十元，一次缴足。
于是，四处发信、催稿、要钱。
因为我们催得太急，鲁迅先生的《上海通信》无暇写出，另外寄一篇《听说梦》（《文志》一期发表），并回一信：
XX兄：
去年12月27日信早到，今寄上文稿一篇，并不是为《文学杂志》而做的，系从别处收回、移用。我在这里也没得闲，既不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