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其一，“君子不器”；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其五，君子不党。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学习的态度
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
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
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
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更进一步。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
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2）关于学习的方法
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3）关于学习的范围
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个标准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4）关于学习的目的
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邦国，又不能独立做主应对。这样，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学习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
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了。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
当然，在孔子看来，读书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关于教育的指导思想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
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也就是说，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
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也就是说，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列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导他了。
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等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
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
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于教育的目标
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还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士”、“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
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
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二、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1、孟子（孟轲）简介
孟子(其生卒年月无可详考，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中国战国时期杰出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邹(今山东邹城)人，父名激，母仉氏。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3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齐、梁、鲁、邹、宋、滕等各诸侯国，想推行他的主张，但不被他们所接受。当时是诸侯争霸，“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晚年回到故乡，即退隐专心从事教育与著述活动。他的著名弟子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等。
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此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时，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的内容。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地位仅次于孔子。
2、孟子的教育思想
孟子以“人性善”为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阐述了教育内容、目标、作用以及任务；同时，对教育者、教学方法、受教育者和学习方法提出了深刻见解。
（1）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善”。
①人性之善也。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观点。于是，在先秦诸子和百家争鸣之中掀起了一股讨论人性问题的热潮。人性善恶问题是一个热点和重要内容，孔子并没有明确表态人性是善还是恶。孟子将孔子“性相近”的观点发展为性善论，沿着这个基本方向，他系统地提出了“道性善”（《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学说，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生而就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者，无不知敬其兄者。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因此，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孟子认为这四种心，都是人天生所固有的。他还给人的善本性，作了内涵上的规定，“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里所谓的“四端”或者说“四德”即“仁义礼智”是人善性的集中体现。在他看来，这种善性是人所固有的，并不是外界的赐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章句上》）
②扩而充之，人皆可为尧舜。虽然人人都有善端，“人性之善也”，但是如果不扩充它，那么这些端绪就会随时泯灭，“可使为不善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章句上》）并说明了扩充善性对社会的重要性，“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章句上》）孔子曾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认为只有圣人才有“生知”。然而孟子则认为天下之人皆有“良知”，“舜，人也，我亦人也”，“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告子下》）“圣人，与我同类者。”无论圣人、凡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意思是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过是把人所固有的善端加以扩充而已，如果凡人也能将固有的善端加以扩充，也可以成为圣人”。
③如何充分扩充人的善端呢？孟子认为有客观和主观两个因素。孟子说，水向下流是水的本性，但是：“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人也同样如此，“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也。”(《告子上》)同样的子弟，在丰年和凶年表现不同，并非其天性不同，而是由于不同的可观环境造成的。当然，他又认为主观因素起决定作用，“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舜所处的环境和深山野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有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的积极向善的主观努力，而野人屈服于恶劣环境，缺乏积极向善的主观努力，其固有的善端不能加以扩充，“自暴自弃”、“言非礼义”，使“善端”遭泯灭，走上“为不善”的歧途，最终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不能成为圣人。
那么，如何才能把生而就有的“善端”变成现实的伦理道德呢？孟子的“人性之善”观点，为其教育思想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而他的人性“可使为不善”的观点，则为其教育思想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础。“孟子主张用通过教育的途径来扩充先天的‘善端’”。因此，性善论是孟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2）教育内容、目标、作用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