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国藩简介
曾国藩（1811-1872年）：清朝杰出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重臣，又被称为“大清中兴第一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属双峰）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嘉庆十六年生于湖广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兄妹9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但生活较为宽富厚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
曾国藩从小发愤图强，6岁时入塾读书，8岁时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但连考2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1年，在虚岁28岁时，道光十八年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步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借着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曾国藩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也是大清朝廷最为重用的汉人官员，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藩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王夫之、颜之推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和教育巨匠。
在思想学术上，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与百科式学者，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夺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在持家教子之术上，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八本三致祥教育，曾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儿女，尽管是侯门大族，一百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曾国藩家教理论体系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了一套治家育人的完整可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曾国藩家书》简介
《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际，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阐述，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孕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便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从不放弃自己的品德修养，至其年老，政治思想成熟，也不放弃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自责。他的一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曾国藩立志求学，要求极严，抱负很高。他曾对其4位弟弟说：“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读书讲究“志、识、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观海，如井蛙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
曾国藩极重择师交友，立志向圣贤看齐。他在诗中写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曾国藩在这种志向的激励之下，终生勤俭谨慎，学修不断。因此，当清军镇压太平军起义屡遭失败时，他创立的湘军却能扭转败局，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清政府称他是“学本有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赞扬他是“中兴第一名臣”。在极重“立德、立功、立言”的湖湘学派中，曾国藩既是一名推波助澜者，又是一位成功的佼佼者。毛泽东服气曾国藩，就是服他是位“大本大源”、倡学促教、陶铸人心的学者和政治家。蒋介石经常向儿子蒋经国讲述他学习曾国藩的心得体会，一再叮嘱蒋经国要终生学习研究《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早年致力学问，其学术研究从历史、古文到书法、理学以及各种典章制度。他渴望多做学问，与当朝大学问家梅曾亮、何绍基等名士媲美。但他最终没有成为一位著述丰富的大学者，主要原因是他还来不及著书立说，就已升至二品高官，从此忙于官场之争，再后来投身于戎马征战之中，使他不可能固守书苑，一心研究学问。当代著名学者南怀瑾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13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1套《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在攻克天京后，权势极大，功高震主，朝廷对他极不放心。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因而在击败太平天国后，一方面自裁湘军，一方面把《家书》刊行问世，借以表明自己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曾国藩家书》自此便风靡流行，历久不衰。后经多家取舍整理，形成多种版本。总的说来，其内容包括了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学、治军、为政等方面，这些家书真实而又细密，平常而又深入，是一部真实而又生动的生活宝鉴。
曾国藩的家书，上自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他毕生强调立志，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为自己写下座右铭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在其家书家教中，立志之论甚多。立志之后，据此求过，自律自勉。他说：“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曾国藩原先嗜好吸水烟，后来他要戒绝，但也不太容易。他对其弟说：“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曾国藩硬是凭借着顽强律己的毅力将烟戒绝。
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他在致其弟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便把自家学坏了！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至于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曾国藩崇尚坚忍实干，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是在失意时绝不灰心。他在安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费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
在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则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没饭吃，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
关于曾国藩的“与弟书”，刘伯承曾对薄一波说过：“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他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过不少的信，其时曾国荃镇守南京，已是万军之将。曾国藩在信中一条是劝他戒躁，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另一条是劝他要注意及早选拔替手，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薄一波也补充道：“曾国藩讲的这两条，作为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
曾国藩的教子书谈的多是读书做文之法，与弟书谈的多是治军为政之道。曾国藩、曾国荃的治军为政，与刘伯承、薄一波的治军为政当然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如“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这类方式方法也就是战略策略，则古今前后尽可相通。故刘伯承觉得可以借鉴，薄一波也认为不无道理。
当今现代化，似乎无须熟读古人曾国藩的家书，因为它决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的世界。但是，它虽然不能指导我们迈向明天，却很能够指引我们了解昨天和前天，即了解旧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旧中国统治阶级有它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方法，这就是以儒为体，以法为用，以黄老为权，以纵横为变，在这方面，曾国藩有很深的心得。他的成功，主要得力于对传统政治权术和谋略的运用。而在与弟书中，他最充分、最坦白、最没有保留地同他的弟弟进行了交流。
应该说，一个真心希望中国现代化的人，对于在旧中国实行专制统治的“帝王将相”，以及为其制礼作乐、出谋划策的形形色色的“士师”们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权术，从理性上到感情上都不可能不深恶而痛绝之。然而，欲求中国现代化，尤其是愿意多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的人，却又非认真研究和剖析这种代代心传的“法”“术”不可。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中国衰朽的过程。就其本人而言，早年专精学问，学做圣贤，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后从戎理政，也大有所成。他的门人李鸿章曾感叹地说：“吾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卓绝一世。”曾国藩关于治学修身齐家和立志立功立德的论述，对后人仍有研究和弘扬的价值。
三、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
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是因为他对历史上官僚地主家庭的盛衰看得很清楚。清醒地认识到官场险恶、官员沉浮对家道兴衰的影响。为了保持曾氏家族的兴旺而重视家庭教育。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从其家族看，曾国藩的几个弟弟都是立功、立业有成，是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诸子侄乃至后世子孙也颇多有成就。而且，其家庭教育思想超越了他的家庭和时代，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我们今天的子女教育有着不少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下面让我们详细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
1曾氏家教思想的源头
曾国藩自幼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从其求学历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曾氏获取传统文化之精深、接触面之广博，这在清代列臣之中实属罕见。他是清代的大儒学家，毕生信守儒学，信仰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32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推崇备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纯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变地接纳儒学，儒学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传承又发展，融会又创新的特质。
他的儒学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
（1）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思想
曾国藩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这从其奋斗不止的人生历履及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可看出来。当晚清政府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而束手无策时，曾氏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苦心操办团练，亲自率领湘军与数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作战，虽历经挫折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取得胜利，拯救了行将崩溃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氏是参透了这一道理的。
他一生高度关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这与他入世的人生态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来规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兴旺发达，要长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知其不可而为之”出自孔子的《论语》，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一种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至高境界，成为曾氏应对变幻莫测的社会人生，复杂诡异的官场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
（2）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思想
此处讲的“汉宋”，是指儒学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个学术流派，“汉”即汉代儒学，其特点是重视对五经的考证；“宋”即宋明理学，讲求四书义理，讨论身心性命修养问题。对于儒学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因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除了儒学，他还吸纳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非常推崇老庄的道家思想，列庄周为圣哲贤人，盛赞其才，屡予征引。甚至对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法家，他也能择善而从。他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这也许是作为儒家“仁义”思想信守者的曾国藩，而日后为何会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剃头”的最好注脚了。曾氏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学的博大胸怀，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3）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
